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辉的出版研究及其新著《新出版观的探索》-出版科学

    近些年来，在编辑出版理论界，王建辉的名字已逐渐广为人知。曾有好几家专业刊物，如《编辑学刊》、《出版广场》、《出版广角》等，都为他开辟过类似于专栏的栏目。《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中华读书报》、《新闻出版报》等专业报刊上，也时常见到由他本人写作或由别人引述他观点的文字。王建辉既非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师，亦非出版研究所的专门研究者。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都是在他做地方出版社编辑和地方出版局领导之余完成的。能做到笔耕不辍，新作迭出，固然是他平日勤学善思的结果，而个人研究兴趣的广泛和治学领域的多头发展，也可视作他写作多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建辉的出版研究大致可作如下三个方面的划分：一曰书评研究，二曰编辑出版理论研究，三曰近代出版史研究。他的这一方向多维的治学路数，与他多年的编辑职业生涯有着很大的关系。王建辉自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编辑行当以来，就一直以学者型编辑自期。这种学者型编辑照他个人的理解，除了在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上有较深的积累有一定的研究水平外，还应当是一个涉猎广泛，对学术文化发展有判断力和超前意识的杂家。正是这种自我角色定位，使他形成了广收博取，专与博相结合的治学风格。另一方面，编辑职业自身性质的忙乱，也不太允许他沉潜下来做纯粹的经院学术研究，只能挤出一星半点闲暇将一星半点思想感慨形诸文字。
    王建辉将他的思想感慨文字落实到书评上，是因为书评这种文体适宜于他作札记散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大小由之。再说，做编辑与做评论家确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精神产品进行鉴定和评价；而以审读书稿的眼光来审视经眼的图书，有时甚至比一般评论者还要来得挑剔来得真切。将自己责编图书的审读记录转化成具有学术价值的书评，更是有近水楼台之便利。王建辉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70余篇书评文字，就是这样日积柴薪一篇篇地写出来的。既在书评写作实践中浸淫日久，关注书评这种文体，研究书评理论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1989年，王建辉将他发表在有关报刊上的书评理论文字结集出版，冠名为《书评散论》。该书是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几种书评理论著作之一，也是他在出版界打下声名的第一本著作。书中一系列见解独到的观点，如强调书评要高于原作的再创造，强调书评的文化功能，强调书评文化是整个社会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读来都有耳目一新之感。据他本人说，该书曾经是好几篇硕士博士论文的主要参考书，可见其理论上的价值。
    90年代中后期，王建辉把他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近代出版史研究上。研究史学，本是他读书时的专业所在，而把史学研究定格在近代出版史领域，无疑又与他的编辑职业挂上了钩。多年的出版生涯，兼之训练有素的史学功底，使他的出版史研究，既有实践上的支撑，又有史识上的高度。读他的出版史文章，在其论述平实的文字背后，不难感受到他选题立意的现实指向和理论思考的张力。无论是他对近代出版业的宏观描述，如《出版和中国近代文明》（见《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五四”和新出版》（见《文史哲》，2000年第2期）、《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见《编辑之友》，2001年第6期）等，还是对一系列老出版人的个案研究，如他已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对王云五的专题研究（见《文化的商务》，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7月），以及发表在《出版广角》“百年先行”专栏上的近代50位编辑出版家札记，无不渗透着他那种为当下未尽如人意的出版现实找寻历史思想资源的良苦用心。王建辉治史学，并不以对原始史料的艰苦挖掘见长，而是以对现有史料的宏观把握和深入分析取胜。1999年9月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之一种的《王建辉自选集》，收录了他在此时间之前的大部分出版史研究成果。读者从这本书中，不难看出他的这一长于思考的学术特色。
    古人云：“居其位，谋其政。”王建辉曾做过16年的一线编辑，对于这一职业，他从不掩饰他近乎固执的偏爱。正是这种强烈的“位”意识，使得他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有了运转的轴心。当初他热心于书评的写作，是想借此促使自己多读多写，从而达到他所说的“以读助编”和“以学助编”的目的；后来他从事近代出版史的研究，特别是对近代老一辈编辑出版家丹青往事的追踪，多少也熔铸了他自身的某种自我角色定位。就他个人的编辑出版实践来看，王建辉也确实作出了一些不让于前贤的出版业绩。由其责编或由其策划的图书，有的获得了国家大奖，有的赢得了市场销路。在编辑行当中做得有滋有味的他，爱屋而及乌，实践之余，热心于编辑理论的研究，既可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也可看成是他“编研相长”理论的付诸实施。1996年由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的“中青年编辑论丛”中，便有他的那本《新编辑观的追求》。该书汇集了他对编辑这一社会文化角色的诸多理性思考：有关于编辑的角色定位，有关于新编辑观的认识，有关于第三代出版家的界定，有关于出版名牌战略的实施等。他的这些编辑理论容或有可议之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他作为新时代出版人对编辑出版新理念的执著、勇气和激情。
