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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1年第2期  
 
目 录

卷首语
·两种发展观
 
·报刊的动态管理
·我写《明代出版史稿》的前前后后
·“采铜于山“的力作
·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将在北京举行
·电子出版的现状与发展
·打 造 品 牌
·注意发挥少儿科普读物的审美功能
·湖北省召开出版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会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试题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男生与女生》编辑随记
·让“九头鸟”展翅高飞
·试论现代校对学体系的若干板块
·武汉旅游的指南
·从《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说起
·写在韦译《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候
·以弘扬人间正气为己任
·一片冰心在玉壶
·走出古籍出版的误区
·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上)
·辞书编写的一种有益探索
·再谈“两种编辑”
·宣传促销 不断升级
·市场化经营模式:教材出版的战略选择
·不可忽视发印前的校样整理
·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
·从《小朋友》到《淘气包》
·当前书店图书分类的特点
·电子出版工作流程
·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障碍·机遇·矛盾
·关于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入学试题的探讨
·农村图书市场重在建设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试题
·我看美国图书营销
·面向知识经济的选题策划
·期刊编辑与印刷质量
·编辑可以利用网络做什么
·武汉大学成立出版科学系
·为什么要刊发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入学试题
·中国出版行政管理如何百对“入世”
·一校签清论
·制度创新:出版业改革的核心
·正确处理组建出版集团的几个关系
·重视图书出版合同的签订

 

