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观点正确了，还要进一步看看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意义。社会主义的出版物应当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承担建设精神文明（道德、情操、觉悟等等）的任务，特别是中级和初级的读物。社会科学类图书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我们必须重视占领好这个阵地。这种教育作用应当通过学科本身的内容来体现，并不是都要写成思想修养读物。这就要求我们做一个建设精神文明的有心人，善于发现那些可能具有重大思想教育意义的素材，并善于从学科内容自身引申出思想教育的作用。那种以就事论事为名，行忽视思想教育之实的做法，对建设精神文明是不利的。
书稿政治性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倾向性问题。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品几乎是不存在的。社会政治、社会历史类的图书有十分鲜明的政治立场。比如介绍国家、地区现实情况的书稿，它对自然的赞美和抱怨，对经济的夸耀和奚落，对风土人情的歌颂和暴露，往往也反映出对民族、对国家的褒贬。在这方面，明确提到赞扬什么、鞭挞什么，我们是容易判别的。困难之处在于全节、全章以至全稿的倾向性，比较不易发现，比较易被放过。西方作者写的亚、非、拉地理书，往往说当地自然条件如何严酷，原来怎样落后，他们管理以后又有什么样的发展，把很多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材料按照这类脉络组织起来，采取的方法也是所谓“让事实说话”。这说明，政治倾向性问题还会表现在对材料的取舍和详略上，以至在内容层次的逻辑结构上。还有，我国社会科学类、政治类的书稿，除了内容要有正确的政治倾向性外，还要考虑同我国当前社会的现实政治倾向性的关系，不能唱反调。
书稿内容政治性问题的第三个方面是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这是各类书稿都要注意的大问题。
保密问题是一大难题，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并不是报刊公开发表过的就一概不保密了，其原因是图书把材料集中起来，系统化了。这方面最好的办法，是在拿不准时就送有关机关审查，丝毫马虎不得。
边界问题是另一大问题，不仅我国同邻国的边界要注意，每个大陆、每个洲都有不少国家间有边界问题。边界问题大量地存在于地图上，地图的审查和处理就十分紧要。地图出版社受外交部等委托，编有《业务通报》，专门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和意见。我们除了按最新出版的地图核对外，应当勤查《业务通报》，完全凭记忆是不行的。碰到疑难问题时，为了慎重起见，最好送请外交部审查，虽然外交部不可能承担很大的审查工作量。我们在绘制地图时，首先要严格按照新版地图，为了做到这一点，对现行地图作一定的了解很有必要。比如，一切我国的全国地图（包括海南省全图）均须附南海诸岛，注意我国的陆界上哪些是已定界，哪些是未定界。界河上国界线的画法有国际惯例，即依次画在界河的两侧，至于哪一段画在我国境内，哪一段画在邻国境内，要严格按照新版地图的画法，因为会涉及界河中沙洲、岛屿的领属关系。南海诸岛周围的袋形未定界，画几段，分别画在什么地方，也不能有错。还有一类可以说是间接的边界问题，也要十分警觉。比如有一篇我国作者写的稿子，介绍、推荐日本新出版的一本地图集，它在资料上、制图学上都有特色，似乎纯属地图学、制图学的科学问题。但是后来把
原图一查，原来把钓鱼岛画在日本国界线内，这样的地图集，不论科学价值多大，我们是不能笼统地向我国读者推荐的。
对外政策、涉外问题也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熟悉我国的对外政策，包括从根本的原则到具体的口径和分寸，不能自作主张。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可以在图书上“争鸣”的。即使是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这样一般性的问题，外国人可以讲的并不是我国作者都可以津津乐道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我国的世界战略考虑，应当本着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总原则来处理。
其他政策如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等，也都要一一注意。
我们的作者本来大都是做学问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我们是在做学问，搞学术研究，所以想怎样讲就可以怎样讲，实际上却是超出了他那个学科的范围，而进入现实政治的领域了。现实政治瞬息万变，即使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学术研究中谨慎地探讨某国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人家一政变、一改选，你的学术研究就可能是“明日黄花”。所以，一般来说，科学著作不必要联系现实政治。我们也不应当强求作者那样做。
