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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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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下)肖东发
二、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缺憾
从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总体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文献信息传播领域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两大发明更是举世无比，在图书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典藏等方面，相当长一个时期走在世界前列，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总结并加以继承的。但是缺憾也是客观存在，有的甚至与我们的发明与贡献同时并存。下面仅以活字印刷为例进行分析。印刷术在我国发明虽然很早，但改进迟缓，活字印刷术未能成为出版业的主流，印刷术的社会作用也不像欧洲那样大，值得深入研究。
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明显地具有速度快、用料省、效率高等优点，然而，从毕 发明活字印刷术到鸦片战争的800年间，活字版不但没有取代雕版，就连与之同样的发展都谈不上。有人用清末版本目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统计，其著录历代书籍7 748种，不同版本20 000部。其中活字印本仅220部，仅占1%。解放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共著录历代善本11 000多部，其中活字印本也只有150余部，仍不到1.5%。在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所以不能在印刷中占主导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社会原因。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瞧不起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把各种新技术视作奇技淫巧，对活字印刷也一直采取不屑一顾的冷漠态度。其次，从思想上看，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缺乏探讨自然规律的志趣，其主要内容是封建伦理道德，崇礼复古，因循守旧，重农抑商，重理轻技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官私工匠一旦掌握了雕版技术就易墨守成规，不愿改动。第三，从学术方面看，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独霸了学术领域，我国图书类型长期以来在经、史、子、集的圈子里徘徊，宋朝以后更是踏步不前，加上科举只以儒经为考核内容，四书五经不仅是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法典，而且是他们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这些书一旦雕成书版，便可长期使用，即使是毁坏了，还可以修修补补继续使用。在历史上收集前朝留下的雕版刻书，利用其为新王朝服务的事例屡见不鲜，故有“三朝本”、“邋遢本”之称。这样，在学术著作少、内容更新极慢的情况下，活字印刷速度快、用料省的优越性也就体现不出来，而雕刻成版以后可以反复使用，反倒显得简便省事。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学术保守和惰性鼓励雕版，抑制活字印刷的应用和发展
（二）文字原因。中国汉字的特殊性给使用活字印刷带来了先天性困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汉字数量巨大，制作单字困难。我国汉字常用字就有四五千个，还有数以万计的冷僻字。要采用活字印刷术起码要有十万个以上的单字，而且，还要经常增刻一些单字，这样的工作是很艰难的。二是活字印刷技术复杂，难以掌握。就制字来说，汉字的古体字大多数在8～16画之间，无论是雕刻还是制模铸造都要有相当的技艺。三是单个汉字拣排不便。汉字没有像拼音文字字母那样简单而固定的排列次序，这就为拣字排版和拆版还字带来了困难，无论是用韵目法还是部首法来排列单字，都是一个缺陷。
（三）技术上的原因。活字印刷术本身较为复杂，为一般人所不易接受。它所使用的材料又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生产过程中难于操作。
印刷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曾经产生相当大的作用，但还是不能和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自15世纪中叶欧洲谷登堡机械化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在短短半个世纪间，欧洲各国印制的所谓“摇篮本”即达三万种，每种平均印刷两百部， 而德国所印就占其中1/3。当时西方社会对印刷术的需求如饥如渴，因此促进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激发欧洲各民族的理智思潮，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发展，鼓励民族主义和建立新型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印刷术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不仅帮助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儒家典籍和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印刷，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此，印刷术既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一个基础工具，也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部分我们总结归纳了我国古代图书文化的十大特点，是从积极意义方面来分析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数千年封建制度的保守性投射在图书文化事业上，必然呈现出部分阴影。
