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出版基础理论建设-出版科学

　　在我国，图书的制作与传播至少已经有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然而，对于出版基础理论的研究却很迟。“出版”一词，直到19世纪末叶方始在汉语中出现。据王益先生多年的研究，“ 出版”一词是从日本引进的，首见于黄遵宪所纂《日本国志》，时间在19世纪90年代（王益《“出版”再探源》，载《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6期）。而出版学、编辑学这些概念的出现，则是民国时期之事了。我国第一部以“编辑学”命名的专著，是李次民的《编辑学》，1949年3月出版于广州。民国时期没有出现以“出版学”命名的专著。第一次使用“出版学”概念，见于杨家骆所编《图书年鉴》，该书还反映了作者建立出版学的设想（见张志强《“出版学”概念的历史考察》，载《编辑学刊》2001年第2期），该书出版于1933年。20世纪30年代，我国还出现了一批以书籍和印刷为研究对象的期刊和书籍，标志着我国的出版学研究已经有了萌芽。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是零星和松散的。编辑学、出版学的真正问世，应是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
　　我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空前繁荣，随着国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图书领域的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损伤的出版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素质上都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在《决定》指引下，我国建立了出版科学研究所，各地的编辑学会、编辑出版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面世。同时，《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编辑学刊》、《出版科学》等研究刊物相继创刊。王子野、宋原放等出版界名人不失时机地起而呼吁创建社会主义的编辑学、出版学，引起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一个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的热潮迅速兴起。在短短十几年里出版的出版学、编辑学、出版史、编辑史及其边缘性、资料性著述不下数百种。仅用“编辑学” 命名的著述即多达76种（邵益文《我国已出版的编辑学专著书目汇编》，载《编辑学刊》20 00年第6期）。出版学、编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得到社会广泛承认。清华、北大、复旦等三十几所大学开办了编辑专业。武汉大学还创办了出版科学系，该系在湖北省新闻出版局资助下，从今年开始每年编辑出版一期《出版科学年评》。“编辑出版学”已经被正式列为大学的二级学科，进入我国学术殿堂。
　　毋庸讳言，与成熟的学科比较起来编辑出版学还很年轻，它的发展历史不长，有分量的著作为数不多，实用性还难尽如人意，某些困惑的问题更有待深入研究。仅就本文作者的所知所见，窃以为存在如下一些情况：一是编辑出版学的发展不够平衡。已出版的著作以出版整体为对象的少，以编辑为对象的较多，以印刷或发行为对象的次之。以出版整体为对象的著作又以出版史、出版史料和论文集为多，出版学专著则鲜见。成果最丰的是编辑学、编辑史，发展不够平衡。出版学整体研究需要加强。如果出版学没有自己的整体性，就很难发展成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此问题还牵涉到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稍后再论。二是编辑出版学研究课题的涉及面虽宽，但大多深度不够。以编辑学而论，用不同学科的观点探索编辑规律的文章不少。如果能找到好的切入点，深入下去，可以大大拓宽编辑学的研究范围，产生若干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如编辑哲学、编辑文化学、编辑社会学、编辑教育学等。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已发表的文章有的富有新见，有的内容较充实，但毕竟有深度的不够多。有些文章浮饰旧文，游戏于概念之间，或者浅尝辄止，甚至点到为止，读后收获不大。三是多数论著经验叙述较多，理论概括较少。尽管编辑出版学是应用性质的学问，但若无理论概括，就很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较高的实用价值。怎样概括好，需要深入探索。四是编辑学概念讨论中，在“编辑”、“出版”这些基本概念及其体系研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归结为几种代表性的意见。但目前分歧不小，它牵涉到诸如编辑学、出版学的内容、学科关系进而到编辑史、出版史的框架等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五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新方法运用较少。
　　随着21世纪的来临，不论从编辑出版学自身建设看，还是从出版业未来的发展需要看，都面临着出版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创新的问题。而编辑出版理论的深化和创新，又给基础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般说来，科学研究的进展与基础研究的深度及其科学性有很大关系。如果基础研究扎实，发展研究与应用研究就有了牢固的根基。否则，基础研究与发展、应用研究脱节，带来的只能是学科异化，严重的内在矛盾导致理论大厦的倾覆。这是经过科研实践证实了的规律。
