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编辑学中的变量因素-出版科学

    在《出版科学》2002年第2期上，发表了钱文霖先生的《还是要重视方法论的研究》的文章[6]。指出《纲要》缺少方法论的研究是个缺憾，并且引证了林穗芳先生在《对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深化的重要贡献》[7]一文中提出学科建设的标准，说明了方法论在学科建设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长期以来，笔者因职业所系，特别注意编辑的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难题。在教学研究实践中，采取以认识论、方法论为引导（甚至为主导），让学生渐入编辑学尚有争议的体系中，因为这可以诠释很多难解的问题，也能搭起一座理解与应用的桥梁。
    钱文霖先生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方法论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缺少方法论，不仅不利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而且也不利于从实践中汲取营养。”又说：“方法不仅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可解决较一般的问题，而且方法不是教条，它虽有程序，步骤，却特别讲究运用的技巧，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在方法上多下功夫，就增强了适应能力、应变能力。”[8]笔者认为，钱先生的看法是一语中的，等于在编辑的理论与实践中打开一条通道，而且，方法论还必然带动对编辑理论研究的深化。因为注重方法论的前提是认识论，这就必然涉及到基本理论。
    上述趋同的重要两点是：其一，编辑学是社会科学；其二，它应属于应用学科。下面就这两点以及涉及的方法论与认识论谈一些引申的意见。
    对学科还有另一种分类法，国内外的科学学专家把世间学科归为两大类软科学与硬科学。所谓硬科学，指具有解决实体物质运动能力的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这是趋于务实，研究对象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自然科学大都划于此类。反之，则为软科学，所涉对象大多务“虚”，社会科学多入此列，如心理学、管理学、人才学等等。专家们将与编辑学有着密切关联的传播学，也归入其中。自然，这种由计算机软硬件概念派生出来的、带有比附含义的提法至今仍是模糊的，还没有谁对“软”“硬”科学之间划出十分清楚的界限，它是一种理解，甚至是意会。
    但这种归类对我们有提示作用。软科学是以“人―事―物”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具有多因素性、综合性的研究特点，将重点放在应用上。为什么在20世纪后半叶，科学又有“软”“硬”之分呢？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在此期间都转化成有计划、有目标的自觉行为，由于竞争之激烈，尽量减少重复劳动和无效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过程将要得到的结果预先就已在头脑中“制造”出来。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软”“硬”科学之间有着清楚的差别。一般说来，硬科学呈稳定的、静态的状态，人们在依据它的规律进行周而复始的实验或生产实践过程中，几乎没有变量因素的存在。相反，如果离开这些严密的原理和程序一步，就不会成功。如冶炼、核反应、生物工程等等。
    而我们引用的软科学内涵，与以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变量因素往往大于稳定因素。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编辑学都应划归软科学的范畴之内。这是我们在长期的教研活动中，对编辑学密切关注的首要问题。编辑学的实践性极强，不是“述而不作”的学问，甚至不是“述而少作”的学问，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联结起畅通的桥梁。编辑的成败就是要在社会实践编辑出版功力上显现成果，而不是在纸面上坐而论道。同时，这一实践能力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前瞻性，一种特别的超前能力。因为编辑出版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和经济的结合部，又关系到历史、现实和未来。在实践中是一尊“两面神”：一方面要对作者的创作导向作出指导和判断，一方面又要把握住读者市场，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还要进行自身的经济积累，找到最佳平衡点。这很像其他软科学类的军事学、MBA等一系列变量因素往往多于稳定因素的学问一样，它在“动态”运行的过程中，诸多运动中的变量因素同时也在跃动着，起着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它太“活”，变化太大太快。就编辑出版理论与实践而言，它是有共性的，有规律可循的。《纲要》等著作精彩地论证了这一点，但就编辑出版的个案而言，它又是那样具备个性。编辑的产品出版物作为特殊商品和精神产品，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是各式各样的。在正常的出版秩序下，从绝对意义上讲，每一种都应该有每一种的个性和特色，千百万种就应该有千百万种的个性和特色。难怪著名出版家贝利指出：“出版业不同于一般行业，每一种新书都是一次新的冒险。”[9]总有巨大的风险在前头。
    对于这种特殊的学问，其实人们特别渴求理论的指导。这种需求是很可以理解的，越是变化多端，越是难以把握脉搏，实践者就越想找到理论的依托。我们认为，这种理论往往应该包含着更多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成分，更多地偏向以原理指导点拨实践、启发实践。比如军事学，特别是《孙子兵法》就是这样，我们不妨简单地参考一下，以启思绪。
    只有短短几千字的《孙子兵法》，几千年来被兵家奉为至宝，为世界各国所推崇。为什么？它既高屋建瓴，又多谋善断。从战略上的权谋来探讨战争规律，抽象而概括，并以此为经，又以战术实践与进程为纬来组织全篇。因此它不但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了主动求“势”的战略思想，而且论证了灵活机动、以石击卵的战术手段及“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等战争规律。通篇充满了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和辩证的方法论。
    军事学与编辑学的内涵与外延很为相似。军事学的变量因素往往大于稳定因素，比如战争的发端、过程和结果，从绝对意义上讲，可以说无一相同，与编辑学很有可比性。《孙子兵法》之所以成为古今军事科学著作经典，在于它能在高度的抽象及概括中深刻地联系和涵盖了实践，将各种变量因素融入其中，准确凝练地道出本质和真谛。“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信条，既是战争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又是在每一次具体战例中致胜的法宝。敌我双方对它都能倒背如流，就看谁能真正地把握、灵活运用。其关键在于对蕴含在这些原理、规律之中的变量因素如何调配、利用、判断和取舍。
    编辑学要涉及许多变量因素，《纲要》中阐述得详细而准确，在此不赘。我们从此也不难悟出一个道理：世间许多事物的规则、原理、规律大多并不复杂，问题在于如何控制它在运动过程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变量因素来决定的。还有个很有趣的例子颇耐人寻味，那就是围棋。围棋被世界公认是一种高智慧的产物，它模拟天地自然世间万物，核心在“求变”上。它的规则和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一刻钟就能学会，它引人入胜之处就在变化无穷上。围棋棋局各19道，共有361个交叉点。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曾计算过，其结果应该是3的361次方。那么3361这个数有多大？如果一个人一秒钟数一下的话，要数10多亿年。因此得出“天下无同局”之说。研究围棋实际就在于研究围棋的变量因素。
    就编辑学而言，其间的变量因素已被我们逐步地认识到，总的看来还很不够，可能也是20年来研究编辑学的一大“障碍”，是很多“说不清、道不明”、“两张皮”研究现象的引发原因之一。这实际上可以通过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开辟研究编辑学的新通道。

析编辑学中的变量因素

读《编辑学理论纲要》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