“采铜于山“的力作

戴文葆


    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崛起草昧,率徐达、常遇春等渡江苦战,力夺东南,北定中原,以有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初年疆域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等处,东南到海及海外诸岛,西临非洲东境。“中国的国旗飘扬在太平洋上空,从桑给巴尔经过婆罗洲直到堪察加半岛”①。其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板滞颓靡的晚期。朱元璋登基后采取强力措施,巩固发展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在文化上实行严酷控制,以八股文取士,对文人采取高压政策,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间,不断大兴文字狱,士夫夫若不为所用,则遭斩首抄家。连宋濂、刘基等开国功臣晚年也未得好结局。在各冲要地方,设置巡检司,农民必须领得“路引”,才能出行,平日牢牢束缚於乡里田间。明朝建国后一百多年间,尽管朝廷也有一些笼络手段,但在朱元璋这位皇帝治下是很难动笔的,因此,文化学术界的风貌,颇为沉寂而阴冷。随后,在发动内战、夺得帝位的朱棣治下,著名翰林学士、主持纂修《永乐大典》的解缙,最后也被以“无人臣礼”罪下狱杀死。直到弘治,正德年间以后,社会经济经过较长时间休养生息,虽然统治阶级日趋腐朽,由于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和海外贸易日趋繁盛,城镇商贸交流活跃,不但造船、纺织、矿冶等行业迅速发展,连一些开初尚不发达的造纸、印刷、制糖、轧棉等行业也跟着兴盛起来。封建国家的种种阻挠与压制,受到新经济因素的出现、市民声势的日增和百姓生活日用的要求冲击。小说和戏曲在明代获得重大成就,通俗文学受到城市平民的欢迎,各类创作竞丽斗妍,皆行于市。此外,“王学”的传习,选家之辈出,与出版行业的发达表里相须,互为促进,图书生产兴旺起来。当时以读书著述终老的李诩(1505~1593)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②
      执笔至此,我谨介绍缪咏禾君著《明代出版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对断代出版史研究的贡献,并试谈及时下著作界颇为缺乏的认真负责的“采铜于山”的严肃审慎的实践精神。
    出版史研究的界定
    缪著《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全书计十四章,并附有《明代出版大事记》。开宗明义申论了出版史研究的界定和方法,首先指明出版史研究的是图书的编纂、印刷、出版、发行等方面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规律,是历史科学的一门分支。出版史有许多相关学科,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级而交叉的学科,主要有三门,即书史、印刷史、编辑史。出版史和这三者研究的对象都是图书。这四门的区别,主要是审视的角度不同:书史从已经成形的图书着眼,兼及书的内容、形式和生产过程;印刷史从图书的复制着眼,是物质生产的范围;编辑史则从没有具形的思想到写成稿件为止,是精神生产的范围。四门学科大体上是可以区分的。他认为,出版史兼及编辑、印刷、发行三个方面。
    具体地说,作者认为出版史涉及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项;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对出版提供的基础、要求,以及相应的制约和管理;②各类图书的编纂,图书体式的发展,重要图书的编著经过,重要作者的身世;③各种类型的出版机构,以及所出图书的特点,著名的出版单位;④图书印刷的物质手段,如字体、版式、版片、油墨、纸张、印刷机械等;其余四项为图书的销售和流通,图书的分类、编目及收藏,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刊行人、编辑家、插图作家、写手、刻工与校勘家、目录学家等。
    至於研究的方法,他指出,应运用诸如归纳综合、实证的、系统的等社会科学研究法。
    研究资料的收集
    关于明代出版史研究各项资料之收集,从《史稿》讲述的诸多内容来测度,显然强调尽量要采用第一手原始资料,多过目明版图书,查阅明代出版及与明代相近的官私书目,以及关于明代的学术论著与重要笔记等。还要谨慎地使用第二手材料,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应借鉴利用。他甚至强调有些材料要“穷尽”,一本也不遗漏地全部看过。
    明代出版史要研究的朱明一朝出过的图书。至少也应该得到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大概数,才能进行种种研究。正是在这个看来很简单的问题上,显示出作者的辛劳和功力。
    他以皇府收藏的图书为基础,再参酌有关公私图书目录,加上最重要的清代正式编定的《明史艺文志》,既有家学渊源又有清廷史馆文献依据的黄虞稷编《千顷堂书目》。掌握各本著录的特点,一本一本计数,明确怎样才算一种出版物,去重补缺,究该作几种统计,很费斟酌。从出版角度考虑,稿本不能当作出版物。抄本则不同,既为复制,往往卖钱,具备了出版物的条件。丛书中的子目图书,如未单独出版,一般即不作统计。作者在按出版界定并去重合计后,确定了“基本数”。接着在基本数上和后人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中明代地方志存佚总数,明代出版的通俗小说,各种戏曲出版物,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著的科学书和宗教书,还有童蒙书、应举书、日用杂书,以及其它稗官野史、笔记小品等,然后把明代出版物的数字进行加诚。这种对勘、增减的工作十分艰苦。作者说:“根据这些统计,如果我们把明代出版物的数字暂定为3.5万种,大概是不会太离谱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史稿》作者“逼近”明代出版总貌的努力。这是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法门,在掌握主要史实的基础上探讨出版业方方面面的状况。
    《史稿》内容主体