　　科学的基础研究，是为学科发展奠定根基的研究。其任务是为了解决学科创建和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一般认为这些问题包括：1)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学科的对象是学科研究的客体，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和存在的根本依据，必须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对象用概念表示。概念的内涵，是主体对对象质的规定，其作用在于揭示对象的特征（或称本质属性、根本属性），它是主体对研究对象最基本的认识与概括，蕴涵着观察的角度，也影响着未来的研究方法。内涵所涵盖的外延，起着为对象划界的作用，决定了未来学科研究的领域。2)学科性质问题。学科性质即一学科区别于它学科的特征，实际就是学科概念，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特殊性，就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学科的性质可以确定学科的研究方向和价值。学科性质的规定，是在与相邻学科的比较中产生的，这些规定并不惟一表现为对象的差异，有时还表现为研究角度、方法或目的的不同。3)建立学科基本的概念体系和基本理论，它是科学表述和深入研究的前提。基本概念体系具有层次性与内在联系，它与基本理论应是统一的，无矛盾的。4)选择可能科学切入对象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人类的认识总是从已知世界走向未知世界，处理对象的角度和方法也必然受到已有的知识结构的影响。但若不能与对象的特殊性相适应，也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5)明确学科研究的目标与学科知识体系的功能。科学研究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就会失去研究的方向。学科知识体系如果没有一定的用途或价值，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般说来，科学研究带有一定功利性，即便是出于某种爱好而进行研究，其潜意识也会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驱动。这很自然，因为知识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寻求知识正是人类本能的充分体现。6)基础研究还负有不断调节自身体系的作用。它必须解决本学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关于概念的，也可以是关于理论的；可以是学科自身的概念或理论，也可以是与之有关的其他学科概念或理论。基础研究的进程，贯穿于学科发展的始终。
　　综上可见，科学基础研究的任务是明确的，其困难在于研究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本学科知识，还必须跳出学科知识的层面，参照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和方法，有效地解决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各个方面出现的矛盾，使之达到协调与统一。人们把这些知识称为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知识的存在使得科学研究有序可循，而科学研究的实践又不断丰富和完善科学哲学的内容。无疑，科学哲学是帮助我们进入科学殿堂的阶梯。
　　在科学研究中,较普遍地存在着重应用研究、发展研究，轻基础研究的倾向。科研选题,基础研究的题目鲜有触及者,而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却倍受青睐，经费解决也容易得多。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如果基础研究不深入，发展研究和应用研究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更有甚者，不分青红皂白，把基础研究一概讥为打概念仗、做文字游戏，殊为非是。不可否认，基础研究确实常常要打概念仗，也存在着难以深入甚至做文字游戏的情况。但若不考察各种争论的价值、必要性和实际的进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否定，则不是武断便是无知了。道理很简单，科学理论的研究和表述离不开概念，“研究的正当途径即在于依一定的界说而形成思想。对于一物的界说越好，则思想的进展愈容易有成果。”（斯宾诺莎《知性改造论》，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在科学研究中，争鸣是深化研究的有效手段。有人认为，争鸣只有获得统一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无益的。其实不尽然。能够统一认识固然是争鸣的最终目标，不能够统一的争鸣同样有其价值。它可以促进双方在互相指陈中进行反思，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使之更加接近真理。

　　科学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许多问题必须从大处着眼，进行整体思维。研究对象的界定,学科性质的确立,研究角度与方法的选择,基本概念的体系以及基础理论的创建,研究目标的明确,常常必须联系起来通盘考虑，并且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加以充实或修正。
　　出版学也一样，其基础研究应该通盘考虑上述一系列问题，整体规划学科的对象、任务、内容、功能，找出学科的特殊性，从而妥善地处理与分支学科、相邻学科的关系。如果这些基本问题不明确，就谈不上分支学科的建立。因为分支学科的建立是服从学科的整体要求和任务分工的。愚以为，这正是目前存在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分歧的主要原因。换个角度说，如果编辑学研究是从自身的整体性要求进行思维，那么，不论在概念上还是理论体系上都很难与出版学对于分支学科的要求保持一致。编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编辑与出版的关系问题，直接涉及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目前主要存在从属于出版的编辑和独立于出版的编辑两种意见。前者对出版、编辑概念又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上述分歧还进一步牵涉到学科内容与学科史内容。由此推演出的编辑学，是否都能够与出版学在整体性上保持一致？在发行环节上，据说又有文章对发行从属于出版提出质疑。这些情况，都证实了出版学整体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出版学整体研究虽然不能全部解决上述问题，但却可以明确一些关键问题。
