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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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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理论纲要(下)阙道隆
第八章 编辑与社会
一、编辑活动的社会环境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是编辑活动的社会环境，对编辑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编辑活动是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水平决定编辑活动的发展水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决定编辑活动的方针、宗旨、规范和运作方式。编辑活动也对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通过对文化传播的选择和调控，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或者传播先进思想，推动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
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知识、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信息、知识的传播和利用，编辑活动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对编辑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引起编辑观念、编辑体制和编辑方式的深刻变化。
因此，编辑学不仅要研究编辑过程中各个阶段、各个工作环节的关系，编者与作者、读者(受众)的关系，以及编辑活动与传播媒介的关系，还要研究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关系。
二、编辑活动与经济的关系经济是基础，对社会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编辑活动主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必然受经济的决定性影响。首先，经济制度决定编辑活动的方针任务、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形成不同的编辑模式，如古代中国封建主义编辑模式、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编辑模式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编辑模式(详见第十二章)。
其次，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编辑活动的发展水平。开展编辑活动的资金、设备以及读者的购买力水平等等，无不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程度。经济发展以后，可以为编辑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和物质技术手段，可以不断刺激人们对知识、信息的需求，扩大读者(受众)群体和提高读者(受众)的购买能力。
第三，经济体制对编辑活动有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编辑活动基本上是宣传教育活动，编者只需考虑如何完成宣传教育任务，无需考虑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编辑活动必须面向市场，满足读者(受众)的需要，编辑活动的运作方式要从以编者为中心向以读者(受众)为中心转变。没有读者(受众)，没有市场，编者无法完成宣传教育任务，编辑出版机构也无法生存和发展。
编辑活动对经济发展也有巨大作用。编者通过媒介传播先进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时交流经济信息，可以引导生产和消费；宣传有关经济活动的方针、政策、法规和经营管理知识，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报纸刊物的商业广告，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刺激作用。
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新闻出版业正在向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转变，发展成为强大的文化产业。电子出版物等新产品的成功开发，带动了消费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编辑活动是新闻出版工作的中心和枢纽，它不仅可以传播文化成果，还可以推动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编辑活动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对编辑活动有巨大影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对编辑活动的影响，常常通过政治表现出来。政府及其有关管理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对编辑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例如通过对出版生产资料(资金、复制材料、技术设备等)的分配，控制编辑活动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通过法律、文化政策和行政干预，控制编辑活动的方针、计划和发展方向；通过新闻出版管理和宣传纪律，制裁违法违规的编辑出版活动和出版物；通过编辑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个人自律和行业自律。
社会的政治变革是编辑活动的发展动力。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常常运用书籍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推动政治变革。各国政府也通过书籍报刊发布政治信息，宣传政策主张，引导社会舆论。政府机构发布的信息是编辑出版信息的重要来源，有些出版物是配合政府的重大决策编辑出版的。
政治对编辑活动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安定的政治环境，开明、进步的文化政策，可以促进编辑活动的发展。战争和动乱，专制、反动的文化政策，则会使编辑活动受到摧残和破坏。
