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辈子编辑，责编书稿虽然不多，但是每一本书稿我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并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刘西尧同志的《愚痴诗集》和《攀峰与穿雾》就是在我编辑生涯中留下深深记忆的图书中的两本力作。
    西尧同志是我仰慕已久的革命老前辈，他是武大的校友，抗日战争初期便投笔从戎，转战于鄂东抗日前线。解放初期，他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岗位上奉调参加国家工业、科技及国防尖端部门的领导工作。“文革”期间及以后一段时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二机部部长、教育部部长。作为晚辈，我一直未能和他见面。和西尧同志见面、相识，是一次偶然的机遇。那还是1991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社长办公室的同志通知我到会议室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如期而至。大约是9点过一刻，在校党委书记任心廉同志的陪同下，西尧同志健步来到出版社会议室，并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修长的身材，慈祥的面容，一个多么和蔼可亲的长者，我们内心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我也不再感到有什么拘束了。西尧同志这次从北京来武大主要是商谈出版他的诗集的事情。商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当场就敲定了选题，并列入年度出版计划。对此他非常满意。商谈结束后，任心廉同志在珞珈山庄设便宴欢迎西尧同志。由于工作关系，我奉命作陪。席间，任书记对我说：“老杨，刘部长的诗集就交给你了，你要在业务上负责到底。”西尧同志当场也欣然同意。就这样，我当上了西尧同志诗集的责任编辑。宴会结束后，我又前往他下榻的南山客舍，具体研究诗集出版方面的编辑细节问题。西尧同志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的诗词创作经历和具体内容，并谦虚地向我表示，诗集的编辑、审定乃至内容的增删，交由我全权处理，叫我不必客气，大胆干就是了。我们研究的问题很细，花的时间也很长，差不多到下午6点才结束。第二天，他就回北京了。
    从这开始，我的工作重点就是责编西尧同志的诗集。差不多花了近一个月的工夫，我认真地审读完了全部诗稿。在这期间和以后诗稿发排的过程中，每有心得体会和建议，或者需要向他了解某些诗句的背景和相关事宜，都通过书信来往沟通联系，一年下来，我们之间的通信竟有28封之多。这些信件，既有具体诗词内涵的探讨，也有整部诗集编排设计的磋商，既有个别诗句韵律的推敲斟酌，也有诗集部分内容的增补删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相互交流，非常融洽。当时我曾不经意地询问过诗集名称的缘由，西尧同志耐心地向我解释。他信中说，1989年政治风波骤起，忆旧与随感常涌笔端，首发一首，似难以自已，改了又改，抒怀言志，力求情真意切，不敢言诗。在那段充满忧患的日子里，和景文（西尧同志的夫人）困居木樨地居室中，景文作画，我作诗填词，将居室命名为“愚痴诗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终身，经受各种考验，没有无私无畏、一心为公的“愚痴精神”是不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尧同志便将他的诗稿命名为《愚痴诗集》。从信中知晓这一切后，更加深了我对他及其诗词的景仰敬重之情。后来，西尧同志把这个意思写进了“自序”之中。
    在给我的信中，西尧同志告诉我，说他听过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传达后，感受极深，我连忙去信希望他把这种感受用诗的形式记录下来，补进《愚痴诗集》。西尧同志欣然接受我的建议，很快就寄来了一首寓意深远的七绝：“大道攀峰一百年，百川汇聚动渊泉。敢吞天下钟灵秀，谈笑颜开共富篇。”收到这首诗后，我立即发稿，补进正在排版的《愚痴诗集》中，同时抄了一份送《长江日报》文艺部主任巴兰兰同志，不到一个星期，就见报了。
    责编西尧同志的诗集，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他的诗作，不论是纪事、言志，还是抒情、写景，根本没有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全是一片清新、朴实、可信、自然的赤子之情。最难忘的是西尧同志怀念已故夫人陈景文同志的那组诗，发自肺腑，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那首回忆他和陈景文同志从相恋到定情的《月下竹林夜》：“浪激涛惊明月夜，考棚并畔两情融。清风翠竹同心结，亮节虚怀贯始终。”不仅感情真，而且境界高，艺术地再现了西尧同志和他的夫人共同生活中已经远逝，但仍然记忆犹新的剪不断的缕缕深情。
