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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选题策划中的文化因素董中锋
作为文化产业部门的出版社，文化建设是其首要任务，文化品位是其立足的基点，文化产品是其生存的条件。作为图书出版社，图书是维系出版社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正如美国著名出版家贝利在他的《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一书中所说：“杰出的出版社是杰出的书造就的”，“出版史是出版了杰出书的杰出出版社的历史，也是图书文化品位发展的历史”。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出版社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出现了自我迷失：对图书经济运作方式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图书文化内容的强调；对编辑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经营意识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文化意识的强调；对出版业市场的强调被简化为顺应市场，从而忽略或淡化了文化思想的含量。因此，出版社要发展，就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产业的独特性，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本位。本文拟从价值论的角度，对图书选题策划中的文化因素作些探讨。
一、文化的渗透力：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复合
图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凝聚着个体与社会的双重特性。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图书是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复合体。图书的个体价值代表着图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图书的社会价值代表着图书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图书的个体价值有着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属性。对作者来说，纯粹的个体需求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二是情感宣泄的需求。对出版者来说，纯粹的个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形象的需求，二是经济效益的需求。对读者来说，纯粹的个体需求也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我认知的需求，二是情感体验的需求。
图书虽然是个人的著作和个人接受的对象，但它决不仅仅具有个体价值；在个人著作的背后隐含着社会历史的内容，在个体价值的背后蕴藏着图书的社会价值。
图书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对图书的需求是直接相关的。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各种不同层次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推动着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物质生产作为最基本的因素，要求整个社会结构合理化。这种要求通过个体心理、社会心理的中介表现出来，客观地代表着并维护着一定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这种关系中，图书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它对社会整体所具有的价值属性，诸如政治价值、伦理道德价值、经济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等。社会需要通过社会心理的中介呈现出来，这就形成了图书的各种社会价值。反过来，图书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也同样要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而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满足社会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人，具有不同的利益、意志、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其进行社会活动的方式不同，因而他们对文化的创造也有差异。同是描写宋朝的农民起义，施耐庵把它写成了歌颂农民斗争的《水浒传》，俞万春则把它写成了丑化农民、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荡寇志》。同是一部《红楼梦》，道学家见到的是淫，才子佳人见到的是缠绵，而革命家见到的是封建社会末期的阶级斗争。这说明，人类社会除了有其共同的文化生活、文化财富外，还有不同社会属性的特殊文化、个别文化。作为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产生的图书，应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应是先进文化的载体，对那些腐朽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消极文化，应拒之于千里之外。
二、文化的整合力：出版价值与学术价值的最佳结合
大凡一切文化，都必须是人的全部活动、方式及其成果在人的心理的反映和内化。从这一角度看，一切文化都可能是精神性的，或都可能以精神形态的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图书，要求以丰富的文化内涵来显示其精神形态的存在。由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需要，图书的文化底蕴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这就可能使图书的文化力将出版与学术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理论上讲，图书的出版价值与学术价值是一致的，但实际上，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方面学术著作出版难，另一方面出版者书稿难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出版者和研究者在选题上的不一致性：科研者看好的选题，出版者不一定看好。这种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价值认识上的差异造成的。其实，有些领域的选题，其出版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统一是显而易见的，如他人或前人尚未涉及的领域、学术研究的“断裂带”或“薄弱带”等等。
然而，现实存在的一切文化，并非全是以精神的形式存在着，其中有许多是以非精神形态的方式存在的。这就为图书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领域。这种图书运作起来自然有较大的难度，但其文化含量较大，因而出版价值和学术价值也较大。在那些非精神形态的文化中，有的是已经被对象化、物化了的文化因素，但在人们的现实精神世界里已被遗忘；有的是由于高度内化，变成了人的文化无意识的心理、行为及其规范；有的是由前人外化了的又重新被人们无意识地掌握着，但还没有在意识中复苏过来的文化事实，等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从词语的训诂考释入手，逐步楔入对象的深层意蕴，对若干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尤其是上古文化的种种“神秘”(如《楚辞》、《诗经》、《老子》、《庄子》)，做了整体性的破译或“现代阐释”。丛书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将出版价值与学术价值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因而取得了成功。