编辑活动对政治有巨大的反作用。它具有两项重大政治功能。第一项重大政治功能是维护现存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或者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制造舆论。统治阶级不能战胜敌对阶级的思想，就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资产阶级通过书籍报刊等将他们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全社会，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也需要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使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在这种斗争中，编者对文化传播的选择、把关能发挥巨大作用。
编辑活动的第二项重大政治功能，是推动社会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对权力机关进行舆论监督。报纸刊物在这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它们通过信息传播，传达人民对政治问题的意见、主张和建议，参与政治决策；同时反映社会舆论，对权力机关进行批评和监督，进而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
四、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
编辑活动是文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对编辑活动有更加直接的影响。编辑活动是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产生的，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编辑活动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只有文化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向社会传播时，编辑活动才可能产生。文化成果的不断丰富，推动编辑活动不断发展。前人的文化遗产，今人的文化创造，外来文化的输入，都会给编辑活动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
文化的形态和层次影响编辑活动的宗旨、追求和运作方式。例如，高雅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产品的编辑活动即有明显区别。前者追求作品的品位、原创性和保存积累价值，要求编者严格选择，精雕细刻。后者追求普及性，要求编者了解大众的口味，注意时效性，不断求变求新。高雅文化产品往往只能为少数人理解和接受，有些大众文化产品又容易流于平庸化，两者的结合和协调发展，是编辑活动追求的重要目标。
文化的发展和普及，还可以提高作者、编者的素质和读者(受众)的接受能力。随着社会上受教育的人日益增多，不但扩大了作者和编者队伍，也扩大了读者(受众)群体。这样，文化传播才能从少数贵族或社会精英扩大到社会大众中去。
编辑活动对文化有巨大的反作用，是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积累不可缺少的环节。作者的作品要经过编者的选择才能向社会传播，其中的优秀部分才能保存下来，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编辑活动，文化的传承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在人类最早出现的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保持了一贯的文化传统，其他古代文明如苏美尔、古埃及、玛雅文明等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仅留下一些建筑和文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历代都有收集、选择、整理文化成果的编辑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使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绵延不绝。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编辑活动在传承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编辑活动还对文化生产进行整体设计，参与社会文化体系的建设、整合与重构。儒家经典“六经”的编定，将殷周时期的文化成果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建构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现代各出版机构的长远规划和总体设计方案，也是对文化生产的整体设计，发挥建构现代出版文化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巨大作用。
编辑活动对文化发展还有导向作用。编者对某种文化刻意推崇，为它提供传播机会，这种文化就能发展繁荣，否则就会因为丧失生存空间而枯萎泯灭。编者的选择方向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紧密相关的，编者能在文化的健康、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五、编辑活动与科技的关系科技是生产力，也是文化成果。经济、文化对编辑活动的影响，都反映了科技对编辑活动的影响。但科技对编辑活动更直接的影响是，科技的发展，引起复制材料、复制技术和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的变化，从而导致编辑活动的变革。
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古代编辑活动的发展繁荣。铅合金活字排版技术的应用和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进行复制，促进了现代编辑活动和期刊、报纸等新媒介的产生。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进一步推动编辑活动的深刻变革。传播媒介更加多样化，编辑观念、编辑方式也随之变化。电子出版物的编辑过程出现了新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节。网络出版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编辑出版观念，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出版形态和媒介环境。在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中，编者、作者、受众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主动参与意识和互动作用都大大增强了。