1.在图书经营管理上，尽管我国起步很早，但始终没有形成规模和制度。
印刷在西方社会中，主要是一种营利行业，随着工业革命发展为一种庞大的出版工业，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工具。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印刷术的主要功能并非牟利，却总含有一种很强烈的道德观念。包括毛晋在内的历代私人刻书家以至国家最高出版机构——国子监在印书时，并不善经营，只强调刻书对知识的传播和文化保存，重义轻利被认为是人生的一种美德，所谓“传先哲之精蕴，起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美谈”。对于这一点也应一分为二，社会效益固然要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也是事业延续和发展的保证。图书发行基本听任民间自行其是，各级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故图书产量不低，然而渠道不畅，获利很难，民间的图书发行业单打零敲，难以上规模成气候。各级政府管理不力，书坊剽窃、盗版、擅刻、擅改屡见不鲜。
2.图书内容上，尽管类型丰富，但忽视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的高度一体化。古代典籍在品种数量上确实浩如烟海，但是科学技术的典籍占的比例极小，其原因就是儒家“重德轻艺”的观念影响。东汉郑玄注释《礼记·王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把先秦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公输班（鲁班）列为首诛，把善技艺经营工商者作为小人。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熟读儒家经典，科举入仕是他们的奋斗目标。这种文化发展的政治化倾向和不平衡状态，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书籍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中国的教育也长期停留在私塾制和科举制的落后阶段，教育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天文、历算、医药、农桑等自然科学尽管也有一定成就，但因权势者的鄙薄和社会的普遍轻视很难形成气候，此类图书便因读者与市场的欠缺而少有问世，更难以进入课堂成为教育内容。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我国的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目录学等成熟较早，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不甚清晰。
3．在图书保护上，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不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文化典籍实行遏制和禁毁，致使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除第一部分谈到的“五厄”、“十厄”这类兵火焚禁的“有形的摧毁”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摧毁”。张舜徽先生认为后一种所造成的损失更大。
所谓“无形的摧毁”，又可分为“无意识的”与“有意识的”两种。无意识的摧毁书籍大半体现于历代统治阶级修书的工作中。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后，设馆修书，笼络前朝遗 臣。就其最重要的两大工程而言，一是整理五经义疏，一是改编往代史书。结果是180卷的《五经正义》一出，其他数十百家经学书籍皆废，废弃经书的数量远远超出编出的疏义。难 怪《贞观政要集论》中有这样的评说：“明六经之义者，‘疏义’也；晦六经之道者，亦‘ 疏义’也。”唐以前写晋史的有18家之多。唐太宗认为他们的书都不够好，于是命房玄龄等改编一部。自重修的130卷本《晋书》一出，而诸家之书皆废，这自然也是图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损失。也许唐太宗在当初并没有废绝其他《晋史》的意图，但客观效果却是如此，这类事实很多，统归于“无意识的摧毁”。而“有意识的摧毁”则要比这严酷得多。早在秦始皇以前，各国诸侯对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籍就采取了禁绝的措施。《孟子》提到“诸侯恶其有害于己，皆去其籍”。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是“书厄”之始。每逢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统治者首先考虑到前朝野史、笔记诗文之内，包含了不少不利于己的思想言论，总想禁绝，以维护新朝的尊严，只不过手法不同。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就是一种文化专制，越到后来统治者手腕就越加“高明”，有时要打着“采访遗书”、“稽古右文”的幌子，干的是“查办销毁”的勾当，对图书进行一次大清剿。典型事例就是清乾隆修《四库全书》，修书10年，大兴文字狱40余起，禁毁删改的书其数量远远超过编成之书。其文网之密，搜罗之细，惩办之酷，实为前代所未见，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再有一种现象就是“因人废言”，著书人在政治上不得志，他的著作也要因此遭禁毁或遗弃。例如王安石在宋神宗时做宰相，曾颁行自著《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学校以此为教材，科举考试以此为准绳，但当他被罢相之后，他本人受到时人的唾骂，他的《三经新义》等著述也随之散亡，现在仅存《周官新义》辑本。与其相对立的司马光、苏东坡等人在“元 党争”中，也几经沉浮，著述乃至墨迹也受到很大损失。“以成败论人”的观念直接影响图书的传存禁亡，至于某些婴逆鳞伏而诛者，身败名裂之后，他们所著图书的散佚就更不足为奇了。