书稿内容的系统性问题，是审读工作中要注意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有一定的顺序、条理，所谓“顺理成章”，这就是系统性。封建时代把系统性绝对化、固定化、程式化，“启承转合”，演变成为“八股文”，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我们赞成并且提倡书稿必要的系统性。一本书，少则几万字，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字，不讲系统性是不行的。它有两个方面：形式上的系统性和内容上的系统性。形式上的系统性，或者文字上的系统性，主要是句子内部、句子之间，以至各段落间的系统性。这方面有很大部分属于语法、修辞的范围，要在编辑加工过程中一一处理。但是在审读过程中，对此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估计。有些问题虽然也属于文字问题，但已涉及内容实质，审读时就必须注意。比如有的语句，孤立来看没有多大问题，结合上下文来读则显得不顺气，含有许多语病。它们比较多地表现为因果关系表达上有欠缺，比如因果脱漏（有因无果或有果无因），因果不明，因果混乱，因果重叠，等等。因果脱漏的发生，常常是由于在一个因果关系中插入其他有关事项的叙述，原有的因果关系被疏远，被相隔到了近乎脱漏的地步。因果不明常常是由于无主语句，省略主语不合汉语习惯，或者是由于代词的借代关系不明确（比如是借代上一句的某个插入成分）。因果混乱常常是由于复杂的互为因果的因果关系处理上缺乏条理，所谓“眉毛胡子一把抓”。因果重叠则常常是由于把复杂的因果关系不适当地简化为若干单一的因果关系，以致造成特称判断中出现一因数果或一果数因的自相矛盾。因果关系上出问题，常常同作者比较简单地处理和拼凑参考材料有关，即没有把各家的叙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书稿中常出现的“拦路虎”，读到这里就卡住，所谓不堪卒读，就是这个缘故。
句子的长短也影响叙述上的系统性。在著作稿中，过于复杂的长句容易使叙述层次不清。过短的句子，除了某些诗作，又会使叙述显得松弛，使内容破碎零落。这些都要仔细体味和斟酌。适宜的句子结构还要根据书稿的不同性质。中级以上的读物可以适当包含一些较长的句子，初级读物应以较短的句型为宜，过长的在编辑加工时要把它分解开来。分段是否适宜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完了，需要一个间歇，所以要断句。待到一层完整的意思表达完了，需要一个较大的间歇，才要分段。分段更要从上下文来考虑，究竟应当把哪些有密切相关的句子组合成一段，实际工作中，往往还要从整章整节的内容来考虑，即本章本节的内容大体有几大部分，每一部分各有几层意思，然后按照层次的范围考虑分段是否合宜。应当力求每个层次（即段落）内涵的“厚度”大体相当（不一定就是字数），不要畸轻畸重，厚此薄彼，以致一部书稿或一章中有相差悬殊的分段标准。断句适宜，分段合理，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稿，读起来就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从形式上保证了表达思想、传授知识的目的的实现。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要在编辑加工中具体全面地处理，但是它们已关系到内容本身。为了理清混乱的叙述的头绪，往往要用较多的时间琢磨，甚至要参考一些有关材料，所以不能全部放在编辑加工阶段来进行。何况书稿叙述的头绪还没有理清，审读工作的目的又怎能达到。
书稿的系统性，更重要的是内容的系统性。它和写作方法、写作技巧有关，没有一定的程式。但是，不论是何种写作方法，何种表现手法，都要力求自成一体。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书稿内容的系统性问题。
除文学创作外，其他图书就其写作方法来说可以大体分为两大类：研究性的读物和说明（描述）性的读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说过：“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看来，书稿的实际写作方法大体也是这样。说明性的、描述性的书稿（一般知识性的都可以算作这一类）的写作，可以说是特定对象的一种“先验的结构”，一种对于材料的“观念地反映”；而研究性书稿的写作，一般是在充分材料的基础上着重推导，也就是“分析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最后呈现它的某个结果和结论。文学作品中有倒叙、插叙以及所谓“意识流”等等手法，它们可以改变作品平铺直叙、千篇一律的状况，加强艺术的感染力。但是在一般图书中，不论是研究性的还是知识性的，这种打断、打乱事物及知识固有序列和体系的做法，有相当的局限性，只能在基本保持这种序列和体系的前提下适当地有限地运用。即使是科普性的知识读物，如果它要普及的知识是系统的，不是零碎的，是互相联系的，不是互相独立的，也不能完全例外。因为图书是一种教育手段，知识性图书的写作主要应当符合教育学的原则。有两个教育学原则是知识性图书写作上应当特别注意的，即（受教育者）可接受性原则和积极思维原则。可接受性原则限定了所传授的知识的起点和“厚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限定了所传授的知识序列的每个环节的起点和“厚度”，而不同读者对于不同知识其可接受性又有所不同。我们应当讲求写作方法来适应这种可接受程度。积极思维原则要求书稿的叙述方法贵在激起读者思维活动的“共振”，而要排斥那些代为咀嚼的幼儿喂食法；要使知识循着阶梯“登堂入室”，而不是在知识的起点循环、徘徊。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书稿内容的体系，应当是一定的可接受性和积极思维的统一。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能够看到不能很好统一这两个原则的书稿。它们的内容或者缺乏逻辑性，使读者难于理解和接受；或者叙述扩展不开，一再重述一些基础和前提，泛泛的引出子犹如汪洋大海。一般知识读物或普及读物，则往往不能深入浅出，不是浅入浅出，就是深入深出。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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