编辑活动对科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劳动者的科学知识水平。有些伟大科学著作(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问世)，常常会引发一次思想革命，开辟一个新的时代。第二，交流科技成果，促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为科技研究提供信息和资料。各种科技期刊和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建立的资料库、数据库，能在存储、交流科技信息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第九章 编辑规律一、编辑规律研究的现状揭示编辑规律是编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1987年，徐柏容在全国图书编辑学讨论会上提出三条编辑规律：第一，质量与社会效益同步规律：质量优劣决定社会效益的取向和大小，社会效益的大小是检验质量优劣的标准。第二，同、异、和互济规律：编辑工作求同、求异、求和，并求同、异、和的统一互济。第三，主客体矛盾统一规律：整个编辑过程是编辑主体与编辑对象(以文稿为核心)矛盾统一的过程。这是对图书编辑规律的比较具体明确的表述。
在同一次会议上，胡光清论述了编辑实践的若干规律性问题。第一，编辑实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状况、社会科学文化发展需求和国家意识形态要求制约编辑实践的发展。第二，编辑实践与生产承受能力的关系：编辑队伍状况和物质生产条件制约编辑实践的发展。第三，编辑实践与书稿内在要求的关系：书稿内容结构和文字表达的逻辑制约编辑实践的发展。以上论述提供了从外部、内部的制约关系中揭示编辑规律的思路。
1995年，向新阳在他撰写的《编辑学概论》中提出编辑劳动的三条基本规律：第一，编辑劳动实践与经济、政治、文化相统一的规律。第二，编辑劳动实践与社会文化需求相统一的规律。第三，编辑劳动实践与精神文化产品内在要求相统一的规律。后来他又补充提出编辑劳动的第四条基本规律，即编辑劳动实践促进精神文化生产中特殊的个人劳动与社会化的精神生产相统一的规律，对编辑规律进一步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1999年，逸士又在《普通编辑学的随想》中提出三条编辑规律：第一，一次性和创新规律：每次编辑活动的工作对象不允许与过去的完全重复，编辑活动每次都必须有创新。第二，增值性与优化规律：创作活动创造原始价值，编辑活动是文化产品增值的过程，增值有赖于优化。第三，有序性和最佳运行规律：编辑活动是有序的工作过程，质量、时效、编辑周期三结合的综合功能，是最佳运行的目标。这是对编辑规律的最新表述。
二、编辑规律研究的启示十余年来，研究者们在揭示编辑规律方面进行的认真探索，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第一，要区分编辑活动的方针、任务、要求与编辑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东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方针、任务、要求是主观的东西，可能符合编辑规律，也可能违反编辑规律。编辑学研究的任务是从实际出发，找出编辑活动固有的规律，以此判断人们提出的方针、任务、要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第二，要区分编辑活动需要遵循的社会规律与编辑规律。编辑活动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许多社会规律都对编辑活动发生作用，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等。编辑学要研究一般社会规律在编辑活动中的影响和具体表现，但不能用这些规律代替编辑活动自身的发展规律。
第三，要了解编辑活动的本质和编辑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本质与规律是同等层次的概念，都对现象起决定或支配的作用。本质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并受外部条件的制约。在科学研究中，本质与现象相对应，规律与必然性、偶然性相联系。编辑学既要通过编辑活动的各种现象、各种形态把握它的本质，又要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编辑活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规律性。不能把编辑活动的本质与编辑规律完全等同起来。
第四，要了解编辑活动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书籍、期刊、报纸等不同媒介的编辑活动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不能把这些特殊规律作为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因为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作用的范围不同。但是，两者的界限是相对的，普遍规律不能脱离特殊规律而存在，普遍规律寓于特殊规律之中。编辑学从分类研究入手，认识、掌握书籍、期刊、报纸等媒介编辑活动的特殊规律，有助于我们认识、掌握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
三、编辑活动的三条普遍规律本文根据上述研究思路，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三条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
第一，尊重作者创作个性与编者选择把关相统一规律。
这条规律反映编辑活动的主要矛盾。向新阳对这个问题曾作过分析论证。他认为精神文化生产的个性自由与精神文化产品社会化的矛盾是编辑劳动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围绕发现和解决这一矛盾而进行的编辑实践活动，构成了编辑劳动的核心内容。以上意见为我们揭示编辑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过，他说的文化生产的个性自由包括编者的创造自由在内，本文在下面的分析中则把编者的创造自由放在一边，把文化生产的个性自由理解为作者的创作自由，把编者的选择把关作为文化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具体体现，两者的矛盾构成编辑活动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一主要矛盾决定编辑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精神文化生产需要保证作者的创作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需要保证精神文化产品的独创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具有多种声音、多种芳香和多种色彩。在编辑活动中，编者要尊重作者的创作个性，包括作者的思想观点、写作风格和艺术风格，使作品不被破坏、歪曲和篡改；否则就会阻碍精神生产的发展繁荣，导致精神文化产品的单调贫乏和文化园地的萧条衰落。