4．在著述方式上，编纂注疏等形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重视知识创新。
孔子提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影响深远。大部头类书强调“综贯群典”，以“征引浩博”为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著作一直占有至尊的地位，研究解释儒经的著作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经学为尊，众学为卑，经学为纲，众学为目，这是中国文化史的 特点，必然反映到图书事业之中。这样就出现了一大批为经书作注解的书，有的称“注”“疏”、“传”、“诂”、“训”、“解”、“证”、“笺”，有的称“章句”、“集解”、“正义”、“索隐”等。有的名异实同，有的意义微殊，有的互相结合成为新的名称，如 “训诂”、“校注”等。为这十几部经书，不知耗费了多少读书人的毕生精力，他们就在这几部书中打转转，不敢越雷池一步，翻来覆去地注释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背负的传统惰性越发沉重，探索和创新精神受到窒息，疑古惑经标新立异之作极为罕见，就是偶有批判四书五经反对礼教的萌芽，也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像明代李贽的《藏书》、《焚书》、《续焚书》等不但被列为禁书，还点明“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这样的学术文化带有极大的保守性、排他性和禁锢性，应该加以分析批判。厚古薄今、盲目崇拜先哲的学风还表现在某些字书和类书的编纂上。这些知识总汇式的大型工具书，一直以旁征博引广采众收为要务，强调“ 摭采群书、随类相从”，至于引述的实质性内容如何，引文之间是否重复、矛盾，彼此有什么联系，都不在考虑之列。西方的知识总汇类著作——百科全书有一个由编撰向概述型转变的过程，而中国的类书始终以汇编为基本方式，没有向著述迈进。
５．在图书流通上，中国古代公私藏书楼重藏不重用，将收集来的图书束之高阁，有如禁锢，与图书传播知识文化的职能大相径庭。
我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下令征集图书，设立职官，建立宫廷藏书机构。但是这种藏书机构很少对外开放，就是王公大臣，没有皇帝的敕令，也不得入内。遇到开明皇帝，这些藏书尚能发挥统治者施政参考及编修官书的作用。而有相当多的时间，这些藏书宁肯让尘封虫蛀，甚至因兵火而化为灰烬，也深闭固拒，秘不示人。私人藏书的情况略为好些，有的能利用搜集来的图书进行著述、编校、抄写或刊刻等活动。但肯开放家藏，供人借阅的豁达之士毕竟是少数。我国古代的公私藏书楼尽管在形式上类似现在的图书馆，但与近现代图书馆在性质和内容上有本质的区别。特别是一些秘籍孤本，被少数收藏家垄断后，更是讳莫如深，认为奇货可居，决不轻易让别人知道，有的藏书家甚至立下“借书不孝”的遗嘱，把藏书视为古董，秘藏世袭，不以示人，致使许多海内孤本，湮灭散佚，不知去向。比较而言，在图书的传播上，古代刻书家确实要比那些以藏为主、抱残守缺的藏书家贡献大得多。
三、中国传统图书出版印刷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指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观念、形态、思维方 式、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价值准则、生活方式、性格特征和学术成果等。也就是说，传统 文化表现在社会生活和人们言行的各个方面，它形成民族特色并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在古代 ，人类知识与文明的积累和传播媒体主要靠的是图书。图书是传统文化与学术成果的承载，是知识内容与载体材料结合而成的精神财富。前人的经验和智慧、创造与发明靠图书得以传承光大。今天，作为一种宝贵的信息资源，图书仍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把中国的图书出版印刷文化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分析研究中国图书文化的总体特点，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缺憾。这些优势和缺憾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进而影响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传统图书出版印刷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可以从上述缺憾分析出如下几点：
1.传统图书印刷文化对出版业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尤其图书的品种数量已走在世界前列，年出书14万种。然而，相当一部分图书的内容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同时，在相当多的年度中，科学技术类图书在品种和印数上仍赶不上文学艺术类图书的增长。在目前的图书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和抄袭现象，汇编辑录之作过多，创新实用著作较少，尤其是一些号称“大全”、“文库”、“宝典”、“宝库”之类的出版物大都是在同一水平上抄来抄去的“新作”。经济建设、科技发展急需的图书和尖端技术、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著作因征订数量少、经济效益低而难于出版，而那些不太费时费力的大部头汇编之作，却因投入小、经济效 益高而使编纂者和出版者趋之若鹜。从我国出版界曾经出现的这种宏观失控、微观失调的深 处，也可看到传统图书文化的无形影响。
2.传统图书出版文化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影响。
