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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刊2001年第3期和第4期发表阙道隆同志所写《编辑学理论纲要》一文后，引起了出版研究者的关注，许多同志寄来文稿，就《编辑学理论纲要》及编辑基本规律等相关理论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见解。自2001年第4期起，本刊陆续发表了林穗芳、王振铎、钱文霖、蔡克难等同志的论文，这一期又刊发了赵航、陈景春、刘辰三位同志的论文，旨在使近年比较沉寂的编辑出版理论研究趋于活跃，更加深化。我们希望有更多作者特别是青年同行赐稿，本刊愿意为此继续提供篇幅。

一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出版界的一大批编辑、学者和高校的教师一起，对一门新兴学科编辑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一直持续了20余年，形成了颇为独特的学术景观这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20世纪最后20年，共出版有关编辑学的著作76种，其中80年代14种，90年代62种。此外，还有一批与编辑学密切相关的或分支性的著作10多种，总量近百种[1]，论文则以千篇计。著名的出版理论研究专家林穗芳先生首创了“编辑学”这一学术用语。他认为，“按照国际术语学的命名规则，似可考虑使用redactology(英语形式)或redactologie)（法语形式）作为‘编辑学’的国际用语”。可以说，这门学问是由中国编辑和学者搞起来的。虽然它的起源是否在中国尚存争议，但其发芽、生根和结果确在中国，这恐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学术高潮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在我们周边的国家，如韩国、日本等对此关注备至。就连大洋彼岸也有了反应。1990年8月26日美国《克利夫兰旗帜日报》在报道中说：“我想向我的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近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编辑学。在全世界一直对编辑出版进行研究，但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严整的学问加以深入研究则很少见。”
    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些成果，它大致可以分为八类。其一，概论性的、论述过程型的；其二，经验体会型的；其三，纯理论性的，特别是探讨原理型的；其四，分类型的，将各类编辑活动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因为编辑活动在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无处不在；其五，“形而上”型的，力图从更高的位势与独特的角度研究编辑学的真谛，另辟蹊径；其六，综论型的，如综述、概览等；其七，“切片式”显微型的，将编辑工作的某一环节、步骤进行横断式“切片”，放大、剥离后进行研究、认识、发微；其八，引进型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促进和丰富这一学科的研究内涵，起着一定的推动和借鉴作用。
    如此广阔的研究背景及如此丰厚的研究内容，使编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还在发展、建设中的学科。它经过20年的磨合，似乎已经进入成熟期。还有一个研究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好像同时也进入研究的“沉寂期”这在上世纪末已经凸现出来。新的话不多，重复的“车轮话”不少，学者都在寻找更新的研究切入点，而这些“点”，又难以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诸种问题陆续出现。
    和其他已经成熟、定型的学科历程一样，在经过一个相当长的阶段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整合时期，这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需要。

    问题由此而来。那就是：第一，有没有一种带有共性的、本质的、可以涵盖各种媒体（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媒体）的编辑活动的理论基础存在？第二，这种理论基础能不能对任何媒体的实践都有严格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第三，这种理论能否严密而全面地结合实践?等等。时代与使命呼唤着普通编辑学。