在编辑活动中，编者又要根据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化要求，对作者的创造成果进行评审鉴别，选择其中有价值的、符合读者和社会需要的作品向社会传播。选择的必要性不仅是为了保证传播的精神文化产品有益于社会，也是为了解决传播渠道有限的传播能力和读者(受众)有限的接受能力与过量的、庞杂的信息之间的矛盾。没有编者的选择把关，无限制的自由传播，同样会阻碍、破坏精神文化生产的发展繁荣。
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也讲传播媒介对信息、知识的选择和过滤，但传播学不研究文化产品的创造问题，只研究对文化产品的选择和控制。编辑学则要将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联系起来考虑，使作者的创作自由和编者的选择把关能够统一在一个有机整体中。当两者的统一关系被破坏时(只讲尊重作者的创作个性，不讲编者的选择把关，或者相反)，编辑活动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创作有自由，编辑要把关”，是符合编辑规律的正确命题。
尊重作者创作个性与编者选择把关相统一规律，反映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也反映编者与读者(受众)的关系。编者处理与作者的关系是以满足读者(受众)需要为出发点的。只有尊重作者创作个性，才能为读者(受众)提供优质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只有选择把关(不仅指对作品的甄别挑选，也指对读者(受众)需要的分析引导)，才能保证文化产品符合读者(受众)的需要，并有益于读者(受众)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尊重、支持与选择、把关相结合，是处理编者与作者关系的基本原则；适应、满足与引导、提高相结合，是处理编者与读者(受众)关系的基本原则。
第二，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说：“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适。”祖辈改造环境的文化创造，以符号或物化形式遗存下来，后辈则掌握前辈创造的文化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通过层层积淀而不断积累，这种垂直式的文化传递积累，形成民族或区域的文化传统，对现存文化保持长期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水平式的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系统通过接触交流，可以互相渗透、吸收和融合，引起文化变迁与重构。要使文化正常、健康地发展，既需要垂直式的文化传递积累，又需要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的编辑规律，正是文化正常、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传播已有文化成果，是文化传递积累的要求。其中有经过长期积淀、成为传统文化精华的部分，如历代整理出版的文化典籍；也有当代人新的文化创造，包括新的理论，新的知识，新的科学技术，新的文艺作品等。有些重大的文化创造会引起文化变迁，即文化内容和结构的重大变化。文化变迁的原因除了本民族的重大文化创造外，还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也是编辑活动的一项基本任务。
这样，在文化传播中就会出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碰撞，需要发挥编辑活动的策划组织和选择优化功能，进行文化整合与重构，以实现文化的整体创新。在整合重构中，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被保留下来，并得到新的解读和意义，在现代文化中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特质。外来文化的精华部分也被民族文化所摄取，成为民族文化新的特质。这种文化体系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有的论者提出，创造性是编辑活动的规律。这种论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创造性的规律适用于人类的许多活动，因此需要揭示编辑活动的创造性的特点。编辑活动的创造性不仅指具体文化产品的创造(准确地说，是再创造)，尤其是指通过文化整合与重构所发挥的文化整体建构作用。编辑活动的产品，也不仅是具体的文化产品，还有由各种文化产品建构的出版文化体系，以及其中反映的理想信念、社会风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
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反映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传承积累和创新重构，都是文化发展的要求。没有文化的传承积累，文化就没有基础和灵魂；没有文化的创新重构，文化就没有活力和生命。而文化的发展又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它受经济、政治、科技诸因素的推动和制约。因此，这条编辑规律不仅反映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也反映编辑活动与经济、政治、科技的关系。编辑活动不仅要适应文化发展的要求，还要适应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
第三，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规律。
在编辑活动中，产品质量与最佳传播时机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制约文化传播的效果。徐柏容提出的质量与社会效益同步规律，是就质量与传播效果的一致性说的。逸士提出的最佳运行规律，则在质量之外，增加了时效性和编辑周期的因素，认为在最短的编辑周期内，完成高质量的定稿品，并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传播，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本文综合他们的意见，将文化产品质量、传播时机与传播效果作为编辑活动的基本目标，分析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
文化产品的质量与传播时机有时是统一的，将有价值的文化产品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传播，可以提高其质量和价值。如果错过最佳传播时机，作品就会降低质量甚至丧失质量，如过时的新闻，在别人之后公布的创造发明，已有同类作品而重复出版、发表的书籍和文章，都会降低甚至丧失质量。质量与时机有时又是对立的，片面追求时效性和最佳传播时机，粗制滥造，就会影响和破坏文化产品的质量。
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最佳传播时机与文化传播的效果则是完全统一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能够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适时地推出读者急需、市场短缺的文化产品，能够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