    这种执著、勇气和激情，并不因他后来当官而稍减。1997年他开始担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职，在此之后的年度里，王建辉几乎以一年一本著作的速度在写作：1999年他的个人自选集出版，2000年他的博士论文付梓，2001年他的书评集《思想的背景：王建辉书评文录》印行，2002年6月，他的新著《新出版观的探索》问世。上述事实表明，行政上的重担和事务上的繁忙，不仅没有使王建辉像有些学人那样一旦为官，便淡出学术界，相反，为官从政的经历，使他在以往出版研究之路的基础上，关注的领域更宽广，学术的视野更宏阔。这一点，在他2002年出版的新著中，体现最为明显。
    同他的大多数著作一样，王建辉的新著《新出版观的探索》，也是他平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结集。著作中汇集的是他书评研究和出版史研究之外的，有关编辑和出版理论方面的文章。其中最早的一篇《史学编辑的史学修养》写作于1986年1月，最晚的一篇《对100个出版问题的片段思考》则发表在2002年的《编辑之友》第3期上。通览此书，大致可了解作者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出版理论方面的探索轨迹。推而言之，由于作者收进本书中的文章在发表后曾不同程度地引起过较好的反映和关注，因而，我们从本书每篇文章末尾有心提供的时间线索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触及我国编辑出版理论界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兴奋点。依此说来，该书既不失其现实方面的指导价值，同时还具有某种出版学术史方面的参考意义。
    该书在编辑上根据论述主题的不同，整合为四辑，分别是：“文化思想论”、“宏观出版论”（上、下）、“出版工作论”和“编辑策划论”。体现王建辉理论视角新变化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他对我国宏观出版发展的有关论述上。如“文化思想论”辑中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思想的探讨；“宏观出版论”辑中关于新世纪我国出版业所面临的问题、思路与对策的研究，以及有关出版产业省域经济发展的思考等。作者为《出版科学》自2000年第1期起所写的期期不落的卷首语，也全部收录在本书中。卷首语共11篇，择取的皆是宏观视角，以一期一个专题的形式，论述我国出版业发展大略。如《从阶段性转移到产业整合》、《出版工作要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现代出版的内涵》、《两种发展观》、《牢牢抓住结构调整这条主线》、《出版要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出版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让出版科研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重视出版业人力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加入WTO后政府如何管好出版》等。据说，王建辉所写的这种主题突出、议论纵横的精练短文，颇受老一辈出版家王益先生的称赞，而其中若干篇已为《新华文摘》、《中国新闻出版报》所转摘。
    之所以将新著取名为《新出版观的探索》，据王建辉在《后记》中说，是因袭了他1996年出版的那本小书《新编辑观的追求》的命意。新著“编辑策划论”辑中，网收了那本小书中的大部分文字。从作者对全书的结构安排来看，对“编辑策划论”这一辑颇有推重之意，特地将其放在最后以压轴。这一点，王建辉在《后记》中有明确交待。笔者的个人阅读体验对此亦很认同，觉得这一辑中的文字最能体现作者思想的锋芒、语言的精致和对出版事业的执著之情。“编辑策划论”的核心思想在于，新的历史时期给新一代编辑出版人，也就是王建辉所说的第三代出版者以新的文化历史使命，而完成其使命，实现其职责的方式就是通过编辑
策划，借助主体编辑思想的输出，直接参与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创造中来；有所作为的编辑者要把“为人作嫁”和“为己立传”合二为一，在充分尊重才华尊重学术的前提下，借他人之“母腹”孕育自家之“胎儿”；要致力于“打破编辑行业的小生产的工作状态”，而成为“社会化、信息化的产物”，具有更多的整体意识，“最大限度地放大和辐射出版的社会功能”；要能够自觉地把商品经济的规律引入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来，注重两个效益，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从事出版文化事业；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社交与活动能力，对高新技术有深入了解，对出版主潮有宏观的把握等。如此编辑出版观，反思于过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以“新”名冠之，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王建辉论理说文，不尚空谈，注重实证，这可能多少得益于他长时期的史学训练。在新著“编辑策划论”辑中，《选题策划方法谈》、《以选题策划带动编辑室工作》、《编辑之失常在学术》、《质量优化：编辑改稿我见我行》、《当编辑首先要做人》、《编家四忌》、《编辑工作一二三》、《“百佳”感言：在易难轻重之间前行》等篇什，都是直接引述他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说理。这在增加文章说服力的同时，无形中又平添了许多可读性。那些作者在编辑实践中曾经碰到的鲜活实例，那些作者在职业生涯中感悟出来的人生点滴，可为正在成长和成熟中的中青年编辑出版工作者取法，亦可为高校编辑学专业教师课堂教学时取资。
2002年是王建辉走进出版界第二十个年头，出版这样一部集子，在他，可能是一种纪念，在我们，却增加了温故和知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