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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学”作为高校本科的一项专业已于1993年列入国家教委的“学科、专业目录”。但建立硕士点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刘杲会长为此曾于1997年和2001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提案，要求把“编辑出版学”列入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9年9月,学会还召开部分高校编辑学专业负责人和专家座谈会，提出呼吁。并与中国版协联合向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关于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的报告》。

　　学会成立以后，于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六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中、日、韩、菲、马、新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的80余位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后来又分别组团参加了第七届至第十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应邀组团访问过欧洲国家。学会青年编辑专业委员会两次组团访问了日本，并派出青年编辑赴日学习。学会还开展了海峡两岸的出版学术和业务交流，并和香港出版学者座谈了出版和传播研究的情况。目前中、日、韩三国的出版学术交流正在有效开展，收到了互相启迪、互相促进的效果。
　　过去的十年，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用学会的宗旨来衡量，与我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来要求，还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需要完成的工作没有完成。比如：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还缺乏有成效的研究;市场经济和高新科技对编辑工作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当代许多成功的出版单位的资料还缺乏整理;许多重要的编辑工程的经验，还来不及总结；许多优秀编辑的业绩，还没有加以弘扬和发掘;对编辑队伍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需要作深层次的思考；对国外编辑出版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对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问题，尚缺乏研究；对我国编辑史、出版史也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历史上优良的编辑传统的总结和推广也很不够；对著名编辑家的编辑思想和他们的事业、生平，也缺乏整理和宣传；对编辑工作和编辑学本身的许多理论问题的探索，也需要不断深化。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今后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编辑学萌发于中国，崛起于中国，我们也有义务让它成熟于中国。我们要继续努力,要用几个十年的时间,把编辑学建设成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成熟学科。不仅要研究现实，而且要研究过去；不仅要研究中国，而且要研究外国；既要研究宏观，又要研究微观；既要研究编辑的业务、编辑的理论，还要研究编辑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编辑学的科学方法论；不仅要总结经验，拥有资料，并且要概括为理论，作出理论上的创新；要完成编辑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使编辑学走向成熟。
　　我们必须拥有一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他们应该以新闻出版界的积极分子和高等学校的教研人员(包括科研机构的专业人员)为基础组成，兼有社科编辑、科技编辑和其他各种门类的编辑人员。他们应该具有相当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具有艰苦奋斗，埋头苦干，敢于并善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是编辑学今后发展、成熟的根本保证。建设这样一支队伍，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是所有关注编辑出版理论和编辑学研究的行政部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报刊单位、社会团体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
　　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撰写、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双百”方针，发动和组织编撰普通编辑学、电子出版编辑学、网络编辑原理，以及编辑史、出版史等基本著作。要鼓励写出有价值的论文和研究资料，尽可能出版一批标志性著作。
　　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十周年。十年的时间是短暂的，在学会的历史上仅仅是一个开头。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不会有很多个十年。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在学会建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边春光同志和王跃先同志。边春光同志曾受国家出版局的委托，主持过学会发起人会议，宣布决定筹建编辑学会，并且初步指定了筹备组的召集人。王跃先同志就是被指定的筹备组召集人之一，并在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中国编辑学会筹备经过》的报告，同时被选为学会第一届副会长，后来又成为第二届理事会的顾问。这两位已于1989年和1997年先后逝世。在学会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怀念他们，也怀念曾经为编辑学研究和学会工作作出过贡献，今天已经离开我们的同志。
　　过去十年的路程是不平坦的，令人难忘的。从编辑学学科建设来说，我们仅仅走了开头的几步，今后的任务将更艰难，更繁重。我们庆祝学会成立十周年，就是表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相信，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作者为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本文摘自他在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