因此，在编辑活动中，只有遵循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的编辑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首先要保证文化产品的质量，具有一定质量的文化产品才有传播的价值，质量第一原则是编辑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强调质量的同时，还要考虑传播时机问题，在读者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版符合质量要求的文化产品。报纸期刊的编者更要重视作品的时效性，新闻要及时报道，科研成果要及时发表，否则就会丧失传播的价值。
传播效果是编辑活动的终极目标，也是检验文化产品质量和传播时机的尺度。文化产品的质量最终要由传播效果去证明，没有任何传播效果的文化产品，很难说有什么质量和价值。当然，有的文化产品的传播效果是直接的、即时的，有的文化产品的传播效果是间接的、长期的，要分别情况作出评价，不能一概而论。传播时机也是如此，是否是最佳传播时机，不能靠主观判断，而要由传播效果去证明。
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规律，反映编辑活动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读者(受众)需要和文化产品的价值，都是以市场为中介反映出来的。掌握最佳传播时机，及时满足市场需要，编辑活动才能取得成功。但是，市场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在许多情况下，它反映的是读者(受众)当前的需要(有时甚至是不健康的需要)，不是读者(受众)的根本需要和长远需要。市场上热销的文化产品有许多只具有消闲娱乐价值，不具有文化学术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最
佳传播时机，就容易成为追逐市场热点，编辑出版那些传播流行文化的产品，导致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下降和结构失衡，导致社会文化平庸化，最终也导致文化市场因为畸形发展而走向衰落。因此，正确处理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的矛盾，不仅是繁荣社会文化的需要，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需要。编者要在保证文化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掌握最佳传播时机，不能为了追逐市场热点而粗制滥造。第十章 编辑价值编辑价值问题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编辑活动的价值，二是编辑主体的价值观。
一、编辑活动的价值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的一种特定关系，是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的统一。编辑活动作为一种客体，其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读者(受众)和社会的需要。读者(受众)和社会的需要很多，编辑活动能满足的是与它的属性相适应的那一部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选择、传播和积累文化成果。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文化创造的个体性与文化传播的社会化要求的矛盾，需要编者做选择优化工作，使个人创造的文化产品适合读者(受众)和社会的需要。最早的文化典籍就是经过编者的选择优化流传下来的。在大众传播时代，信息大量增加，编者的选择优化功能进一步增强，成为引导、控制文化传播的“守门人”。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受众虽然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布和提取信息，但面临大量庞杂、失真的信息和文化垃圾，仍然需要编者做甄别、选择和整合工作。编辑活动的选择优化功能不会因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消失。
建构社会的文化体系。编辑活动的价值不仅是对具体文化产品进行选择优化，还通过整体设计使分散的文化产品系统化，有序化，营造合理的文化生态系统，发挥出版物的整体作用。在整体设计中，编者需要正确处理各种类型文化的关系，如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通过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使多元文化得到整合，构建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大厦。
传播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文化传播不仅是信息、知识的传播，也是价值观的传播。编者选择、优化作者的作品时，必然包含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读者(受众)接受这些作品时，也会接受编者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使编者和读者(受众)在价值判断、价值取向方面取得认同。而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是由编者的选择决定的。编者一般是按照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判断各种作品的价值，并通过传播使读者(受众)接受作品的价值。经过即时的或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便可以巩固、强化主导价值观的地位，使社会保持稳定和协调发展。
以上说的是编辑活动的文化价值，即在促进文化发展和满足人们精神需要方面的作用。此外，编辑活动还有教育、娱乐、商业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以及通过发展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科技产生影响，促进社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全面发展的巨大作用
(参看第二章第四节)。
二、编辑主体的价值观编辑主体的价值观和编辑活动的价值有密切关系。它影响编辑活动价值实现的程度，包括价值的大小和性质(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树立正确的编辑价值观，是做好编辑工作的首要条件。
