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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静山戴文葆
我和静山闵丙德教授相识到相知，屈指算来已经十多年了。他是韩国彗田大学教授、出版文化研究所所长，继安春根、尹炯斗两 先生之后被推选为韩国出版学会会长。我是在日本讲谈社社长野间佐和子的宴会上认识他的。在以后多年的会议内外接触交往中，我深切体会到他是位严谨的学者，热忱的良友，在平日木讷中深含着感人的情意。国际间的学术自自由交流，语言上的障碍，看来还不是最主要之点。
和韩国出版学会许多先生的聚晤，我常感到是缘分也是机遇。我的老家在黄海的西岸，浮海东行，在儿时就知道那儿是历史上著名的高丽。我在小学五年级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曾自动到民众教育馆去，听路过我们家乡的金九先生非常动人的演讲。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接触过有关朝鲜古代史的一些外文的出版物；20世纪60年代初，又曾为吴晗教授摘编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做过整理查对工作。有时便想到我们两国在近代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在十多年前于东京相见后，便和韩国出版学会的静山先生及安春根、尹炯斗、韩胜宪、尹炳泰、李钟国等先生，逐渐亲近切磋起来了。
1991年，“国际出版论坛”在汉城郊区风景如画的Academg举行，我们又相见了。那是一次隆重的盛会，还有日本等国的朋友们都来出席，在会议中和休息时人们亲切地谈论。那时，中韩两国尚待建立外交关系，我和中国编辑学会邵益文先生是由北京经过香港、台北飞抵汉城的。在全体大会上，我和日本出版学会会长清水英夫先生应邀讲话。我说，中韩两国人民有着漫长的历史文化联系，我相信“比邻若天涯”的状态一定会改变的，获得了会议上热烈的鼓掌。丙德教授与我在学院入口处合影留念，这张相片及我与韩国、日本其他先生们的合影，至今还陈列在我的书房里。
丙德教授和安春根、尹炯斗诸先生，是韩国研究出版文化的先进，在有关国家都早知名，并且都是韩国出版学会的基本创建人；对于“国际出版论坛”的建立也作出了贡献。早在15年前，闵丙德先生就出版了著名的《出版学概论》。由于我未能刻苦地学习朝文，至今仍未能切实地细读他的主要著作。现在论及丙德先生的学术思想，自然不免不胜惭悚。1999年上半年，我收到了韩国出版学会寄来的《’97出版学研究》一厚册，“卷首语”是作为会长的闵丙德教授的大作。我粗疏地浏览一过，觉得这是一篇有关编辑出版关系问题的简练的言之有据的学术论文。根据韩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历史情况显示：编辑与出版二者关系密切，但编辑活动早于出版工作而先存在，早期的编辑思想往往蕴涵在撰述活动之中。这一历史性的明确论述，可供我国研究者参考。因而，我介绍给著名的《出版科学》杂志主编蔡学俭先生，建议约请金菊贤女士译出；还请邀约韩国大田专门大学(今名惠泉大学)出版学科教授李钟国先生撰文，介绍韩国出版学研究情况，以飨我国出版界同人。同时我立即函告丙德、钟国先生，均承惠允。其后两文同时刊载《出版科学》1998年9月第3期中，引起我国读者的注意。丙德教授“卷首语”的原题为《韩国出版学的传统与发展》，文中说明：“从新罗时代开始，就已出版很多图书。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著书活动，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初期。在著书活动的同时，作为出版活动核心的编辑活动，就已经开始了。高丽国的金富轼《三国史记》序言《进三国史记表》中，已出现“编集’一词。”又说：“到1960年，韩国出版才开始有了学术性的萌芽。南涯安春根先生在1963年出版的《成均》第17期中发表的《出版学原论》中指出：‘出版是文化的母亲，是人类发明的最好的武器。人类能有今天，可以说是托之于出版行为的伟力。’”安春根是韩国出版学研究的先行者。从1969年创建韩国出版学会开始，不仅仅对出版界，而且对文化各界的贡献都很大。因为出版工作具有传播、发展一切文化活动和保存文化的独特作用。丙德先生的出版研究和教学工作，业已开花结果，在出版学会同人、学术文化界和教育界产生重要影响。
1995年，丙德先生当选韩国出版学会会长。这年5月27日，由韩国文化体育部及清州市古印刷博物馆的赞助，在忠清北道清州市举行国际印刷出版文化学术会议，主题是认识韩国、中国、日本在世界印刷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并讨论韩国金属活字发明的源流和意义，对国际印刷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我和日本出版学会会长箕轮成男教授等应约出席这次会议，会上宣读了《韩国与中国的活字印刷出版文化》论文外，并报道了1990年在我国湖北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毕家坳发现了毕升和他夫人李妙因 的墓碑，此碑立于北宋皇〓四年(1053年)。我还代表中国《出版科学》编辑部和湖北黄冈地区博物馆，向闵丙德会长赠送毕升墓碑、墓地照片及博物馆绘制的毕〓故里示意图，以及蔡学俭与湖北文化厅先生们的研究论文，并分送一套给清州市古印刷博物馆，以促进国际间的注意与研讨。会议期间，承韩国出版学会尹炯斗、李斗〓、李钟国、尹炳泰先生等诸多关照，参观了在李朝兴德寺遗址上建筑的古印刷博物馆，显现着韩国文化史上的光辉。