    从第三章到第十二章,很实在地构成了本书的主体,论及明代出版机构和出版管理,分述皇室内府司礼监经厂、全国最高学府南北国子监及中央六部等政府部门刻书,而皇帝儿孙藩王府刻书(称“藩刻”),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特有现象。下至地方府、州、县政府,为标榜本地区人文之美,在明后期也刻印本地名贤创作和名胜古迹文献。坊刻和家刻的民间自行刻书,也十分发达。坊刻为书商经营,聘请作者选家主持笔政,书籍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渠道,其例规开始带有近代出版机构的办法。第四章介绍明代出版的集中地区,南北二京之外,江浙的苏州、常州、扬州、杭州、湖州,闽北的建阳、崇安,湖广的汉阳,安徽的徽州,四川的成都,陕西的西安,江西的南昌,山西的平阳,大都为重要出版中心,有的相继几百年,影响四周十多个州县。有些有代表性的行省,如文化比较发达的京师北直隶,出书较多的江西省,云南地方政府资助刻书,佛教信徒及少数民族人士刻印图书,也有介绍。在宋元刻书的原有基础上,印刷技术有了大大发展,建阳和徽州等地出现不少雕版技术高超的工人,受到外省各处招聘,传播了专门技艺,雕刻出精美的插图,至今还为人赞赏和珍爱。明代学者胡应麟(1551~1602)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③《史稿》在这方面的介绍,比现今常见的有关书刊详尽多了。书中注意徽州刻工被招请到外地,发扬套色,版工艺,对于印刷技术的交流,特别是对小说,戏曲及通俗文学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书中还单立第五章,介绍常 熟汲古阁毛晋的系列出版工作,品位高,品种多,校勘精,全国闻名。第九、十两章,专讲明代出版物的装帧设计和印制,以及印刷技术的重大革新。第十一、十二两章,介绍明代出版书籍的经营与流通工作,向国外的传播,并及读者与藏书家对出版业的影响。
    万人进京讲诵《大诰》奖
    在各类图书编纂的第六、七两章中,《史稿》首先介绍“制书”的编制,这往往为出版史研究者所忽略。作者指出:“研究制书的编印,可以最清楚地了解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出版这个工具的。”
      所谓“制书”,是皇帝命令的一种。明代著名学者、与李贽交游最笃的焦(1540~1620)在其《国史经籍志》卷制书类末小跋中说,其文体略同于《尚书》中的“典谟训诰”。皇帝训诫臣民的文辞,无需字斟句酌。令人惊骇的是,这种最高指示一旦颁发,“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风动草偃,晓然如推赤心置人腹中”。在《国史经籍志》中制书共有238种,其中“御制”是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撰写的,“敕修”是下令笔杆子编撰而由皇帝赐序,总数约有200种。这些制书的内容,主要教育臣民遵守法纪,或公布法令和礼仪制度,还有教育功臣,不得恃功凌法,外戚不得仗势破坏法律,教育皇子皇孙皇后要勤政爱民,善保帝业。藩王必须与中央保致一致,安份守己,应将祖训恭录于府内墙壁上。皇帝亲自注的四书五经,往往也作为制书颁行,如《御注〈论语〉》、《孟子〉节文》等。全民务须遵守的《大明律》,文武百官必须牢记的《臣戒录》、《诸司执掌》、《为政要录》、《省躬录》、《志戒录》等。这些制书用来齐一民心,统一思想,巩固皇朝的统治,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教材。
    制书中影响最大,震动全国者,当推《大诰》。内府刊行《大诰》初版本时,朱元璋严切训示:“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续编》颁行时,又重申前令:“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颁布天下,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在出版的《武臣大诰》序中,要求军队中官兵及其家属也须“人各一册”;且又规定《大诰》是全国学校的必读书,“上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
    在这种种强制性规定下,这本“至宝之书”很快便在全国流行,从京师到地方都有刊刻。不久朱皇帝又想到孟夫子书中有好些对君上不敬的话,大发脾气,在《武臣大诰》出版后,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颁发《〈孟子〉节文》,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85条都删去了,编成节本。后来有人替孟轲求情,说他虽讲了一些不客气的话,还是对维护皇帝至高无上地位有好处的,才恢复了他在孔庙里受配享的待遇。经删定的《〈孟子〉节文》稿本,为当初已七十三岁到集庆(南京)投效的刘三吾整理而成,现在还可在国家图书馆书库中找出来。
    《史稿》对《大诰》的刊布,明确称为“巩固皇朝统治的出版物”,在全国发行时,气势凌厉。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讲诵《大诰》的讲师,率徒赴京,到礼部背诵《大诰》,视其所诵多寡,次第赏之。甚至天下有读讲《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还记述了当年颂扬讲诵《大诰》给赏的诗句。礼部与皇家组织这一活动,岂仅荒唐滑稽,而且厚颜无耻,在出版史的论著中留下了空前自秽的篇章!无怪乎只能面从于一时,身后便灰飞烟灭了。
    高斯的深刻建议
    《史稿》作者的老上级高斯同志,十分关注明代出版史的写作,他对作者提出深刻中肯的建议,要从民族文化的绝续,从对国家治乱的影响,从思想演变的源流等高度着眼。作者将这部初印本谦称《明代出版史稿》,正表示他决心向上述揭示的高度迈进。
    我是注意新著的读者,首先关心的是新书比前人著作多提供了一些什么新内容,或是发前人所未发,或是推陈出新,温故而知新,弥补了前人百虑而一失等等。我总期盼新书有点新义,作出点创新。目前论者往往指责学术界弥漫浮躁气氛,出版文化界急功近利,不肯下功夫收集新资料,思考新认识,只注意在包装上用劲,欺蒙读者。《史稿》却不是这样,它使我想起顾亭林“采铜于山”的教言: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钱,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以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④
      在《史稿》中,提到的明代图书在2 000种以上,介绍了200个出版人物和近20幅精美的明代书籍插图,正文、附录中,到处都留下了作者“采铜于山”的足迹与手印。仅就收集、整编明代史料而言,充分说明这部《史稿》是断代出版史研究中辛劳严肃的力作!
    2000年2月28日于北京和平里


    ①引自李约瑟著《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中译本第11页注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②《戒庵老人漫笔》卷八,中华书局出版
    ③《少室山房笔从》卷四,中华书局出版
    ④《顾亭林文选·与人书十》,华忱之校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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