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目 录
|
|
创新是编辑工作的不竭动力田君
最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黑皮书”(因其封面封底以满版黑色作底,故戏名之),在图书市场获得较好的反响,初版5 000套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已经销出。要是通俗的畅销书,这个成绩肯定不能算好,但是作为一套读者面很窄的学术书,这个成绩就很是可以的了。 这套名为“世纪初的对话:名家与名编” 的丛书,第一批共5本。其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们是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策划并由局长孙颙亲自主编和作总序,而且因为它们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首先,这种让编辑与作者共同参与学术性著作的形式便有着开创性的意义。编辑历来都是在后台,默默无闻地为作者做着服务工作,被称为“为人作嫁”者或“助产士”,这一次,他们终于走到前台,与作者一起共同制作一件新“嫁衣”。事情虽小,意义实大。大就大在打破了编辑不能与作者平起平坐、从事学术专业研讨的传统观念。诚如孙颙在《总序》中所说:“一个好编辑,在做‘杂家’的过程中,对某一专业有所偏爱,深入下去,渐成正果,也是常有的事。”“想为名编辑们出一套书,又为何要他们与‘名家’们对话呢?原因很简单。若‘名编 ’们各拿出一本学术著作,也就与一般的学者出书大同小异,少了‘名编’的特点。‘名编’们在编书与治学的漫长岁月里,与‘名家’交往频繁,同声相求,惺惺相惜,虽‘君子之交淡如水’,又常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若让他们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海阔天空地扯,肯定会扯出新的意境来。” 这套书的第一批5种分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郭志坤与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对话的《中国古史寻证》,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卢辅圣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建融、美国纽约职业艺术家谷文达对话的《中国画的世纪之门》,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伟国与季羡林、余秋雨等数十位敦煌学者对话的《敦煌话语》,学林出版社原总编辑、现韬奋纪念馆馆长雷群明与邹韬奋、陈原、王建辉等“对话”的《编辑修养十日谈》,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陈保平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对话的《中国七问》。以上这些书的作者一方属于“名家”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编辑一方的诸位不仅在一些学术领域多有贡献,而且在编辑工作中的成绩是颇为可观的,称之为“名编”也不算是溢美之词。由这些名家和名编共同来研讨一些学术问题,实在是一个好主意。前不久,有同志在某报撰文说,“学者型编辑”是不可能的。我们觉得学者型编辑可不可能,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这套丛书的出版,其实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套丛书不仅是由编辑主动策划,并且在对话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在所涉及的专业内容方面,他们不是简单的采访式的提问者,而是有学识、有见解的专门家。他们与名家的对话,完全做到了相互补充和相互发明。凡是看过这些书的同志,对于把这些与名家对话的编辑称之为“学者型编辑”,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其次,这套丛书在学术著作通俗化方面也作出了创造性的探索。被周恩来同志誉为“出版事业模范”的邹韬奋一贯主张大众化、通俗化。他曾经说:“极力使专门的学术通俗化,实在是专家对于大众教育应负的责任。”“社会是一天一天地在前进着,有许多在从前认为是‘专门化’的知识,也许到现在却应该是一般化了;我们要尽力使原来是‘专门化’的,现在要在文字的写作技术上使它大众化起来,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识水准。”他所说的“现在”距离我们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提出的学术著作通俗化的任务并没有过时,也远远没有完成。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太多太多的与大众隔膜的所谓“学术著作”,以其内容的晦涩和文字写作的艰深,使它们自外于广大读者,而永远只能被少数人所欣赏和承认。 我们很难忘记前辈们以《大众哲学》等学术著作通俗化的成功先例作出的示范,但我们也很遗憾地感到,这一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这5本书涉及的学科内容有历史学、绘画美学、敦煌学、编辑学、社会学和文艺学等,都是很专业的学术问题,其中像敦煌学、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绘画更是非常专门的学问,编辑修养,有着太强的行业特点,而《中国七问》中涉及的关于人权、社会分层、人生意义、宗教等问题又显得十分现实而尖锐。这些题目,也有过一些学术著作,但大多难以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现在,通过名编辑与专家的对话,把这些很专门的学问分解成一个个比较通俗易懂的专题或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如《中国古史寻证》将遥远而艰深的古代历史分为古代史、考古学、文献 学、古文字学、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古代礼制研究、古代文明、“夏商周断代工程”10个专题;《敦煌话语》将敦煌学分成10个话题,讲说“敦煌”的词义、敦煌其地、敦煌文明和艺术的载体、藏经洞的发现、敦煌遗书的聚散、敦煌学的形成发展到敦煌文献、敦煌学学者及国内外研究等;《中国画的世纪之门》将面临现实的中国画归结为面对现代、历史与我、超越传统、多元情境、绵延之维、无形的手、建构意义、边界何在8个话题;《编辑修养十日谈》就编辑的名称、传统以及政治、思想、道德、文化、语言文字等修养分成10个专题。这些内容,诚如李学勤先生在他们的书中所说:“这方面的研究,可说十分专业,如何把有关的问题与观点,像翻译佶屈聱牙的语言一样,变成大家有兴趣的叙说,真是谈何容易。”但是,由于对话的一方都是长期在出版社担任编辑业务工作的,对读者的要求了如指掌,因此,能处处顾及读者的需要和理解能力,使艰深的专门学术得以通俗易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除了对话体这一形式的优点外,一是他们能引导专门家的思路和话语向一般读者靠拢,二是他们能利用自己参与对话的有利条件,将名家过于专门的知识通俗化,过于艰深的名词术语加以诠释,甚至通过简单明了的归纳和转述使之容易为读者读懂。这样,不仅增加了读者阅读的兴趣,确实基本上使“十分专业”的知识变成了“大家有兴趣的叙说”,而且的确是读了之后可以有所得。 第三是表达形式上的创新。这套丛书之所以受欢迎,还与它的图文并茂和精心设计、精心出版有关。5本书都加入了大量的相关图画和照片,使得有些艰深、严肃的内容变得容易理解,经过沪上颇有名气的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的精心设计,使版面变得美观、活泼和轻松,加上大气的24开本,宽松而富于变化的版式,双色印刷,特殊的用纸,这一切的近乎完美的结合,终于营造出一套别开生面的学术书,使许多见到它们的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爱不释手。连出版它们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也有同志不无骄傲地说,这是该社出的最好的一套丛书。 李学勤先生在《中国古史寻证·序》中说:“我认为,由孙颙先生为始作俑者的这套丛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访问学者,记录他们的思想和感受,并且与其著作结合起来,展示出他们的学术面貌,可以说是为未来的学术史研究准备下良好的条件。”我们觉得,这套丛书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此。据我们所知,这套丛书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继1998年成功策划《海螺绿叶丛书》之后策划的第二套跨出版社的丛书,是上海出版界人才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和推出拔尖人才的有力措施。创造性的编辑出版工作必须依靠创造性的人才来完成。由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出面做这种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方面的重要意义恐怕是更值得重视的。 (作者单位:上海市编辑学会)
(ID: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