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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辑过程中的审读陈仲雍摘 要: 审读的第一步是核对资料和引文,它是全部审读工作的基础,不能低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对内容、结构和文字作全面分析,是审读工作最重要的方面,要注意书稿的政治性、系统性、确切性和科学性。最后在这二者的基础上对书稿作出全面评价。 关键词: 审读 核对 分析 评价
书稿内容的系统性,最值得研究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全稿的系统性。一般图书都由若干章节组成,各个章节在全稿的逻辑系统中都居一定地位。这种逻辑系统是否合理,往往不能一眼就看出来。有时,一章一节的结构,从该章该节来看是合理的,在更广的范围内以至全稿来看,却未必完全合理。我们在审读书稿时,要提倡做审读摘记,逐一记录每段、每个层次以至每节、每章的主题和体裁。它们是远比写作计划具体和充实的全稿的脉络,可以成为研究全稿内容系统性的重要依据。即使不作摘记,只对每段或数段依次注明所讲内容,类似一系列的小标题,也使我们在脑海中容易形成全稿的概貌、格局,它“造型”上有无问题,何处需作修剪,何处需加衬托,何处应当调整,就不难涌现在我们的眼帘。 全稿内容的系统性问题,较常发生的有章节之间衔接不佳(脱节或交叉),全稿或某部分内容轻重失当、倒置或不鲜明,各篇章层次不合理,分述没有必要的基础或出发点,展开后又未适当地收拢来。凡此种种,都影响全稿上下贯通,前呼后应,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学科的知识都固有一定的序列,这个问题就更多地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研究了。 书稿内容必须可靠、准确,这就是书稿内容的确切性,它是审读工作中要注意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核对资料和引文的工作做好了,确切性就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是,在审读中还必须继续注意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图书如果存在常识性的事实错误,就比存在科学性错误更不应当。其二,核对资料和引文往往是助理编辑或见习编辑担任的,他们可能会由于一些局限性而遗留若干问题。其三,核对资料阶段着重在是否“查有实据”,其根据的可靠性一般还未完全经过验证。编辑在审读书稿的确切性时,主要不是再核对一次资料和引文,而是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为此,编辑应当学会善于鉴别、比较材料来源的可靠程度。一般地说,第一手的比第二手的可靠,正式文件比介绍、报道可靠,事态结束后的材料比事态进行中的材料可靠,机关团体的比个人的可靠,新材料比旧材料可靠。这方面的经验,应当注意积累。还应当注意报刊的“更正”和图书的“勘误”,避免以讹传讹。至于国外的资料,还应当研究其阶级的、社会的影响,仔细地剔除可能存在的同事实的背离。对于经典著作的引文,必须研究经典作家文字的原意和精神实质,它同本书稿引用意图是否一致,以避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好引述经典作家完整的句子或段落。如果有所节略,更应仔细衡量。如果只是引用其基本语意,并非原有文字,就不应以引文的形式出现,要把引号去掉。 书稿内容的科学性问题,是各个门类、每部书稿在编辑过程中工作量最大的一项。各个门类书稿内容科学性的衡量标准,就是该门科学在当代已达到的水平。我们不可能离开它另立标准。如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就是整个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那么我们衡量书稿科学性的标准也许可以说就是整部百科全书。 我们可以这样说,书稿内容的科学性,是其思想性(政治性)、系统性和确切性的集中反映。政治思想性是正确的,有完整的合理的系统性,事实和论点确切可靠,书稿内容也会是合乎科学的。反之,在其他“三性”上存在问题,科学性上就会有问题。 我们还可以说,具体论述的科学性标准,除了科学发展现状中已被确定下来的基本结论,还可以是同这个结论相应的合理的演绎。所以,书稿的基本科学观点应当与有定评的权威性的结论相一致,或者是这个结论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引申。 对于书稿内容科学价值的估计,首先要求在科学性上是正确的,同时应当要求研究性的读物有一定的创见,知识性的读物有科学的(也就是比较完美的、有效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只承认学术性创见的科学价值,不承认知识性、普及性读物因有成功的写作方法而具有传播科学的价值,不承认它也是书稿内容的一种科学性,那是不全面的。同时,通俗读物也并非不可能具有科学创见,我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写的《物候学》,既是物候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著作,又是一部富有实践价值的普及读物。回顾世界历史,许多在当初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创造,今天已经是青少年所必备的知识了。这说明,普及和提高的界限只是相对的,普及本身也是一种提高。 对于书稿内容科学性的研究,最为复杂,也最需要慎重。从政策上说,它直接同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有关,需要正确掌握。