在编辑活动中，随时都有价值判断和选择取舍的态度问题，编者在长期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活动中，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编辑价值观，用以判断稿件和人的行为的好坏、美丑、善恶、得失等等。在不同编辑价值观的指导下，编者对编辑活动会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对稿件会有不同的评价和取舍态度。
编辑价值观是一个深层次的信念系统，其基本要素有：(1)编辑主体的历史方位感，即编辑主体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有明确的认识，并以此作为进行各种价值选择的根本出发点。(2)社会规范意识，即对经济、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社会规范进行选择，并自觉地遵守执行所接受的社会规范。(3)本位价值意识，当现实生活中的多种价值(如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消闲娱乐价值等)不可兼得时，选择最重要的本位价值，并以此作为判断、取舍稿件的首要标准。
编辑价值观具有历史性和多样性。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团体，因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编辑价值观。编辑价值观一旦形成，便为某一阶级或社会团体的人们所共有，大家都以此决定自己的价值追求目标和评价、取舍的标准。
在现在的世界上有三种主要的价值观念体系，即等级观念、权力至上的封建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集体主义、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正在建设和形成的过程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仍有广泛影响。在编辑活动中封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表现为评价、选择中的独断专行和长官意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表现为单纯为赚钱而出版书刊报纸，以至见利忘义，传播精神毒素和文化垃圾。多元价值观的冲突碰撞，导致一些编辑人员价值导向失误和价值的失落。在这种情况下，树立社会主义编辑价值观具有现实的迫切的意义。
三、社会主义编辑价值观社会主义编辑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评价、取舍的标准。它的具体原则和要求，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确立和完善，但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以及编辑学的研究成果，作如下的初步说明：
第一，坚持以文化价值为编辑活动的本位价值(即最重要的价值)。如前所述，凡是具有成熟的价值观念的组织和个人，必然有自己的本位价值意识，当多种价值不可兼得时，以本位价值为判断、取舍的首要标准。在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中，编辑活动的本位价值是什么呢?应该是文化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出版事业，既是一种文化产业，又是科学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工作。其经营活动要服从思想理论和科学文化建设的要求，不可能完全按利润最大化原则和市场规律运作。编者评价、取舍稿件时，首先要考虑稿件的文化价值，坚持文化创造、文化建设、文化引导的基本方向和立场，不能牺牲文化价值去追求一时的经济利益。编辑史、文化史也按照这个标准评价编辑组织和编辑人员的功过是非，把真正对文化建设有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记载在历史上。编辑组织和编辑人员要有对文化的热爱和忠诚，有文化建设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
不能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迷失自己的本位价值目标。
第二，正确处理编辑活动中的义利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不能分割，现实的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和物质利益有关。编辑组织和编辑人员都需要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否则就不能生存和发展。但是不能只讲物质利益，不顾道德要求去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编辑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既不抹杀、否定个人和小集体的物质利益，又要重视道德的作用。要见利思义，不能见利忘义。一个不讲道德的社会不可能健康地发展，一个不讲道德的编辑组织和编辑人员也不能受到社会的欢迎，最终将会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第三，正确处理编辑人员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编辑人员的主体意识增强了，要求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实现个人价值。对个人价值问题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个人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为我”的价值，即个人的自我价值，个人创造价值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个人既是价值的主体，又是价值的客体；另一个方面是“为他”的价值，即个人的社会价值，个人创造价值满足社会的需要，个人是价值的客体，社会是价值的主体。我们要很好地把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个人和集体、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发展以集体和社会的发展为条件，集体和社会的发展也有赖于个人的发展和完善。每个编辑人员都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同时又要努力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社会作贡献。要把握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读者(受众)的需要，时代的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满足这些需要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四，以出版传世之作为最高价值目标。编辑组织和编辑人员的价值目标是多种多样的：发展新闻出版产业，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创造优越的工作条件，获得优厚的工资福利等等。这些现实的物质利益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而从事编辑活动，还应该有事业上的最高目标。这个最高目标就是出版有长久生命力的传世之作。现实的物质利益是转瞬即逝的，而传世之作则可以跨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造福当代，惠及后世。编者的价值也将与这些传世之作同在。