会后回到汉城 ，复承尹炯斗、韩胜宪先生赏饭，又与出版学会诸先生饮茗聚谈。我谈到韩国历史文化胜地，特别是卫国战役纪念地及与我国清朝有关的江华岛。不意引起闵丙德会长特别注意，事后我才知道：散会后，他没有立即回到忠清南道洪城郡彗田大学，竟独自由汉城前往江华郡沿途察看。留我在汉城参观尹炯斗先生主持的汛友社门市及编辑部，收购的韩国印行的古籍(包括雕版印刷的汉文古籍)。又到文化街出售古籍(汉文古籍甚多)、古董的英沙洞阅市。后两日，由金胜一先生介绍，到东国大学及城信女子大学，与两校历史系主任分别会见，在匆促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勉力为两校同学讲中国近代史及思想史各两小时，还答复提问。匆匆言不尽意，颇不自安。
过一天，实在是喜出望外，由金胜一教授引导，申铉玉女士驱车，出汉城市西行，真奔江华岛去。在车中左右顾盼，我才知道江华的建置已改称“郡”，建成长桥与半岛相联接。在大桥上，远远就能看见高丽时代坚强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甲串墩要塞了。江华海峡水流湍急，潮声入耳，历史早已揭开了新页，我往日翻看过的日文版一厚本《江华岛史》显得太陈旧了。
进入江华郡正门先购票，那参观券上印着的相片正是甲串墩全景，在亭台后面出现奔流的峡水。我们先看了博物馆的展示室，江华郡江华邑甲串里的护国古炮和天然纪念物橙子木，高丽宫址，江华留守府及吏房厅，江华城北门镇松楼，后来又看过江华城南门和西门、练武堂、龙兴宫及忠烈祠。广城堡地势险要，是“辛未洋扰”(1871年)战胜西方殖民主义者武装入侵的纪念地，当年显示了朝鲜军民无比的英雄气概，迫使对方不得不放弃江华岛作战计划，增强了朝鲜人民的国家危机感和民族意识。不过，但也滋长了传统的华夷观和盲目自信，没有以此为转机来引导国家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在广城堡徘徊良久，观看了当年的巨炮和双忠碑及无名勇士碑。然后登上地形绝妙的龙头墩，沿着城墙观看海峡的形势和滔滔的流水。再往高丽时代外城要地德津镇、草芝镇，城壁上炮弹痕迹扰存；旋又瞻拜“丙寅洋犹”(1866年)巡抚千总梁宪洙胜战碑。奉天台既是祭祀祖先发祥地的祭坛，后也成为防范外敌入侵的烽火台。江华岛的景物使我沉思，一个民族、国家的兴盛，经历多少刀兵、风雨啊!
我在江华岛上还看到韩国文化的智慧之光。在博物馆进门不远处，竖立“世界金属活字发祥中兴纪念碑”。高丽时代蒙古军入侵时，高丽王高宗十九年(1232年)迁都江华。由于在此之前，以宋版《蜀藏经》为底本，历经六十余年雕印的《高丽大藏经》及续藏，此时为蒙古兵火所毁，因而于此再雕大藏经，这就是后日版藏海印寺的世称“八万大藏经”，总数达6 780卷，两面雕刻的木板共有86 600块。这是高丽印刷文化史上值得自豪的国宝。同时，金属活字之创制，江华岛也是发祥地。这些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是我长久想参观的。在江华岛游览，得见韩国古代和现今许多历史文化实迹，终于圆了我多年的想望。
更使我欢欣的是，韩国文化界人士为了宣扬民族文化，曾有诗歌碑建立运动。由全国诗歌碑建立同好会的发动，该组织于1985年9月建中兴碑于江华邑水门口，属此项有意义的活动的第16次。我在同好会印行的纪念备忘录上，174名会员题名中，注意到有闵丙德先生的大名；赞助的出版单位中，有汛友社尹炯斗先生和大韩出版文化协会李斗瑛先生的题名，都是我所钦敬的良朋好友，又于此得见，引为欣慰!
我起初听说闵丙德先生先到江华沿路察看，觉得他为我过分辛劳，心中殊为不安。及至我来往江华一趟，才看到江华虽在汉城西边不远，而北边距“三八线”又很近，沿途不时有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往来，较之汉城东郊建筑很差，似觉荒僻，况且海上小岛较多，因而很关注。我这才更加感到丙德先生对朋友厚爱，关怀备至。这使我想到：若不具备理念与感情的交流，难以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
当我们在黄昏时返回市区，到申铉玉女士的咖啡店门前，猛然见到尹炯斗先生正在店中坐候，令我惊喜异常，格外感到尹会长和闵会长待人多么关切与温暖啊!
江华岛观光之行，我内心确实体会到：看来似乎表面木讷的静山闵丙德教授，既是严谨的学者，又是热忱的良朋。韩国出版学会真是个学术贯串着友爱的研究团体!
1999年12月10日于北京东城之映雪书屋
(作者单位：三联书店) (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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