它又是编辑素养中最薄弱的环节。即使是受过具体科学专业训练的编辑,由于工作接触面广,书稿的内容超出编辑知识和经验基础的事还是经常地大量存在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尤其重要的是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这似乎还谈不上提高我们衡量科学性的能力,实际上却未必尽然。目前我国专家的状况是一般分工过细,科学的发展却有综合和交叉的趋势。在某个较窄的科学领域内,我们固然也应力求“脱毛”过关,但是要使自己的水平胜于社外专家,在多数情况下是困难的,不可能的。由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由于各个领域知识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专家们在超出他的专业领域外就不一定是专家,这种情况在作者写作一部书,尤其是一部大书时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一个地理学家不懂得一些历史,一些考古知识,他的研究成果在科学性上仍有可能存在问题。比如太湖成因的泻湖说,似乎地理界早已 有定论,但是近期在湖区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太湖成因的泻湖说以至原有的长江三角洲历史自然地理观念,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又比如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断定湖北省境内长江北岸的大批湖泊群是史书上所谓“云梦泽”的遗迹,但是近年来据多孔钻探资料,并未发现任何湖相沉积,这至少说明湖区范围不像历代相传的那么广大。如果我们的编辑,不仅具有一门科学的专业修养,还兼有广博的基础知识,那么就可以扬我“博”之长来补作者“专”之短,获得了鉴别科学性的一种重要的发言权。也只有这样,书稿内容的科学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对书稿作全面评价 我们审读书稿的内容和文字,是为了对书稿作出全面的评价,它一般体现为编辑所写的审稿意见。审读意见可详可略,但必须说明全貌和要点,认真写好。这种分析和评价,是判断书稿质量和出版价值的根据。书稿的质量是由书稿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是一个客观存在,应当如实反映。书稿的出版价值固然要以书稿的质量为基础,但往往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质量不好当然不具备出版价值,质量好的或基本好的是否能出版,还要具体研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因素(国内的和国际的),经济因素(虽然出版社不以盈利为惟一宗旨,但是一个时期里其投资总有一定限度),技术因素(比如印刷上是否有特殊要求而现实条件是否能满足它),书情因素(已有同类书、相近书的出版情况),社会因素(社会需要的迫切程度),编辑因素(编辑部人力、任务情况),等等。如果书稿基础尚好,但须修改,就还要考虑到作者修改的可能性,比如作者有无足够时间、足够资料以及足够的精力。只有以书稿质量为基础,对各种因素作综合的全面的考虑,稿件取舍的决定才是正确的。 十分重要的一点是,编辑要善于发现书稿的优点,并且保护、爱护作者的写作积极性。尤其不能抓住一点大做文章,全盘否定。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与人为善,平等待人,相互商量。且不说强词夺理和盛气凌人,对某些作者只要有一处措词失当,也可能会引起打不完的笔墨官司。我们要意识到,同作者的交往体现着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退稿一定要有足够有力的理由,尽可能避免采用统一的格式信。一部书稿,除了那些粗制滥造、剽窃拼凑的外,总是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1962年周扬同志曾在一个会上对编辑工作者说,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其寓意是很深的。特别是稿件寄到编辑部后被长久积压,就更应慎重处理。这可以说是编辑工作中的服务态度问题。 审读工作的结果并不都能表现为成品 图书,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将是“非生产性劳动”,其书稿将退回作者。对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关系,要很好处理。既不能只顾可发稿,把其他稿长期“打入冷宫”,又不能完全随波逐流,不分主次,常年作“无效劳动”。这里也有一个工作方法上的“弹钢琴”问题。在出版社稿挤的情况下,抓住若干可能采用的书稿审读加工,有些重要书稿若有难以判断和确定问题的,可先请有关机关或专家审查,有的提出修改意见请作者加工,不能采用的就当机立断退回作者。总之,一部分可发稿掌握在手头,若干部稿后备在柜中,同时有些稿在外审和作者手中修改。这样就既保证了发稿,又不使非发稿一概不进入编辑过程,编辑工作将变被动为主动,保证可发稿源源而至,不采用稿得到及时了结。这是最大限度利用编辑过程的时间因素,可以说是优选法在编辑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此文是商务印书馆编审陈仲雍同志在一个编辑业务学习会上的讲课稿,2001年4月投寄本刊,不久作者因病去世。现特摘要刊发,以表达对陈仲雍同志的怀念 编者) (ID: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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