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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入党和读书王 益
我 的 入 党 和 读 书 ——为党的80诞辰而作 王 益
1934年，国民党无锡县党部，逼我填《共产党员自首书》。我当时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连共青团员都不是，我怎么能填《共产党员自首书》?填《共产党员自首书》就等于背叛党，我怎么能背叛党?但当时国民党无锡县党部却逼得很紧，先是传讯我，把我叫去训话，发给我空白的《共产党员自首书》让我填。我不填，就叫我把它带回家，想好后再填。我仍不填，就派特务来纠缠，三天两头要我交出《自首书》。我当时正在读高中，不愿抛弃学业，采取拖延战术。后来他们对我说，再不交出《自首书》，就“不客气”了。我知道拖 不下去了，再不填，就要逮捕我。我不得不在这年的10月，带着空白的《自首书》，逃往上海，把它交给了我认识的共产党员。在此之前，我的好朋友孙佐凯，与我同样情况，既非共产党员也非共青团员，也因国民党勒逼填《自首书》逃往上海。逃跑之前，对我说，如果在无锡站不住脚，可以到上海去，生活总是有办法的。有了这样一句话，我才能往上海跑。这时我的年龄是16岁10个月，离17岁还差两个月。
国民党逼我填《自首书》，也不是没有些许因由。当时我有强烈的抗日反蒋的思想，对党也有一点认识，与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有联系，做了些出版刊物和在墙上写革命标语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进步青年。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党团组织常常受破坏，被捕以后有些人往往“自首”。在共青团县委书记征求我意见，希望我入团时，我表示暂不入团。与共青团县委书记联系上不久，他就被捕了，供出了我，但也如实地说明我并未入团。国民党不管这些，却要我作为共产党员“自首”。他们这样做，有两层用意：如果我“自首”了，党就不再要我了，可以把我与党隔开；二是为了邀功，他们把逼我“自首”称为“肃反”，如果我“自首”了，是“肃反有功”。实际上，国民党这样做蠢得很，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把进步青年往党的怀抱中推，逼上梁山。
逃到上海后，我加入了中华民族抗日武装自卫会。它是党的群众性的外围组织，现在很少人知道它。《辞海》中找不到这条目，《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提到它，建国后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中提到它，姚依林逝世后发表的生平介绍中提到它。这个组织符合我当时的觉悟水平。国民党对它同样是要抓人的，我加入后没几个月，我们的小组长就被捕了，我侥幸没有被捕。
上海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后，有一段时间，上海几乎很难找到党。1937年抗战前夕，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才逐渐地把党组织恢复起来。1937年底，华应申告诉我，他已找到党，他想恢复党的关系。他说我已具备入党条件，可以申请入党。我认为我对党的认识很幼稚，不宜马上入党，还需要努力学习。应申没有催我。1938年我调往广州工作，在广州人生地不熟，与广州地下党没有任何联系。在此期间，我读了一些关于党的书。主要读了《论共产党》。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厚厚一册，几百页，是收集摘录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可能还有张闻天)有关党的论述编辑而成。原原本本，原汁原味，读来非常得益。我对党有了比较全面明确的理解，我决定申请入党。在书店工作，书很多，是读书的有利条件。光有书，还不是读书的充足条件，读书还必须有时间。我一直忙忙碌碌，没有读这本书。1938年广州沦陷，从广州经梧州撤退到桂林，从梧州到桂林走水路，逆水行舟，一天才走几十里。我在船上呆了十几天，仔细地读了这本书。入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入了党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遵守党章党纪，为党的事业奋斗一辈子，必要时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所以必须对党有全面深刻的认识。1939年1月，回到上海，我申请入党，得到批准。入党介绍人孙冶方在批准我入党的支部会上说，王益受党的教育多年，已符合入党条件，不需要后补期了，并指定我担任党小组组长。他还指出了我认识上的不足之处：在入党申请书上没有写“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的入党申请书是我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党的最低纲领，紧紧地吸引了我；对共产主义制度，我认为是遥远的事，写不写都可以。当时不了解，有或没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大不一样的。
我在国民党“封”我为共产党员四年之后，读了一些书，才申请入党。书读得不够，因此入党申请书都写不好，严格讲，它是不合格的。(作者单位：新闻出版总署) (ID: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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