　　广而言之，编辑学、出版学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的关系，也只有在学科的整体思维与比较中才容易理清。这四门学科都是在20世纪产生的新学科。编辑学、出版学是我国本土产生的。新闻学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大众传播学在20世纪初萌芽，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诸国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的传播已经很普遍。
　　如果说编辑学、出版学的关系已经存在若干难题的话，那么，它们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就显得更加混乱了。据悉，国家教委新编的普通高校学科专业目录，删去了原来的编辑学，而使用了“编辑出版学”的名称，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这里先不讨论“编辑出版学”的含义。须知这个名称似是当前对编辑学、出版学及其关系持有异见的各方可以接纳的）。这里要指出的是，把编辑出版学列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无论怎样说都于理不通。先看“新闻传播学”这个名称的含义，在这里，它不可能是专称，因为是专名时其外延大大缩小，不可能定为一级学科。因此，这个名称只能是新闻学、传播学的合称。那么编辑出版学究竟是新闻学的二级学科还是传播学的二级学科？我以为都不是。新闻出版在18世纪由欧洲传教士传入中国，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作者松本君平所著《新闻学》的中译本。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次年，副会长徐宝璜所著《新闻学》出版。新闻学的产生稍早于出版学，其内容是新闻的功能、采集及其出版。最近20年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狭义出版学的对象可以包括书、报（新闻）、刊出版，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还没有见过一例认为新闻学可以包括出版学的说法。又，世界上大的出版集团都拥有书、报、刊公司，有的还拥有电视台，也说明出版是包括新闻的。如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除了耗资12亿美元兼并了美国的格罗利尔出版公司和迪尔曼蒂斯出版公司以外，还拥有欧洲第一电视台、8种周刊、6种日报、28种月刊。可见，如果就两学科的关系而论，出版学非但不是新闻学的二级学科，说新闻学是出版学的二级学科倒是言之成理的。再者，编辑出版学也不是传播学的二级学科。这是因为编辑出版学无论就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还是学科内容而言，都和大众传播学有明显的差异，它们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门学科。
　　出版学是研究出版规律的科学。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出版。“出版”概念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出版指制作载体，将信息公之于众。这个概念源于古拉丁语，以后被印欧语系的一些语种所吸收，流行至今。它可以包括当今文字出版、音像出版、电子出版等各种制作载体将信息向大众传播的形式。狭义的出版指文字出版，一般包括书、报、刊的出版。出版是文化产业，在信息传播中具有中介性。编辑是出版的重要环节。
　　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大众传播规律的科学。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仅是传播的一种形式，但习惯上将大众传播称为传播，将大众传播学称为传播学。“大众传播之发韧，至少可追溯到本世纪初期。起先是由社会对大众报刊的政治影响的关切，后来又由对电影和广播的社会后果的关心所激发起来的。总的说来，传播研究的最初动机是要检验并提高教育、宣传、电信、广告、公共关系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的传播效率和传播效果。”（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948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把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五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这就是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这五个问题实际上蕴涵着大众传播的五个要素，即传播者，信息，媒介，接受者，效果。又蕴涵着五种研究角度及其方法，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可见，大众传播学从研究对象、角度、方法、内容、目的与出版学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是：1)出版学与传播学研究对象不同。出版学研究大众传播中的传媒这一个环节，传播学研究传播的全过程。2)研究角度不同。出版学从出版自身的需要出发，研究出版自身的规律，其课题是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大众传播学研究各种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效果，其课题主要是研究运用何种方法对不同传媒的作用和效果进行分析和统计。3)研究目的不同。出版学研究出版的知识和技能，主要用于出版人才培训和指导出版。大众传播学关心传播的特点、效率和控制，主要服务于政治、宣传、广告等领域。可见出版学和大众传播学是性质不同的两门学科，出版学不是大众传播学的二级学科。

　　出版基础理论研究，应该从大处着眼，从现实需要着眼，关照新世纪出版产业的发展和变革。
