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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深化的重大贡献林穗芳
《编辑学理论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出版科学》分两期发表之前，我有幸读到中国编辑学会寄来的全文并参加座谈会，为阙道隆同志的这篇力作终于修改定稿、能随即提供在编辑出版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参考使用而感到无比高兴。
任何一门为社会承认的学科都有一个孕育、创生、确立、发展、成熟的过程。学科建设大体有六项评估标准：1）研究对象是否明确界定；2）学科性质及本学科同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否清楚；3）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构成，包括范畴和概念是否分出层次和具有严密的逻辑联系，是否有本学科的方法论；4）是否有一批代表作品和教科书；5）是否被高校设置为教学研修科目；6）是否有学科建设带头人队伍。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编辑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拿上面六项标准来衡量，我国编辑学创生阶段似乎已经度过，目前正处于确立阶段，离成熟还很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编辑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开始为社会所承认，十几所高校设置了编辑学专业，但地位还不巩固。说编辑学还不成熟，主要是以第三条标准来衡量，这方面的成果还太少，谁也说不清楚我国编辑学有哪几种或哪一种理论体系已经确立。
界定“编辑”概念、在这个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理论框架，是编辑学确立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研究者要对“编辑”概念作出自己的解释是不难的，因为可供参考的材料很多。查一种词典可以获得一种解释，查十种词典可以获得十种解释。辞书界和学术界对“编辑”概念的解释已多得不可胜数，见于文章介绍的已有几十种，但很少研究者在对“编辑”概念作出解释的同时具体提出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有时只是说说思路，把轮廓大体勾画一下。要写出一份内容详尽、能较全面反映我国现阶段编辑理论研究水平的纲要实在不易，中国编辑学会组织和推动专家学者们大力攻坚是十分必要的。在编辑史、编辑业务和编辑理论研究中，后者处于核心地位。阙道隆的《编辑学理论纲要》的发表反映了我国编辑学研究20年来的长足进步，并在研究的核心领域填补了空缺，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为说明我国编辑学研究的进步和作者的重大贡献，不妨把《纲要》同作者过去主编、撰写的著作比较，同早期探讨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文章比较。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图书编辑学著作《实用编辑学》（1986年10月第1版）是阙道隆主编的，我国最早的图书编辑学理论框架可以说存在于这本书中，自然在出书之前他早已成竹在胸才会组织编写。该书到1995年印了5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87年10月出版的《编辑学论集——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其中有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编辑学理论框架或体系如何构建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大都属于“初探”“略说”“管窥”“随想”“思路”“几点思考”的性质，设想的成分居多，一篇不过几千字。阙道隆所写的一篇《图书编辑学的研究内容》也是讨论怎样确定图书编辑学的知识内容和框架体系的，其中有他主编《实用编辑学》的实际体会，而不单纯是设想。例如，编辑学要研究的内容在文章中概括为编辑活动的性质、过程、主体、外部联系、组织管理和发展趋势六个方面，认为一本普通编辑学的书中不可能一一研究各类图书的编辑活动，但选择若干种重要门类的图书来研究它们的编辑工作特殊要求和规律还是有必要的。《实用编辑学》正是这样做的，因为要突出“实用”，所以其中讲述了九种图书和一种刊物的编辑工作。此后他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探索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构建问题，为《编辑实用百科全书》撰写的《编辑学》条有一节就是讲“编辑学的研究范围和学科体系”的。他牵头撰写的《书籍编辑学概论》体现了他对书籍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新设想。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原理和范畴（包括总论、编辑方针和原则、编辑构思、编辑艺术和风格等），下编为实践和方法（包括编辑过程、装帧艺术、书籍重印和再版等）。因为是“概论”，更多地讲书籍编辑活动带共性的东西，不像《实用编辑学》那样分门别类地介绍几类读物的编辑工作。从1996年起他出任《中国编辑研究》年刊主编，一直密切关注全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进展。1998年初他在《建立和完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一文中提出12个编辑理论研究课题，随后把研究课题转化为《〈编辑学理论纲要〉构想》（以下简称《构想》）在《出版科学》1999年第1期发表。这个《构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几十年的编辑实践和十几年来所写的许多篇有关的理论文章做坚实的基础。仅仅为了“构想”二字能从标题中删去，又不知熬了多少不眠之夜、平添了多少白发，其中的艰辛不是过来人是无法体会的。
《纲要》既显示了作者对20年来我国编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高度概括能力，又力求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和创新。撰写《纲要》有三大难题：一是对众说纷纭的“编辑”概念问题如何处理；二是编辑的规律是什么，以及如何表述（如果找不出公认的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就不能认为编辑学已经真正确立）；三是编辑学有哪些基本范畴和概念，在《纲要》中怎样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从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为把这三大难题解决好煞费了苦心。在《编辑学研究中的编辑概念》一节中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时，文章不是简单地引述原话，而是在引述之后用自己的话对这种观点的特点加以概括，帮助读者了解所介绍的几种观点的区别。