第十一章 编辑模式一、编辑模式的含义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研究结构和过程问题时，人们常使用模式概念。在不同学科中，模式的含义不完全相同。经济学中的经济模式是指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的结构与经济运行原则或运行机制，有时也指经济理论。文化学中的文化模式是指各种文化特征协调一致、比较恒定的组合状态，一种文化的诸成员普遍接受的文化结构，它通过风俗习惯、饮食、服饰、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表现出来。传播学中的传播模式是一种符号的结构和操作规则，或者是对传播现象、传播过程的理论化、简约化描述，如拉斯韦尔的“五W”传播模式：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的(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本文采用文化学、传播学的模式概念，把编辑活动作为一种过程，研究它是如何组织和运作的，对它的指导原则和基本特征作简约化的描述。这种描述虽然还不是理论，但它有助于我们把握编辑活动的结构和要点，可以把这些要点联系起来，并作出某些判断。这种判断如果符合实际，能用大量的材料加以证实，便可以上升为理论。
编辑模式有不同的类型，研究编辑模式也可以选取不同的角度。可以从著作类型和编辑方法的角度研究编辑模式，如原创作品与演绎作品的编辑模式，选编作品与集成作品的编辑模式。也可以从文化角度研究不同文化背景、文化传统下的不同编辑模式。本文着重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几种编辑模式，兼及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主要有古代中国封建主义编辑模式、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编辑模式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编辑模式。下面就对这几种编辑模式作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描述。
二、古代中国封建主义编辑模式古代中国封建主义编辑模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编辑活动与书籍的著述、校理、研究注释和刻印活动结合在一起，尚未成为独立的文化活动。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始于对官府收藏的文献资料的选择整理。把分散无序的文献资料整理成集中有序、可以向社会传播的书籍，其中自然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但这种创造又要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保持原有文献的真实面貌，因而具有编辑活动的基本特征。自西汉以来，曾有多次整理国家藏书的活动。校勘古籍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研究活动，也有定篇目、正文字的编辑活动。
编辑机构附设于藏书、著述和教育机构之中。如汉初的石渠、天禄、麒麟三阁和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藏书之所，也是校书和编纂著述的机构。东汉以后的秘书监、弘文馆、集贤院、史馆等机构，具有管理图书，编修史书，校刊典籍，编纂类书、丛书、别集及其他书籍的多项职能。唐代至明清的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又是藏书、刻书的重要机构。宋代以后，虽有私刻、坊刻，但多是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编印发的明确分工，因而也没有独立的常设编辑机构。
编辑活动一般由文人学者和政府官员兼任。古代的编校名家，多是功底深厚、术有专攻的硕学鸿儒，他们以著述成就和政治地位闻名于世，而其编辑业绩则不为社会所了解。宋代以后，开始出现陈起、毛晋、李渔等以编书刻书为主业的文人，但他们是以刻书家的身份兼做编辑工作，和近代以后出现的职业编辑仍有区别。
编辑活动以资政和教化为根本宗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编书、刻书和藏书，利用图书正纲纪，弘道德，传播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文化。自秦汉开始，历朝中央政府都对图书出版实行严格的控制管理，禁书事件时有发生。宋代以来兴起的私人刻书和书坊书铺刻书，也多以中央政府核定的版本为依据，或者直接用中央刻书机构的雕版翻印。
治学、编辑以注释经典为主要任务，其中占突出地位的是儒家经典。春秋时期编定的“六经”，北宋时增为“十三经”，但注释经典的著作是原典的几百倍之多。流风所及，医学、数学、地学等学科的经典也有注释之作，有些注释之作其学术价值超过原典。重视注释经典的编辑原则，有利于保持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其消极作用则是制约文化的创造和更新。
古代中国封建主义编辑模式给我们留下了重学术、重教化、重校勘、精编精印的优良传统，值得继承和发扬；但其行政主导、高度集中统一的运行原则和运作方式，不适合新的社会环境，应该加以扬弃。
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编辑模式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编辑模式是在资本制度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形成的，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编辑组织选择和传播信息、知识，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宣传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是文化传播的政治目的，也是文化选择的政治标准。
西方的大部分新闻出版机构是私营的商业性出版机构，以经营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编辑活动服从经营目标和盈利要求。编辑人员首先要考虑文化产品的盈亏结果，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是编辑人员能否保住饭碗的重要指标。学术性和政府的出版机构，则主要考虑国家意识形态和科学文化发展的要求。