　　实践证明，在出版学研究中，虽然图书出版的本质规定（制作图书向大众传播）具有较稳定的质，然而，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它植根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环境，其运作方式和经济、社会效益不能不受到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出版本身的结构和功能也因之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些内容是生动的、鲜活的、丰富多彩的。它们既是出版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出版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着眼点。出版基础理论研究，在知识论的层次上，应该寻求从一定的角度和理论高度去解释和评价这些联系和变化，包括结构的、功能的、效益的，从而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避免脱离时代、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在技艺论的层次上，应该寻求时代出版的典型操作方法与技巧，帮助读者高效率地训练和掌握扎实的基本功。
　　出版基础理论研究，要善于从过去50年的经验与教训中，从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发展变化中，探讨和预见未来50年出版业的发展方向。这个100年正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出版业的定性从企业到事业再回到企业，历经50年发展，有成功，有挫折，有经验，也有教训。20世纪末叶约20年间出版业的改革，中心环节是政企分开。国家调整了对出版业的政策，通过结构调整与重组，形成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格局。同时甩掉了对出版社的经济负担，维持适度控制，并通过书号管理给予出版业垄断出版的特权。断了奶的出版社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利用获得的经营自主权，努力追求利润。承包经营，提高书价，出售书号，炒作卖点。虽然出版的主流是好的，也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和可观的积累，然而，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沉重。
　　我国的出版业至今还远没有成熟。而当前面临的形势，更给出版业的未来提出种种挑战：其一，图书市场的萎缩。当今，20世纪80年代那种难得一遇的卖方市场已经不复存在，热点和卖点也已炒作殆尽，库存书激增，频频打折抛售。其二，传媒之间竞争加剧。电视的普及冷落了文艺书籍，电子出版的迅速发展，更使业内人士痛感已失半壁河山。其三，出版业的硬性分工以及行业保护、地区保护，扭曲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加剧了无序竞争。其四，盗版猖獗，屡禁不止，使得出版利润锐减。其五，有价值之书出版困难，无价值之书却大量重复出版。上述问题，有些虽不是出版业自身的问题，但却是出版业的发展不可回避的。我国加入WTO后，国际出版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出版业如不能及时提出应对方略，将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总之，通观大势，未来50年出版业将向成熟的出版产业过渡，出版业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接轨，给出版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也更迫切呼唤新时期出版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创新。
　　愚以为，出版改革预示出版结构功能的变化，理应纳入基础研究的范畴。可以从出版行政管理和出版业自身建设两个角度着眼，求得二者的协调一致。似可选择以下领域逐步展开。一是进行大出版的基础研究，如前所述，大出版的概念国外久已有之，近年来在我国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研究各种传媒的特性、操作及其作用，是制定行业政策、法律、法规，对各类出版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二是对未来50年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预测研究。从事业向文化产业过渡，是今后出版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如何逐步取消国有资产出版企业垄断性、地区性、行业性保护，完善竞争机制，搞好产权登记与管理，做好兼并和破产等课题研究已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如何鼓励科学家、专家、学者、名流出任、兼任出版机构主编、栏目主编、主持人、主笔，以提高出版机构的整体素质，也是一个牵连广泛的课题。三是对图书出版业自身发展的研究。图书出版既具有文化生产的属性，又具有商品生产的属性。二者常常是矛盾的，操作中可能形成两难的局面。如何有效统一起来，是出版基础理论研究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四是研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出版政策、出版技术和出版管理，吸收符合我国国情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五是研究官方出版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官方出版一直是影响和控制主流文化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应当依据国情，探索建立官方出版与主流文化关系的新理念、新内容、新模式。
　　科学基础研究，是纯学术性的活动，它不同于决策研究或操作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当前有无需要与可能，都不妨超前一些，先在理论层次上进行探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我们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