最后指出各家编辑定义的共同点，并肯定“不同观点的争论，深化了编辑理论研究，形成了自由讨论、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肯定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得益于不同观点的争论，“编辑”概念的分歧在缩小，把“编撰”“编著”视为编辑活动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在引述王振铎的编辑定义后，文章说“这是作者文化缔构编辑观的最新表述”；在介绍向新阳1995年提出编辑劳动的三条基本规律后，接着说“后来他又补充提出编辑劳动的第四条基本规律……对编辑规律进一步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介绍逸士1999年提出的三条编辑规律后，又说明“这是对编辑规律的最新表述”——所有这些都表明作者处处密切跟踪编辑理论研究的进展，力求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纲要》，奉献给读者。作者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三条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以推动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当然，如能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一条基本规律，将更有助于提高认识，也更便于读者掌握。
“编辑价值”是作者为构筑自己的编辑理论体系新创设的范畴。全部编辑活动都涉及价值取向，并贯穿编者的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等不同的价值目标冲突更加突出。作者强调必须坚持编辑活动以文化价值为本位价值，以出版传世之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在多种价值不可兼得时以本位价值为判断、取舍的首要标准。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编辑价值观，对防止因价值导向失误而造成价值失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编辑模式”是近年编辑学研究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构想》分“现代西方编辑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编辑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编辑模式”进行研究，后两种模式的社会性质是相同的。《纲要》依社会的不同性质改用新的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国封建主义编辑模式”、“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编辑模式”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编辑模式”进行研究，更符合科学要求，也更能凸现不同编辑模式的特点。
为了反映信息化时代编辑活动的最新发展，《纲要》增加了《构想》所没有的《网络环境中的传播媒介》和《网络出版中的编辑活动》等章节。网络传播出现后，有的论者对编辑活动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认为职业编辑将退出历史舞台。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编辑学理论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纲要》的回答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接着作者对自己的论据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编辑活动的产生和存在是由文化传播的客观矛盾决定的，在网络传播中这种矛盾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复杂化了，因而编辑活动需要加强，适应新的情况进行变革。作者强调：“各个出版单位和各种网络组织……都需要做好编辑工作；否则，不可能提高传播内容的质量，从而也不可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西方，确实有些作者把自写自编的作品未经他人编辑便在网上发表，供读者浏览或下载。但严肃的作者一般都要请自由编辑或经纪人代为润色稿件。网络出版商对稿件的要求有宽有严，要求宽的对稿件可以不进行编辑加工便给予出版，但声明对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例如美国博森图书公司就有这样的声明不负责任的出版条款：“C & M在线媒体公司［博森的母公司］对任何出版物的内容不负责任，对任何出版物的文本准确性也不负责任；对任何出版物含有任何虚假、造谣中伤、毁谤、亵渎或淫秽材料的任何指控也不承担责任……”这样制作出来的出版物，读者会放心使用吗？美国电子出版商协会要求其成员自律。协会创办人、梦幻无限公司的高级编辑邦纳·皮尔逊说：“我们履行编辑职责是十分认真的。电子出版商协会……应效法他们印刷出版界同行的经营模式。编辑是一切无补贴而付版税的印刷出版商担负的基本职能。我们也应当免费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玛丽·沃尔夫在自己的网站编了一本《玛丽·沃尔夫电子出版商指南》，一家名叫“硬壳造词厂”的网络出版公司接受出版时竟不需要编辑，她为之愕然，觉得自己的作品还没有完美到无须编辑加工的地步。结果，出版社没有给她寄校样。一两周后，她的书在网上面世，她下载一份，通读了一遍，把发现的差错开列出来寄给出版社要求更正。出版社倒也痛快，立即把所指的差错一一作了改正。玛丽·沃尔夫没有多费唇舌给这家出版社提意见，而是干脆把它买下，然后进行整顿。她说“出版我能发现的最好的书是我的首要目标之一。这当然意味着有严格的编辑要求”——如有某些作者拒绝作任何必要的修改，即使撤消他们的选题也在所不惜。注重编辑质量为她的出版社赢得了“优秀出版者”（quality publisher）的声誉，声誉反过来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读者。这里介绍一些实例意在说明：真正认识编辑的本质和存在价值，预测编辑的未来发展趋势，就不会为一时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纲要》在这个热门论题上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无论从我国起步较晚的网络出版实践看来还是从发展较早的西方网络出版实践看来都是正确的。
阙道隆是我国编辑学建设的带头人之一。他“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呕心沥血地写成的这篇理论纲要，我们应当特别珍视，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作者从一个编辑学家的角度对我国20年来编辑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心血）作了较全面的概括和升华，而且在于它在多方面为今后的编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基础。所谓“多方面”，大从理论框架构建、学科定位起，小至一般名词概念的阐释和编辑学用语的规范化，经《纲要》认可后都可以成为新的讨论的出发点。通过反复讨论、集思广益，《纲要》的内容便会更加完善，为尽可能多的人应用。
