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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土中国的深切忧患李正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掀起一阵现实主义冲击波，最惹眼的作品当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当时的中国，从城市到乡村，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厄与阵痛。《分享艰难》等作品的出现，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社会和文坛对这批作品的反应强烈，议论纷纷。刘醒龙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当今的社会意识仍非常脆弱，听不得“分享艰难”这组词，这其中也涉及中国文学界对如何理解和阅读现实主义作品时出现的重大分野。
沉寂多年以后，刘醒龙给我们引爆的仍是一颗“乡土”炸弹，编织的是一个乡村政治权力寓言，那就是长篇小说《痛失》。作品以一个乡土小县的权力争夺为结构故事的纽带，以人性的变异为叙事元点，通过人事流变来揭示矛盾。讲述官场腐败，直击用人缺陷，痛陈良知沦丧，疾呼道德回归。作品写了一个乡村权力场的整体腐败，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吃喝斗升、聚敛毫厘的腐败，而是一种肌体上的“毒瘤”与坏死，是主人公孔太平所持的官场新规则。他们已然没有信仰、原则和是非，而只有个人私利。那无边的乡野，仅仅是给那些腐败者的个人利益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刘醒龙的叙述是平静的。他来自乡村，来自广袤的大别山区，他深知百姓的心思。那些恩恩怨怨、升降沉浮，是孔太平这类乡官们性格演变、转折的基础。在刘醒龙的心中，有一种深厚的“农民”情结。他从小就没有打算当“农民”，当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他那时惟一的理想是做一名中尉。他高中毕业后在县水电局做过临时工，后来进厂做了一名工人，尔后是车间主任、厂办秘书、主任，再后来到县文化馆、地区群艺馆搞创作，最后才到武汉市从事专业创作。正是亲眼目睹了众生的艰难，并亲历了这种艰难，才有他今日的反思与忧患。
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的意义，在于表达对大一统城市化和对乡土忽视的一种忧虑。
写完《痛失》以后，刘醒龙在一篇自己的创作谈里这样说道：“我没有想自己如何有良知，也不去想自己对社会承担着多大的责任。我只知道我是女儿的父亲，我只知道我是快18岁了即将走向独立生活的儿子的父亲。我的孩子们，他们有权要求我做一些事情来清理门户，给他们一副干净的门槛……”
我想，这种“门槛”，指的就是一种高洁的人文环境，一种充满较高道德水准的社会风尚，一种摒弃险恶、狡诈与龌龊的人伦关系，以及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实在，以民为本，以德为准，实现基层合理用人机制的良性发展前景。
刘醒龙的忧患，将成为我们共同的忧患，当为之疾呼，为之警省……(作者单位：长江文艺出版社) (ID: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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