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桦树皮上的情书》这部长达70万字的小说巨制，取材于18至19世纪的欧洲史和波兰史。它 在欧洲近代史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以宏大的叙事方式和舒阔的史诗结构，全景式地展现了波兰人民在18至19世纪漫长的殖民统治下，英勇不屈、浴血奋战，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新生的苦难的历史过程，刻画了波兰民族英雄塔代乌士·科希秋什科、扬·基林斯基、起义军领 导人亚当·伊文斯基、宁娜、莱昂·斯维茨基、若菲罗娃等众多的人物形象。
　　波兰民族是一个从深重的苦难中站立起来的民族。波兰伟大的诗人密茨凯维支在《给波兰母 亲》一诗中这样写过：“虽然一切民族、国家、教派都相爱，/ 虽然全世界都高唱着和平， / 但你的孩子只有殉难的死亡，/ 只有不能获得光荣的战争。”在《桦树皮上的情书》里， 作者也曾借起义军女团长若菲罗娃之口沉痛地说道：“为什么上天让我们做个波兰人呢？恐 怕全世界再没有我们这样灾难深重的国土了，恐怕全世界再没有被混赖帝国捆打剪绑的我们波兰人民了”。
　　《桦树皮上的情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793年的战鼓和火光中，拉开了它沉重的序幕 （第1章）。
　　它是老作家、戏剧家骆文先生在晚年潜心创作、数易其稿而完成的一部关于波兰革命的波澜 壮阔的史诗，是献给波兰民族的一支关于生死存亡、关于历史与命运的悲怆的交响乐。书中充盈着对于波兰民族的历史、土地、人性、爱情以及苦难的命运的爱与知。
　　所有爱波兰者，请进入这支雄浑、瑰丽的交响乐中。
　　 “时间的脚步在恐怖、失望、憎恨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中趔趄，好艰难呵，来到了1793年10月”。因为沙俄和普鲁士对波兰领土的第二次劫掠与瓜分，波兰人民终于忍无可忍 ，揭竿而起。1794年，在民族英雄塔代乌士·科希秋什科和扬·基林斯基等人的领导下，克拉科夫地区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波兰的国土上燃起了反抗外族侵略和欺压的第一把大火。“我只相信我的国家波兰。”“国家不复存在，就什么都没有了。”“起来！战就战吧！”  “个人死了算啥，别人活着！”起义军以拯救波兰母亲的名义与入侵者进行了殊 死搏斗。沙俄帝国调集重兵大举进剿波兰，对起义军实行残酷暴虐的镇压。起义军宁死不屈 ， 血战抵御。在激烈的遭遇战中，科希秋什科坠马被俘，而身负重伤的扬·基林斯基也被敌人从堆积如山的遗体中搜查认出，并被押解到彼得堡的大牢中。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没有被扑灭。17 96年11月，女皇凯萨林死后，科希秋什科才获释放，但他一时只准流亡巴黎而不能立刻返回 祖国。亚当·伊文斯基和宁娜等被流放到了“被上帝抛弃的地方”——西伯利亚，忍受着非人的 苦难的折磨。宁娜、勃兰尼茨基等先后牺牲。若菲罗娃等领导着波兰革命军转移在山区，继续战斗着。“敌人并没有压碎我们的胸膛。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最后一支歌唱成重新战斗的进行曲”。“起义军在波兰是扑不灭的火种”。
　　数年之后，亚当·伊文斯基逃出西伯利亚这个殉难者的坟茔，带着受难的战友们的嘱托潜回 波兰。“为了生我长我的波兰土地，为了她的独立自主”。“我，岂止献出我率性真情，还要 迎向雪剑风刀，还要走向弹雨枪林，直到流尽我的鲜血”。归国途中，饥寒交迫的伊文 斯基在桦树皮上给远在祖国的战友和同胞们写下了一封长长的“情书”，报告了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战友们的苦难遭遇，同时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的衷心与信念：“让我们三千五百多万人像一个人像一只手，这才是运用一国力量的真正含义。散开漫天乌云，太阳必将升起。”他担心自己最终不能回到祖国，很可能见不到亲爱的战友们了，他写道：“但是，从今往后我会想你们，就像想着故乡每一条小道，就像想着故乡每一丛绿荫。”“请允许我拥抱你们，我爱你们呀我的波兰同胞”。最终，一个强大的信念支撑着他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地回到了祖国和战友们的怀抱。与此同时，扬·基林斯基也从彼得堡归来，流亡在国外的科希秋什科等又组织了强大的海外兵团，声援在国内山区坚持斗争的起义军。革命的烈焰又一次高涨，一场更大规模的起义又将爆发。波兰的英雄儿女们将用复仇的战刀和长矛确切地告诉世界：“只要我们活着，波兰就不会亡。外国暴力夺走的一切，我们用战刀夺回”。
　　全书出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六十多个。而作家以凌厉的刻刀般的笔锋，着重刻画了波兰民族英雄塔代乌士·科希秋什科、扬·基林斯基，波兰起义军领导人亚当·伊文斯基、宁娜、莱 昂·斯维茨基、若菲罗娃、勃罗瑞司、列普卡·奥列西，以及起义军中的骨干和平民勃兰尼 茨基、卡斯亚娜、普勒斯、克鲁奇、格尔尼茨等等人物形象——正是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和尊严，以自己的大智大勇和舍生取义，谋求着自己祖国的自由与解放，在漫长的黑夜里一点一点地为波兰开凿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和这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还有这样两组人物：一组是波兰国内富豪、亲沙俄的“塔 尔哥维查同盟”成员克萨委雷·勃兰尼茨基、什岑斯纳·波托茨基、赛委伦·热武斯基以及 无能的波兰国王斯·奥·波尼亚托夫斯基；另一组是以骄奢淫逸的沙俄女皇凯萨林为首的波 兰的敌人，其中有沙俄元帅涅夫斯基、沙俄中校叶尔绍夫·瓦连京·贝科夫、沙俄驻华沙宪兵队长萨·约·兹洛宾斯基、西伯利亚盐场把头威列索夫，等等。——从这些人物形象上， 我们不仅看到了波兰苦难和不幸的渊薮，也充分地感知了人类中狭隘、阴鸷、贪婪、残暴和 丑恶的一面。