《纲要》着重研究书籍、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编辑理论，不涉及广播影视编辑活动，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因为这些传播媒介编辑活动的共性比较明显，研究成果比较多，在这个基础上构建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条件比较成熟。报纸是新闻媒介，也是广义的出版物之一种。可以说《纲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以研究广义出版的编辑活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鉴于我国从事书籍、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编辑工作的人员所占的比重较大，高校编辑专业培养的学生也主要是输送到这些传播媒介机构工作，立足于出版的编辑理论也可供广播影视编辑工作者参考，因此《纲要》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各种传播媒介之间有异性，也有共性。不同类型图书（比如著作和译作、专著和百科全书）的编辑活动有很大差异，并不妨碍研究者寻找共同点，写出图书编辑学通论。不同传播媒介的编辑活动之间的差异虽然更大，并不否定有共同发展规律的存在，问题是我们认识不认识或认识有深浅而已。在科学认识不同传播媒介的共性的基础上建立涵盖各种传播媒介的普通编辑学是可能的。随着出版数字化、多媒体化和网络化步伐的加快，出版媒介编辑同广播影视媒介编辑的差异日益缩小。拿工作手段来说，现在出版媒介在使用传统的线性编辑系统的同时，如有必要也可以像影视媒介那样使用非线性编辑系统。在《纲要》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加强对各种传播媒介编辑共性的研究，将为编写涵盖各种传播媒介的普通编辑学、构建另一种理论框架创造有利的条件。
编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学界有不同意见。解决这个问题有助于揭示各种编辑活动的共性，认识编辑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把编辑学归入文化学太笼统，也不宜归入大众传播学。《纲要》认为：编辑学在总的学科体系中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它和文化传播学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是文化传播学的下属分支学科。我觉得这样定位符合编辑学的性质。有学者提出是否存在“文化传播学”这样一个学科可以把编辑学归入其属下的问题。这个顾虑是不必要的。树木没有主干，就没有分支。学科的发展则不一样，主干学科和分支学科的关系是不分先后的。学科的发展史表明，分支学科比主干学科先出现、后出现或两者同时创生都是可能的。例如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语法学，它的出现就先于主干学科语言学。
《纲要》对编辑概念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反映出作者编辑观点的新发展。狭义的编辑“指媒介组织中的一种专业工作。……专业编辑活动除具有选择性、加工性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专业性、中介性的新特征”，广义的编辑“包括古代作为成书方式的编辑活动、各种媒介组织中的专业编辑活动和社会上的非专业编辑活动”。作者认为，选择性、加工性是古今编辑活动都具有的共同特征，中介性则是出版业形成以后编辑活动具有的新特征。他指出：“独有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存在的前提”；“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学术性）、创造性，是许多文化活动都具有的共性，而选择性、加工性、中介性，则是编辑活动区别于其他文化活动的基本特征”。正因为编辑活动具有这三个基本特征才使编辑学具有独有的研究对象，才使编辑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出版业，现代各种传播媒介的编辑活动都具有这三个基本特征，因此作者确认“编辑学正在发展成为反映多种传播媒介编辑活动共性的独立学科”。编辑活动只具有选择性和加工性、不具有中介性，不足以使编辑活动区别于其他文化活动。编纂、编撰、编著、编写等活动也具有选择性和加工性，在出版业形成以前的编辑活动不具有中介性。所讲的“广义编辑”包含不具有专业性和中介性的编辑活动，外延难以明确界定，以这种广义编辑活动为研究对象能否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接受实践检验。
编辑学和出版学关系密切，研究编辑学必然涉及出版学也要探讨和阐明的一些基本问题。《纲要》认为：编辑学和出版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和出版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并无隶属关系。这反映多数学者的共识，但书刊编辑学和报纸编辑学呢，它们是否分别是出版学和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学界的意见不一致。《纲要》作者如果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将有利于讨论。由于对“出版”概念理解不同，对出版的起点的看法也不同。把信息“公之于众”即出版；有图书便有出版(图书、编辑、出版同时产生)；编辑和复制作品向公众传播为出版；有印刷才有出版（有纸和印刷才有出版，实际上也是有印刷才有出版）——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看法。《纲要》讲到出版业的萌芽以书肆出现为标志（中国不晚于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显然认为出版早于印刷术和纸的发明。中国的编辑活动，作者认为始于正式书籍的诞生，早于出版。但“出版”概念在文章中没有具体说明，读者不能直接了解作者所理解的出版内涵是什么。“网络出版”同传统出版有很大的差异，如何给“网络出版”下定义是编辑学理论研究要解答的新问题。《纲要》提出“网络出版指以数字代码形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加工后，以网络为载体，通过计算机、阅读器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并可下载的传播媒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释义方案。
《纲要》的撰写和发表，不仅为编辑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基础，对出版学等邻近学科的研究也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编辑学理论模式问世，以加速编辑学走向成熟的进程。
2001年8月2日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
(ID: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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