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目 录
|
|
韩国学者闵丙德先生吴道弘
这些年北京的春暖总是来得早。三年前一个春暖的早春，我有幸在北京认识了闵丙德教授。跟我国的传统相同，韩国人的姓氏，也有取名与字的，名号并用。闵丙德先生，字静山，多么富有诗情。我国唐代诗人王维的名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从中传达出诗人宁静安谧的心情，烘托出一种情逸淡泊的思想。见面寒暄以后留给我对闵先生的美好印象。1993年我访问过韩国，只在汉城住了九天。很遗憾没有机会见到闵先生，他在外地的一所大学里教书。虽然我早已拜读过闵先生的一些文章，钦佩他在出版学、编辑学方面的造诣。这回亲眼见到闵先生文质彬彬，神态潇洒谈吐儒雅，又很机智幽默。这位教育家、出版家和学者的丙德先生，有着广泛渊博的学问和诚挚亲切的处世态度，留给我更加鲜明的印象，是不容易忘怀的。
与闵先生一起到北京的，还有尹炯斗和李钟国两位先生，他们三位组成的韩国出版学会代表团是应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邀请来中国访问讲学的。尹炯斗先生是旧友重逢，我到汉城时曾经拜访过尹先生并参观他的出版企业——汛友社，受到真诚的接待。对尹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卓越的出版家才能，衷心敬佩，以后也就成了朋友。李钟国教授富有朝气，专注出版学教学与研究，成果累累。我与他也有书信往来。对我来说，他们是我的韩国朋友中的旧雨新知 。能够在北京见到他们，自然无比高兴。
早在1969年6月，韩国出版学会就在汉城成立了。学会的宗旨是对出版领域进行学术研究，以期促进出版科学化，加速出版文化的发展。丙德先生是参与发起成立韩国出版学会的少数几位热心出版研究的学者，学会成立就当选为干事，总管学会的日常工作。学会的会员都以极大的热情与献身精神，坚持不懈地从事出版科学的研究工作，集中反映在该会每年出版一册的学术论文集《出版学研究》里的研究成果，既是表明韩国出版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和推进出版科研的国际交流。中国的出版科学研究者十分关注韩国教授、专家们的论文，从中得到启发，并重视吸收营养。韩国教育家安春根教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人格的魅力在大学讲坛上培养出不少出版专家。这对于我国高等学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有极重要的启示。应该说，研究韩国的经验，对发展和促进我国大学出版教育也是有益的。
我国1998年全国图书出版总数上升到13.8万种，印数达到73亿册。图书中内容平庸、重复出版和编校质量差错等问题还比较普遍。不过，1999年重印书继续增长，它与新书出版的比例也在增大，大致重印率为46%。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图书出版的文化积累价值在提高。然而在出版业内外，至今还存在某种轻视出版科研的现象。闵丙德先生关于出版科学研究的目的性和重要性，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必须为出版实践进行理论研究，用以指导未来的出版实践。他说：“出版的基本目的，在于对出版行为和出版现象，经过研究和理论化之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出版行为和出版现象的理论根据。”他还鲜明地指出：“出版学的研究是在出版行为、出版过程、出版现象中以寻求出版学固有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作为基础进行研究。”正如安春根先生所说：“出版理论是把所有有关出版的合理化和可能性因素的知识，加以调整综合之后所产生的理论。”闵先生还说：“出版学目的的重点，应当放在对不正确的东西予以纠正，对正确的东西要予以肯定，并提高之，从而为出版学和出版文化、出版产业持续不断发展做出努力。”这些都是言简意赅的重要论断。
韩国的研究者们，经常阐述的“出版文化”和“出版与文化的关系”，这也是我国研究者们重视的一个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版史研究者就从文化史的角度来阐述出版的历史。上海的出版家宋原放、李白坚著的《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就是有代表性的著作。闵先生在这方面也有精辟的见解。他说：“出版工作具有传播、发展一切文化活动和保存文化的独特作用。”“作为文化的接受者、传播者、教育者的出版，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之一，必须要做到系统化，出版的科学化不论从发展出版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出版文化事业及其重要位置角度看都是很重要的……出版学的研究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出版、编辑人员，并帮助图书馆或者新闻、杂志以及其他宣传和公报等的活动。”
十分明显，出版对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贡献，而出版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促进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手段，因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把出版工作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出版工作中的一些技术性因素，也就有可能转变为学术性研究的对象。我想还是需要引用韩国出版学先行者安春根的话：“出版是文化的母亲，是人类发明的最好的武器。人类能有今天，可以说是托之于出版行为的伟力。”(《出版学原论》)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更加表明不断加强出版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我在1993年访问韩国时，安春根先生已经在头年逝世了。我们得到安先生的著作《杂志出版论》，是请韩文专家张明惠女士翻译成中文后，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出版业也正经历着从观念、技术、体制与运作方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出版改革的实践无疑是发展出版科学研究的强劲推动力，出版科学论文的研究视角开阔了，理论层次更加深化了，从而使出版业在实践与研究的互相促进中，极大地推动出版文化的发展。
就在闵丙德等三位先生来华访问时，他们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内容丰富的学术报告会。中方在距离壮丽的天安门不远的著名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中韩两国的出版研究专家和出版社的同行，继续进行学术交流。有中国出版科研所、中国编辑学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委员会的代表参加，满座春风、谈笑风生，宾主频频举怀，气氛热烈。韩国朋友们都是有酒量的，闵先生也是可以豪饮的。如果说尹炯斗先生饮酒时喜欢谈今说古，回忆往事，那末静山先生则是谈文论诗，酒后谈锋幽默机智。交流学术与畅叙友情交融在一起，那种融洽的友谊，至今记忆犹新。
1999年(己卯)元旦我收到静山先生从韩国寄来的贺年片，在谈雅朴素的贺卡上，他用汉文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祝词，表达分别后的思念之情，特别提到我亲笔写给他的一幅书录王维诗句的书法作品，闵先生说：“我时时鉴赏您的名笔，那文笔清净我的心情。”还赞誉拙著《书评例话》是“独特和新颖的好书”。我读着这些流畅隽永的美好字句，就像读着优美的散文诗，强烈地感受到静山先生对我国古典诗词、书法艺术等有深湛的修养和熟练的汉文写作水平。很佩服这位文学博士的道德文章，学贯古今，兼通东方与西方的学识。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转眼又到了炎热的夏季。在北京再次见到了李钟国教授，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时感到高兴的是，李教授带来了静山先生的佳音。听到要出版静山先生出版生涯的纪念文集，我很乐意写下这些回忆文字，夏去秋来，终于写成。从中可以看出静山先生为出版学研究、出版教育和促进中韩两国出版研究的交流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中韩两国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静山先生是我真诚的知己。借用唐代著名诗人王勃脍炙人口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以寄托我对静山先生的怀念之情。写到这里结束本文也是适宜的，然而我还是感到言犹未尽，只得再借用伟大诗人杜甫《春日忆李白》的名篇作为结束：“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1999年10月于北京西总布双偶斋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
(ID:5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