    显然，这是编辑学研究欲上一个更高平台的需要。矛盾集中在三个难点：编辑概念的认同，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把握，以及通用的适合各类编辑活动的理论构架。如果不能攻破这三个难点，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建构这一理论雏形，那么，创立普通编辑学的构想也只能是愿望。
    在能否建立普通编辑学与有无建立普通编辑学的必要性上，应该说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编辑出版家徐柏容先生提出的疑问：
    其所以未有融合各种编辑工作圆通一体的“通用编辑学”出现，也许与编辑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有关。各类编辑工作的共性，主要是在理论、规律层面的，应用到具体编辑上，却有点像是“八仙过海”，要“各显神通”。因此如果搞起通用编辑学来的话，要么只讲理论、不讲应用；要么只能是理论讲共同的，应用还是各讲各的，就像现有的兼及书刊编辑工作的某些书设专章一样。
    按前一方式建立起来的通用编辑学，是通而不用按后一方式建立起来的通用编辑学，可说是用而未通 [2]
    这正是20年来尽管有几十本研究编辑学基础理论的著作，却还没有一本被公认为是普通编辑学的问题所在。那么建立这门普通编辑学的意义和必要性又在哪里？笔者认为，第一，经过20年研究的争鸣，要把自发的、较为散乱的甚至有钻牛角尖倾向的研究纳入科学化的、系统化的轨道上来。否则，争鸣是无穷尽的。也许仅仅因为是角度的不同，就可能产生迥然有异的结论。第二，时代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一个奠基，一个有广义指导性的、公认有权威性的纲领。因为一个学科要跻身于世界学科之林，必须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具备系统理论的建构。
    第三，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历史与现实都说明，理论从来都是抽象的、非具体化的。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它只能处于高度“浓缩”、集中的状态之中。它对实践的作用其表现往往是复杂的、各式各样及千变万化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直接“对位”的情况极少，其作用往往在点拨、生发中用原理去指导实践。比如《孙子兵法》，它高度浓缩的几千字军事理论，至今还能指挥着世界上的一切战争，而不是针对哪一场具体的战例。
    任何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必然包括着学理与方法，这就是“学”与“术”的结合，它们是学科体系之两翼。长期以来，我们突出且直观地感觉到编辑活动中“术”的存在与表现，忽视了潜隐在学理中大量的创造性因素与潜在的规律，又加上诸多编辑门类在差异中表现出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干扰了对基本理论的深入探讨。此外，也有某些有关新兴传媒的编辑理念尚待深入研究，形成了编辑学研究过程和成果上的不平衡。对此，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先生用精辟的概括说明了这一现象：搞普通编辑学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不同的传媒编辑学本身发育状况不同，有的发育还不够，但是，事情在向前发展，普通编辑学早晚会建立起来
。这似乎是结论，但更是一个开端。

    2001年下半年，著名出版理论专家阙道隆先生发表了长达5万余字的《编辑学理论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共分13章，几乎囊括了编辑出版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对概念、活动、过程、编辑工作者、编辑与作者（读者、媒介、社会）的关系，以及对编辑规律、价值、模式、规范和风格等方面的论述和探讨，深入而全面。这正如在发表时《出版科学》编者按所言：“阙道隆同志认真采纳各方面的建议，研究多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据近二十年来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成果，精练简要地论述……是迄今为止对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较为全面系统的阶段性总结。”[3]同时，阙道隆先生在《纲要》的“后记”中说明：“《纲要》着重研究书籍、期刊、报纸、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理论，不涉及广播影视编辑活动。”[4]
    在《纲要》发表之前，阙道隆先生曾发表过《建立和完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及《〈编辑学理论纲要〉构想》的文章，可以看成整个成型《纲要》的试笔与前奏。
    统览这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笔者深有感慨：字字珠讥。这是在集众之大思，聚广之深益，以20年辛劳完成集大成式的升华。无疑，它是普通编辑学的胚芽和雏形。
    我们来看一看《纲要》的难能之处。
    首先，有着超强的概括力。20年来，编辑学的研究难度决定了其成果的多样和繁复。许多问题和内容，如概念、定义、范畴、原理、历史、内涵与外延等，乃至整个规律性的探求，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分野相当大。作者在《纲要》中能够很凝练地概括种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聚之大同，存之小异，纳入编辑学理论统一的轨道。这是件太难做好的事，但《纲要》做到了，显出作者超强的功力。在分述不同的观点时，绝无歧见。“不同观点的争议，深化了编辑理论研究，形成了自由讨论、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纲要》客观地浓缩了各种观点的原意，提炼出其关键、特点并加以概括，让我们便捷地认识不同意见的可取之处，从而推进这一研究。而且，这种概括和引述的对象不仅涵盖既往，更可贵的是以“追踪”
的方式密切注意一点一滴的最新成果。《纲要》的研究是与时俱进的，学术民主也在此体现。
    其次，对学科的定位准确。20年的讨论，学者对编辑学的学科归属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学科定位始终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和上述三个难点直接有关。但这一问题在研究中还是较为趋同，那就是：1）它从学科体系讲，应划入人文社会科学；2）它是应用科学；3）进而归入文化传播学的分支学科。这样的定位是准确的、科学的。因为在诸多的社会传播现象中，“编辑学正在发展成为反映多种传播媒介编辑活动共性的独立学科。”“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学术性）、创造性，是许多文化活动都具有的共性，而选择性、加工性、中介性，则是编辑活动区别于其他文化活动的基本特征”。这样的论述恰当而合理，把编辑活动的特质和作用，明确地框定在公认的坐标上。 (ID: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