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真同志的《我的出版观》自1995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后，1997年7月又出版了增补本，可见读者是很喜爱这本书的。我感谢胡真同志亲自签名赠送我一本学习。那时候《书屋》刚刚创刊，编辑部陆续收到了宋木文、孙五川、鲁之洛、李频、傅岩山等同志对这本书的评介文章，我们刊登了宋木文同志为该书作的序文，充分地肯定了胡真不仅为湖南而且为全国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
　　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成立于1978年3月，自那之后我就一直在胡真领导下工作。收入这本书里的绝大部分文章，我在当时就聆听或者学习过，所谈的一些重大事件也都亲身经历或者感受过，所以读起来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引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我的出版观》用令人信服的文字描述了湖南省出版工作在经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毁灭性破坏之后的艰苦创 业历程，同时还使我们深刻感受到胡真这位“老延安”的高贵品格和远见卓识。
　　已经成为观念的东西，是很难得用简短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我的出版观》自出版以来已 得到众多方家的评述，充分肯定他是“一位业绩卓著的出版家”(余开伟、王靖语)。我从他 们的评述中受到很大启发，认为构成胡真出版观的核心是他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限忠诚， 以 及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所具有的勇敢和顽强拼搏精神；他的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难能可贵的超前意识。现在已获得大家公认的胡真对湖南出版工作三个重要贡献(一是“立足本省，面 向全国”出版方针的提出；二是突破禁区起用人才；三是保留出版局的管理体制，构成 了当 时湖南出版事业的一个工作整体，目的是多出书，出好书，以满足被禁锢十年之久的读者对 图书的迫切渴求)，无疑是他的出版观的具体体现。凡是了解当时湖南出版界情况的人无不发出这样的感叹，胡真为改变湖南出版工作面貌所使出的“三板斧”，让湖南的出版工作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写到这里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的话，当人们走过一段崎岖不平的山道 ，爬过众多悬崖峭壁之后，再回头望去，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说，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毅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啊!
　　“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是胡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78年8月提出来的。那时候全国正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两个凡是”的一次重大较量。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在那次讨论中，有人把它提到了“拥旗”和“砍旗”的原则高度，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进行排队，大有风雨欲来的架式。胡真作为当时湖南出版界的党、政一把手，排除一切干扰，引导大家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紧密联系湖南出版工作的实际，联系过去地方出版社执行的“三化”(地方化、群众化、 通俗化)方针的实际，鼓励大家大胆地想问题。他在1978年8月一篇《立足本省，面向全国， 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出版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在考虑这 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解放思想，从人民利益着想，从国家利益着想，坚决跳出‘三化’方 针的狭窄天地，走新的路子，这就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地方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搞活，满足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干部、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需求，有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利于跻身世界文 化之林，求得大幅度的发展。”这篇超前性的讲话，促使湖南的出版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 景象。湖南的出版工作以及胡真本人也因此成为全国出版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从胡真同志的这篇讲话开始到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出版工 作座谈会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湖南出版界工作任务最繁重、工作条件最艰苦，同时也是 工作人员心情最舒畅、湖南出版工作最出成绩的一年。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是1978年3月 成立的。在这之前，湖南的出版管理一直处在分散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形成出版工作编、印、发、供一条龙新的管理体制，以适应“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的需要，胡真同志亲自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他认为，共产党人办事情首先要了解情况，然后才可以作出正确的判 断，作出正确的决策。胡真同志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一位过目不忘的人。他对全省编、印、发、供各个部门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许多重要 决策得力于他对情况的掌握和判断。在当时胡真同志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他要求各部门具体汇报工作情况。但事实是，他掌握的情况往往更加详细，对问题的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具深度。这使大家感觉到工作上的压力，从而促使了干部工作作风的根本好转。
　　关于突破禁区起用人才的问题，宋木文同志已经作出比较详细和公正的评述，他说：“湖南出版业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之所以有很大发展，除了勇于调整地方出版工作方针外，还 在于敢于在组织上拨乱反正，敢于和善于用人。特别是在刚粉碎‘四人帮’之后，许多干部 和知识分子还被各种不实之辞束缚着手脚，甚至戴着沉重的政治‘帽子’。对这些同志敢不敢大胆使用，是对领导干部政策水平的一个考验。胡真同志坚持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力排 众议，发现和大胆起用一批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组成一支编辑骨干队伍，相信他们，支持 他们，使这些同志发挥才干，组织出版了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好书。这既是突破禁锢选人用人的成果，也是实践‘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出版方针的成果，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宋木文同志是站在全国的高度来加以论述的，我们这些亲自目睹了这一盛况的人对胡真同志在起用人才时表现出来的无私无畏精神赞叹不已。
　　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转发了中央五部委关于《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 实 施方案》，在全国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在这之前的同年4月1日，胡真在《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而奋斗》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干部政策，特别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充分发挥老干部、老编辑、老技术人员的骨干作用。”他 还特别要求后勤部门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搞好物资供应工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许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流落到边远的贫困 地区，那里交通不发达，生活十分艰苦。胡真为了求得这些将才，不辞劳苦深入了解情况 ，给他们送去党的温暖。胡真同志“三顾茅庐”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成为他们做好工作的动力。
　　胡真从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到实践这一方针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从而为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出版界如何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出版方针的提出，是思想解放取得的新成果，也是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的必由之路。会议肯定并确定“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为全国地方出版方针，不仅是对湖南出版工作的充分肯定，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这一方针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学习了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他要求培养和造就一批高素质人才，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我想，这些高素质人才除了思想强、作风正、业务精以外，还必须具有超前意识，要具有世界眼光。我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学习和观察胡真同 志的出版观，其核心还是他的超前性。我认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出版方针的确立， 改变了当时出版界的面貌，很好地解决了因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书荒，加快了两个文明建设的进程，应当加以充分肯定。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还认为，在目前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所面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出版业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要有世界眼光。关于这一点，胡真同志早在1978年就已经预见到 了，他的完整的提法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因后一句 句子太长，在这之后改为“走向世界”)。这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也符合现在的情况。中 国出版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世界出版业不能分离的一部分。1980年6月，胡真出访美国，他向美国出版界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出版业合作的愿望 。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还想说一件事。在1994年之前，我曾在湖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工作过 一段时间。推荐“韬奋奖”候选人是各地版协工作任务之一。当时湖南省推荐了包括胡真在 内的三人。另外两人先后都评上了，这无疑是湖南的光荣。但是对于胡真同志却毫无反映。胡真同志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的人了。我1935年在白色恐怖笼罩 的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已有六十六年党龄了。我为党为人民做的事实在太少了。”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胡真同志严以律己，淡泊名誉和地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这 些后来人应当 以胡真同志为榜样，甘为人梯，实事求是地起用人才，扶持人才，这是我们事业发达的根本 动力。
　　

　　                                (作者单位：湖南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