三、文化的引导力：出版价值与市场需求的有机统一
文化是受社会规定的。一方面，文化的对象即自然、社会、人自身都是社会性地出现在人的认识实践中，都受到社会的规定；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化的创造，都只能是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的有机结合，是社会创造与自我创造的动态互渗。这种文化的规定性决定了图书的社会性。
在社会性上，大众化图书与学术类图书是有差异的。差异之一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读者群。因此，出版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如果说学术类图书来自于科学研究的需要的话，那么，大众化图书则来自于广大读者的需要。虽然二者的层面不同，但总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
大众化图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市场的需要而产生的。市场是检测大众化图书出版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既要满足市场的正当要求，又要引导市场的需求。符合这种条件的领域应该说是较宽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方方面面，只要是大众所关注的，都可以挖掘出有出版价值的选题。当然，对大众所关注的问题，选哪个方面或哪个角度，那就要根据普适性原则把握分寸和契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语文知识精要丛书》，介绍了学科中最基本、最关键、最切合实际的知识，突出了学科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语文知识的普及和语文能力的提高，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所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出版者用精要、易懂、实用的读物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从而引导读者学习。在这里面，文化起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文化的引导力还表现为文化的提升作用。一方面，优秀图书可以推动和引导学术的发展，提高读者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广大读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图书的市场，反过来要求图书文化含量的提高。“读者对阅读日益呈现的个性化、多元化、理性化倾向，说明对图书文化内涵追求的要求在提升，这是极其可贵的现象，也是促使中国出版产业成熟的原动力。”①
四、文化的张力：精品图书的内在品质
精品图书以其巨大的文化含量影响社会，发挥其品牌作用。“品牌图书的数量及其市场占有份额，一方面是出版社综合实力的象征，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市场及社会效应引发了更大的示范作用。”②当今的一些知名出版社，就是以其闻名的图书而闻名，进而形成特色，产生了品牌效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外语类图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引进版图书、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计算机类图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类图书，等等，都为出版社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精品图书在内在的文化张力驱动下，同时也产生出外在的文化张力。洋洋123册、276亿字的《传世藏书》，依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以学术凝成了图书精品，又以精品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稳定、经济逐步繁荣、文化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图书品牌，它必将表现为多种外延和内涵的拓展。如从1 000种名著扩充为2 000种、3 000种甚至更多。从中国古典延伸到中国现代经典——20世纪文化经典。此外，世界文化经典同样可以有系统地聚集在《传世藏书》这一旗帜之下。”③同时，它外在的文化张力也限制了任何人重复性地发展。
精品图书的文化张力，还表现为两种文化的融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精英文化与俗民文化。在精英文化与俗民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在特定条件下的转换：精英文化俗化，俗民文化雅化。在文化的相互转化过程中，社会的文化创造，则在精英与俗民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两种文化的融通和发展为精品图书的产生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五十年代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培养了一代人语法修辞的能力；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多少人把它们奉为教科书；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成为无数革命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向导。奥尔巴赫的《原子时代的遗传学》、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等科普名著引导无数青少年走入科学的殿堂。”④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水准，深受群众欢迎，在社会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精品不但是一个社会生产力、科技水平、文化艺术水平的标志，而且还是这个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的素质等水平的标志。“出版物精品有三个方面的标志，或曰三个构成条件：一是它凝聚和浓缩了当代最新的文化成果，有高文化含量；二是它有创新，一出现就代表着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一个新高度；三是这个精品能够普及，能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并因此提高本领域的文化水平，乃至全社会的文明水平，最后被载入史册。精品，总是以它独有的概括性、创造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为最大多数的读者所接受，最后以一个文化坐标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⑤由此可见，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精品，是在其巨大的文化含量中，在精英文化与俗民文化的对流运动中确立其雅俗共赏的文化品质的。
注 释
①王有布：《出版社的忧郁》，载《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6月20日。②胡家诗：《论出版社品牌经营》，载《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③任文：《出版策划与规模效益》，载《新闻出版报》，1997年5月12日。④杨牧之：《“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载《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⑤梁衡：《论精神文明建设与提高出版物的文化含量》，载《求是》，1999年第3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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