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编辑学会-出版科学

    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编辑学研究，已经历二十多个春秋。1992年中国编辑学会成立，标志着编辑学研究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新阶段。记得那次成立大会上，王子野同志就编辑有学作了充分肯定，并阐述了编辑学研究的方向与方法。在此以前，编辑有学无学，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出版界内，都存在着不同看法。在中国编辑学会成立至今的十年中,编辑学研究从学科性质、基本理论到编辑实务、编辑史，从图书、期刊到多媒体和网络，从类别编辑学到普通编辑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研究队伍逐步扩大，研究园地逐渐增加，编辑学科进入越来越多的高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
    我作为中国编辑学会成立以来多项工作的参加者和见证人，对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十年来编辑学研究的进展感到欣慰和高兴，对中国编辑学会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这十年恰好是我离职休养的十年，是我专心从事编辑学研究的十年，我在这期间取得的成果都是与中国编辑学会的支持和帮助不可能分开的。我与中国编辑学会，共享着工作进展中的困难、艰辛与成功中的喜悦。在我今后的余年中，也会为此奋斗终生。
    在中国编辑学会成立的1992年，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随即发出了《关于成立湖北省编辑学会筹备组的通知》，并提名我为筹备组负责人。经过一年的准备工作，先后报经省新闻出版局、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同意，于1993年6月由省民政厅批准成立了湖北省编辑学会，我被选为会长。1999年，湖北省编辑学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了以王建辉为会长的新的常务理事会。十年来，中国编辑学会在学会方向、研究方针、研究课题、学术交流、成果评比等方面给予湖北省编辑学会一贯的珍贵的支持。湖北省编辑学会也积极承担了中国编辑学会下达的科研项目，如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编辑学概览等。可以说，湖北省编辑学会是在中国编辑学会的具体指导下，跟随着中国编辑学会开展研究活动的步伐，一步步前进的。
    1993年湖北省编辑学会成立，即以内刊形式出版了会刊《出版科学》，于2000年7月转为正式刊物，至今已近十年。在创刊词中申言，刊物宗旨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开展编辑理论与编辑工作的研究”，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既要立足本省，又要面向全国。在工作中，我们力图使刊物成为发表编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园地，成为报道中国编辑学会研究活动的一扇窗口。中国编辑学会历年年会、理论研讨会、评比活动和国内外学术交流，以及重大学术研究课题和成果，例如，关于编辑概念、范畴和基本规律，编辑学性质、体系，编辑学理论框架、纲要，类别编辑学和普通编辑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责任编辑、编辑室工作和三审制，编辑史等方面，在刊物中都有比较适时和具体的反映。
    正是因为《出版科学》发表了这些方面有一定质量的论文，刊物才能在学习兄弟刊物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具有自身特色，赢得好评。同时，《出版科学》在促进湖北出版科研发展和出版队伍成长方面，也尽了微薄之力。近十年，刊物发表本省作者的文章约1　200篇，占总篇数的60%。根据对近六七年《出版发行研究》、《编辑学刊》、《编辑之友》等五家期刊发表文章的调查，在总篇数4 023篇中，湖北作者的论文为341篇，约占1/12。《中国编辑研究》1996年至2001年年刊，共选登《出版科学》刊发的文章53篇，平均每期9篇。《出版科学》2000年转为正刊后，2001年至2002年7月《新华文摘》摘发了6篇，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出版工作》全文转载了14篇，编入索引37篇。
    我个人在离职前，只是零散地写了一些出版科研论文，1991年退二线，才有更多精力从事编辑学研究。编辑学学科建设包括基本理论、编辑实务、编辑史三大部分。我在理论建构上功底不深，对编辑史研究也自觉乏力，因此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编辑实务方面。我从参加工作到离职除短时间担任出版行政领导职务外，大部分时间是做编辑工作。离职后仍然从事期刊编辑工作。我曾计划编写编辑工作ABC之类的小册子，供年轻同行们参考。正在动笔时，中国编辑学会向湖北省编辑学会下达了编写《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的任务。较之我原来的计划，《规程》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能只是个人经验的概括，而必须归纳总结编辑实务方面的研究成果；它不能是一家之言，而必须汲取诸家众说之所长；它也不能只是编辑过程的描述，而必须努力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当时《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已经颁布，《规程》还必须以此为依据规范编辑工作。围绕我执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规范和创新的关系。编辑工作必须规范，以使工作有序和优化，同时编辑工作必须创新，才能使工作与时俱进。实际上，创新是规范的前提，规范是创新成果的总结，离开了创新，规范就会成为束缚工作的羁绊。创新—规范—创新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否定规范的必要性和不注重规范的创新性，都不符合编辑工作发展的规律。在编写《规程》中，我始终注意规范和创新的结合，使它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从1996年初执笔到提交中国编辑学会1996年8月大连年会讨论，尔后修改报中国编辑学会审核历时一年，由新闻出版署图书司转发已是1998年2月了。我这里要说明的是，《规程》不只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它作为中国编辑学会和湖北省编辑学会的研究成果，是两级学会共同支持、帮助的结果，是王益、王仿子等德高望重的出版界老前辈和刘杲、邵益文、林穗芳、阙道隆、庞家驹、王振铎、黎维新、孙培镜等出版专家具体指导、审核、修订的结果，是1996年大连年会充分论证的结果。我从上述诸方面和没有列举的众多同行的意见和著作中汲取教益，举一反三，方始有成。应该说，它是集体智慧和研究成果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