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2年，学术界就碰到揭露学术腐败的新闻。1月10日王铭铭事件刚曝光，次日《文汇读书周报》就在头版提出“学术须守规范，而学术成果需要通过出版才能公之于世，所以学术的规范须由出版界的协助才能建立。这就有劳出版界诸君了”（1月11日头版）。两周后又在头条以近一版面提出《为遏制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专家呼吁出版界尽快建立严格的学术评审制度》，提出推广《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做法和匿名审稿制度。
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著作和文章是由出版放行的，毫无疑问，出版（报、刊、书）有义务对自己放行的著作、文章的学术水平和是否遵循学术规范如同政治关一样要把牢。把纠正学术风气的重大任务交给了出版界是理所当然。然而，出版界自己也不硬气：王铭铭抄袭在同一出版社的作品，出版社放行，就很难说得过去了，编辑不读自己出的书，就是明证；最近见到两本揭露学术腐败的书，书里出版界也倍受青睐。50多年来出版的变化极大，而我们制度变化很少：审稿至今着重的还是把政治关；“三审制”的分工中甚至没有涉及学术规范。
但事要从源头抓，俗话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出版只是学术传播的组织者，学术界是培养学风的主导方，学术界的腐败责之出版界，也不现实。而且学术品德不仅仅抄袭与否，如挂名主编、挂名作者，周瑜黄盖之间，出版社如何管得了；再如一部已确定的稿件，作者最后拿篇名家溢美推荐、序言之类。
“出版是一种理念的追求”；“出版是文化的追求，实现学术文化的进步繁荣，所以出版的目的不是追求钱，但没有钱也办不了出版”；“理念常常不能实现，因为有时和客观矛盾”；“所以[小平同志对新闻出版]提出了‘双效益’这个要求”；“出版是弘扬圣贤的文化，使更多的人能受到圣贤的熏陶”；“出版[有价值的书往往]是赔钱的，所以要搞多种经营，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要好好总结”。这是在电话里向文葆先生请教时他说的，“出版是一种理念的追求”一语，实在是出版学和编辑学的精华所在，也许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出版是一种理念的追求”，但不同时代，理念有所不同；任何时候同一时代的人的理念也有极大差异。不同理念的人从事出版，做法必不一样。编辑出版有理念的一面，另外更有具体操作技术很强的一面，理念依赖它而实现。因而出版物中出现的腐败，也就有两种：如果作者用美人计、美男计或拉关系，应该说出版的理念出了毛病，更遑论久治不愈的卖书号了。但我认为，有学术作风问题的出版物（书和文章）被放行，大都属于编辑技术上出毛病：不把审稿当作自己始终的工序。审稿是出版者自己的头等大事。
人们赞赏《三联·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评选。该丛书规定“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按年度评选遴选，决定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丛书学术委员有季羡林、厉以宁、王蒙等9位，每年审定10种书。这部丛书我翻过几本。应该说这种方法，整体是过大于功，并不能对出版物、学术风气有好处，尤其从
大处，对国家是极端不利的。
首先，任何评委委员，他们都是被严重束缚的：请他们评审的书或书稿都是经过学养暂时比他们略低的委员会工作人员挑选后交到他们手上的，很难说是谁评选的。
其次，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2001年7月18日《中国青年报》有文章揭露2000年获中国图书奖的有本叫《竹木春秋》的，出版后就有七八篇文章揭发其硬伤、抄袭（转录自张国功文章）。
第三，这种方法偶一为之未尝不可，稍微扩大，你将于心不忍，更遑论全面推行。德高望重的学者，多高的审读费都难以补偿他们宝贵的时间，编辑实在不应该忍心要他们放下工作当出版社的拐棍。吴晗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是由专门的助编机构审稿的。“文革”后《外史》虽有编委，陈翰笙老作为主编都要看一遍，提出修改意见。编辑每当将稿件放入包内去陈翰笙老家时，薄薄3万字竟变得如此沉重：难以判断此行对社会是功是过。季羡林老如此高龄，你怎么忍心请他去决定这本或那本可出不可出！你忍心让厉以宁暂时放一放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关注，而来同你审稿？
第四，关键，俗话说尺有所短，这是学术上能钻空子的要害所在。除一些大题目，大家都熟悉，审读人容易和社会已达到成就相比较外，其余一般细小题目的论文、专著往往不是任何导师、答辩委员、审阅者和编辑都熟悉的。像张元济的传，20年来不少于12种，但真正有自己发掘材料和观点的不多，其中叶宋曼英的确是认真的，它是博士论文，她告诉我，他的导师说根本不知道张元济是何许人。所以此类小题目论文、专著，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结构合理就能通过。至于是否真有所据，引文背景是否弄清，就很难说了；至于抄袭也就更难发现。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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