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依靠科技发展生产力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就在这个最关键、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曾有极为深刻的教训。究其原因，虽然有多个方面，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轻视生产劳动、鄙薄科学技术的影响显然是其原因之一。在集中国 古籍分类法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中，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44个类目中，只有农 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四类与科技有关，所占不到1/10。在该书卷首《凡例》中明确宣称“圣朝编录文以欹遗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代杂学为重也”。图书目录从其本质看是一个民族学术文化的反映，而学术文化又是一定政治、经济的产物，当产生这种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消亡后，这种文化传统并不会马上消失，还将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直到今日，增强科技意识，尊重科技人才，推动科技进步仍然是一个亟待落实的关键问题。
3.传统图书出版文化对学术研究和学风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图书出版印刷文化不仅在知识结构上存在“轻自然，斥技艺，重人生”的失重现象，就是在求知的态度、目的和方式上也有严重的偏差：一是崇拜古人，迷信经典的求知态度；二是学以致道，修身养性的求知目的；三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求学方法；四是罢黜百家，排斥异己的学霸卫道作风。文人学士大多惟经是从，惟圣是听，以通经明道代圣人立言为己任，绝少有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更少有敢越雷池一步者，社会对所谓离经叛道采取压制和围剿的态度，这种学风极大地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传统文化中这些弊端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仍有影响，例如，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经典书本，直至在20年前的大讨论后才基本解决。在我国历史上基础理论研究一直很薄弱，到了近现代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在近期有削弱的趋向，这 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造成损失和影响。至于有人为了经济效益，急功近利，不是把精力用在 提出新观点、研究新问题上，而是以“征引浩繁”为名采用“剪刀加糨糊”的做法推出“著作”，实际上近似于抄袭和剽窃。更有甚者，压制不同观点发表，搞学术垄断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
4．传统图书出版文化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图书，就其本质的作用而言是传播知识。只有扩大流通，广泛为读者利用，图书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和作用。然而，古代藏书楼“以藏为主，重藏轻用”的传统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的图书馆在指导思想和制度上不是为广大读者着想，提供借阅方便，而是设置各种繁琐手续，限制图书流通。这种现象似乎难以理解，其实也可从传统文化中找出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基础，生产资料分散，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不够丰富，一方面使人们养成勤俭持家的美德，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聚财不易、守财维艰的心理。人们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和买卖，因而商品观念淡薄，看不到商品在交换流通中的潜在价值。尤其是图书这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更需要在广泛流通中才能充分体现，我国古代藏书家多是以鉴赏家的眼光对待图书，只在纸墨行款、形制装帧上兜圈子，而忽视图书的知识内容，更不注意发挥图书的使用价值和社会作用，认识不到图书是一种宝贵资源，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又一影响是，缺乏协调和合作精神，追求“小而 全”，各自为政，严重阻碍了图书馆自动化、现代化的进程。尽管嘴上都在喊标准化、网络化、资源共享，表面上也做出合作和开放的姿态，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时常蕴含着自私、狭隘 、保守的念头，不愿把自己的孤本特藏拿出来供别人使用，总想单搞一套。所以有人说，对于我国图书馆现代化进程来说，与其说是物质设备与技术手段方法的困难，还不如说是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所带来的阻力更大些。前一种困难，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发展是比较好解决的，而后一方面的阻力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产生种种消极的影响。这就是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惯性和惰性的负面效应。
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印刷文化是一笔巨大遗产。中华民族和世界各个民族一样，在走向现代化 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因为精华和糟粕并存其中，所以全面继承和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注重分析，批判继承，才能建立起服从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新型图书文化。(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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