编辑活动按市场规律运作。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作选稿决定时，首先要考虑是否有人愿意阅读购买，往往迫于竞争和经济压力，放松对书籍的制作水准，导致书籍质量平庸化。报刊编辑人员为了提高发行数量，也往往为迎合读者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花样翻新。
标榜新闻出版自由原则，媒介组织的立场观点不受政府制约。为了争取读者，它们往往以“民众代表”的身份，批评政府的纲领、政策，揭露政府的丑闻。但它们多有财团的背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所依托的财团的利益。
西方国家的编辑分工很细。以美国的图书编辑为例，有策划编辑、文稿编辑、文字编辑、编辑助理、编辑顾问，以及全职编辑、外聘编辑等等。这种编辑分工既是编辑职责的分工，也是不同的编辑方式或编辑过程。策划编辑是编者、作者的一种创造性的合作方式，在没有形成完整的手稿时，编者就参与稿件的创作过程，一起修改提纲和草稿，直到形成双方都满意的文稿为止。文稿编辑与策划编辑的区别是，作者已有一份完整的文稿，编者反复审读文稿，不断提出问题和修改建议，最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书稿。编辑顾问是有经验和创造力的自由编辑，他们受聘于作者、经纪人或出版社的编辑，帮助分析手稿中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还可以提供合著和代笔等服务。编辑分工的细化，反映了编辑活动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编辑模式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编辑模式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包括对中国古代编辑活动优良传统的批判继承，对中国近现代编辑活动的进步传统和革命传统的总结发扬，对苏联编辑模式的深入反思，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编辑活动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对国外编辑活动成功经验的合理吸收等等。这种编辑模式和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编辑模式的区别是：出版社、期刊社、报社及其他新闻出版机构都实行国有制，除部分印刷发行业之外，中国没有私人经营的新闻出版业。
编辑活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
编辑活动执行下列基本方针和原则：(1)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各新闻出版媒介都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同形形色色的腐朽没落文化和错误思潮作斗争。(2)政治原则。编辑组织和编辑人员都自觉地接受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3)社会效益第一原则。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重视经济效益，争取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4)质量第一原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发展数量，努力为读者(受众)提供优质的、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编辑活动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处于中心或枢纽的地位，是新闻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人员按直线职务制分工，设总编辑、编辑室(部)主任和编辑。实行三级审稿制，即编辑初审，编辑室(部)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严把出版物的政治关和质量关。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编辑模式正处在创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它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即编辑活动既要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要符合自身的发展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编辑活动的体制和机制将进一步发生深刻的变革。
第十二章 编辑规范一、编辑规范的含义和作用编辑规范是编辑工作者在编辑活动中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工作标准，包括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工作规范、语言文字规范和技术规范等。编辑规范是编辑实践经验的总结。编辑工作者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认为某种行为或作法是最佳选择，便约定俗成或者明文规定使之成为编辑规范。编辑规范一旦形成以后，便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由国家颁布的编辑规范还具有法律的强制力。
编辑规范不是人们随意制定的，而是文化传播和编辑活动的发展要求，反映文化传播和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无数事实证明：符合编辑规范，编辑活动就能顺利进行，文化传播就能畅通无阻；违反规范，编辑活动就会陷入混乱状态，发生种种质量事故，文化传播就会受到阻碍和破坏。
下面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简要介绍各类编辑规范的内容和要求。
二、法律规范各国政府都颁布法律对编辑出版活动进行调控和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依法管理编辑出版活动。
1982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编辑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宪法同时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均有和编辑活动直接相关的重要规定。 1997年1月，国务院依据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例》。条例保障公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支持、鼓励优秀的、重点的出版物的出版，保护合法出版物。条例同时禁止非法出版活动，明确规定出版物不得含有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 (ID: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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