    《愚痴诗集》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尧同志对此十分高兴，也对我们一再表示感谢之情。在1992年12月4日给我的信中说：“我认为《愚痴诗集》是印得很好的，我很满意。”1993年9月7日的来信中又说：“由于得到你们，包括出版社有关同志和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愚痴诗集》才能得以高质量地出版，我再次向你们致以深切谢意。”
    西尧同志的《愚痴诗集》的出版是比较顺利的，他的回忆录《攀峰与穿雾》的出版则颇费了一些波折。在责编《愚痴诗集》时，我就建议他写一本回忆录，把他的革命经历作为一份珍贵的史料保存下来，他当时愉快地答应了，并要我继续作他的责任编辑。可是当我收到书稿时，北京某出版社要出一套回忆录丛书，这本书稿也名列其中。当时我实在舍不得把书稿交出来，但为了顾全大局，又不得不交出来。这事对我和武大出版社虽然有些遗憾，但毕竟可以出版也是件大好的事。问题是拖泥带水将近两年之久，终因经费不能落实，丛书没有出成。西尧同志的回忆录又回到我的手上，这算是第一次波折吧。
    第二次波折是选题的重新申报。本来回忆录是申报过选题的，但由于时间太久，还得重报。我们向主管单位教育部申报选题后，主管单位来文说，刘西尧同志回忆录系重大选题，必须将书稿送审。这以后几经周折，最后由新闻出版总署于2000年11月11日发来关于同意安排《刘西尧同志回忆录》一书选题批复的专文。问题终于圆满解决。比起《愚痴诗集》，这本回忆录无论在编辑加工还是在装帧印制上都有所提高。西尧同志自己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那时，他已从北京迁回武汉，就住在珞珈山边的茶港，他来武大容易，我去他家也方便。为了研究出版编辑方面的具体事宜，我经常到他家去作客。交往多了，感情也深了，除了出版工作之外，有时我们还聊聊别的一些事情。
    编完西尧同志的回忆录，回顾他一生的历程，的确像他自己多次说过的那样，是很幸运的。一是毅然从珞珈山上走下来，投笔从戎，参加了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的战争。二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组织指挥了“两弹”的研制与发射工作，回忆录中的“攀峰”部分恰好记叙了西尧同志这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而回忆录中的“穿雾”部分则是记叙他在周恩来总理精心组织和亲切呵护下，如何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最后夺取胜利的斗争历程。回忆录中记录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智斗江青的那段事迹。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那个为她写传记的外国女人，把西尧同志找了去陪同接见。在谈话中，江青大吹1951年在湖北参加土改的事，竟把她当年自己主张平分中农土地并要一个国民党保长当贫农团团长的错误推得一干二净，歪曲事实地说，她因为说服不了贫雇农，只好给西尧同志打电话，叫贫雇农在电话旁听着，是靠西尧同志这个省委秘书长，才把贫雇农平分中农土地的要求制止了。江青吹完了，指着西尧同志对外宾说：“你们问他，他可以作证。”这时西尧同志才明白叫他去参加接见的用意。江青确是出了一道难题，如果为她作证，不是歪曲历史吗？西尧同志想了一想，便说：“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是今天听你说后才知道的。”西尧同志这样说，江青当然不高兴，再也不找他参与接见外宾这类活动了，但造反派找麻烦的事可就多了。多亏周总理多方关照，才保西尧同志过关。有一次，总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便叫西尧同志在西花厅藏了十天十夜。一提起这些事，西尧同志怎么也忘不了周总理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呵护的深情。
    对一个编辑来说，编本好书稿不容易，编辑一本精品力作，并给自己留下深深的记忆更难。应该说，我是幸运的。这不仅因为我责编了两本好书，而且因为我在责编这两本好书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革命老前辈，并从他一生的革命经历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