　　两组人物身上，也凝聚着一位老作家的泾渭分明的爱与憎、亲与仇、欢乐与痛苦。“独夫们 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这是贯穿于全书的一个大主题。这颗心，在为波兰母亲哭泣 ！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源头可追溯到1964年，诗人、戏剧家骆文第一次出访波兰时，在华沙参观了“华沙古堡”。他回忆说：
　　“1830年沙俄在古堡里修了个‘死囚之门’，此后，索性成为一个禁锢得非常严酷的大牢。 为镇压波兰人民，牢狱四围及其周边配置了数百门大炮。关押的犯人，多被沙皇大臣判处了死刑。他们手铐系着的铁索直拖到脚镣，少则重达十多公斤。其他犯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走了，他们同祖国告别，同欧洲告别，同养育他们的热土告别，远去了一个个骨瘦嶙峋的身影  我站在一张史诗式的流刑犯所作画幅前，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
　　“流刑犯拖着满载石块的木轮车，一只鞋脱落在荒坡。远处一滩混水，天上浮着愁云。他哪堪这样的重负？重重地摔倒地上，手腕的铐子，似乎套着他整个的羸弱尸身
　　“孩子睡在薄被里，父母俱已冻毙。荒天下，只有低飞的乌鸦，只有镌刻基督的朽木。远处 ，将要倾倒的十字架，莫不是依着同一命运的同胞坟冢。”
　　在那次访问中，作者还在一个玻璃柜前看到了一张桦树皮制成的奇特的明信片，那是流刑犯从西伯利亚寄回祖国的邮件，上面依稀可见写信人流下的辛酸的泪滴……
　　所有这一切，都在诗人的心里激起极大的震动。就在诗人夺眶而出的泪光中，一个强烈的意 念升起了：“让泪滴像蘸笔的墨水吧，我会写下今天的记忆的。”
　　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个庄严的意念和痛苦的情结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在不同的年代里，他曾走过五趟陆路，往返于风雪严寒的西伯利亚荒原之上。每一次经过，都是“犹闻凄怆镣铐声”，脑海里总闪过那些苦难的波兰流刑者的倒毙的尸身……
　　于是，他开始研究欧洲史，研究波兰史。他收集和阅读一切有关波兰的历史、地理和人文著述。一部巨大的史诗的雏形，渐渐在他腹中孕育而成。
　　当他年近八十岁的时候，他毅然拿起笔来，在一张阔大的稿纸上画出了一幅波兰地图，算是为自己的波兰情结、也为这部鸿篇巨制举行了奠基礼和开工仪式。
　　接下来的数年间，他以耄耋之年写呀写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有时顺畅，有时艰难，但鸡鸣风雨，从未间断。他的心在为波兰跳动。他的眼泪在为波兰流淌。他追随在密茨凯微支、显克微支这两位伟大的波兰文学家之后，蘸着泪水而为苦难的波兰母亲书写着命运的 传记。为了再次亲身体验西伯利亚那些苦难中的流放者在冰雪严寒中的感受，他甚至以八十 多岁的高龄，孤身进入了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中国最北方——漠河。他在冰天雪地里访问鄂伦春族猎人，听他们讲述当年收复沙俄强占的漠河雅克萨的战斗情景。
　　在这部作品的第42、43章里，出现了莫日根、阿亥和乌坦布善大爷等中国鄂伦春族人的形象，正是他们帮助了逃亡的伊文斯基渡过难关，重新踏上了归向神圣祖国的漫漫道途。这三个鄂伦春人虽然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他们善良乐观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以及这个民族的独 特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却十分动人，令人难忘。
　　还在这部巨著尚未完全竣工之前，我有幸拜读了一份打印的初稿。而在付梓之前和阅读校样的时候，作者又对这部作品做了两次较大的修改。可以肯定地说，《桦树皮上的情书》是写 作史上的又一个奇迹。一部长达70万字的长篇小说，是由一位老诗人在耄耋之年，数易其稿而完成的；一部关于近代欧洲和波兰革命的宏伟史诗，竟出自东方的一位中国作家之手。这一方面是因为被作者誉之为“心之歌神之舞”的波兰民族的命运的力量和精神的魅力，同时也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这一代文学家的浩茫而沉重的心事。
　　
　　                

(作者单位：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桦树皮上的情书》，上、下册，骆文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定价 ：4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