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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出版活动的功能研究

　　出版活动对文化知识的传播积累，对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信息的沟通、人际间的交往，等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出版活动所具有的功能，使其在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前进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通过探讨出版活动的基本功能以揭示出版活动的社会意义，也就构成了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众多中外学者对出版功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探讨。我们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学者们大都认为，出版活动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思想教育与舆论导向上。巢峰在《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文中指出：“出版物是宣传思想的有力武器，任何阶级、学派、团体、宗教，无不利用这一武器来宣传自己的思想。”[15]宋木文也认为：“出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科学的进步、思想文化的积累离不开出版。……特别是报刊和图书对于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的巨大作用尤其不可忽视。”[16]此外，通过对出版物作用的描述来提示出版活动的思想教育功能的论述还有很多。
　　阙道隆则从编辑的角度对出版功能进行了阐述。在《编辑学理论纲要》一文中，阙道隆提到了编辑活动的两大政治功能，“第一项重大政治功能是维护现存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或者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制造舆论。……编辑活动的第二项重大政治功能，是推动社会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对权力机关进行舆论监督。” [17]他同时指出，这两大政治功能的发挥，是通过书籍报刊的传播来实现的。可见，阙道隆提到的两大政治功能，是整个出版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英国学者斯坦利·昂温则从出版自由的角度探讨出版活动的思想教育功能。他指出：“要使新思想和不受欢迎的意见得到仔细而又彻底的鉴定，除了出版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破坏性思想的敌人，不是镇压，而是公之于众；真理不必害怕阳光，谬误在阳光下会枯萎。”因此他主张：“出版工作要向准备跟随先驱人物走新路的人提供远为激动人心的奇异经历，应热心帮助人们克服麻木不仁、无知和偏见，尤其要帮助人们关怀真理的发展。”[18]
　　笔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出版活动政治功能的另一方面 舆论导向进行理论分析，认为出版物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能够从五个方面影响受传者，也即广大读者的立场、观点和行为：一是可以为受传者提供支持固有立场、观点和行为的有关情况，从而增强受传者的固有观念；二是在争议不大且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问题上，重复传播内容能直接改变受传者的行为；三是只要善于把一种新观点同受传者的原有价值观和需要联系起来，就可以使受传者在不改变原有立场的情况下接受新观点；四是为受传者提供证明他基于某些需要和固有观念而采取行为的正确性的材料，支持受传者业已采取的行动；五是提供与受传者固有观念相联系的新情况，对受传者的思想注意力起一种引导作用 [19] 。
　　

　　在众多论述出版文化功能的文章中，普遍提到的出版文化功能包括文化选择功能、文化生产功能、文化传播功能、文化积累功能。
　　文化选择功能，是通过出版活动中的编辑工作环节来履行的。不论是对出版物的选题，还是对某一部作品进行的具体编辑加工，都是一种去劣存优的文化选择过程。正如向新阳在其《编辑学概论》一书中所论述的：“对个体精神产品进行鉴别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存优去劣的过程。存优，就是赋予个体的精神产品以‘一种独立的生命’,使之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去劣,就是否定个体精神产品的存在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堵塞其传播渠道。存优去劣既是编辑劳动的目的和原则,也是它的作用与功效”。[20]阙道隆则将出版文化选择功能表述为编辑活动的优化功能。他认为：“信息在传播前需经过编辑选择并协助作者修改和加工，使其从内容到形式更加完善，适于复制传播。这就是编辑活动的优化功能。”[21]
　　文化生产功能，是出版物生产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如彭建炎所说：“出版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承载物的生产，它是作者文化创造的继续，编辑对著作（书稿）的选择、整理、审读、加工等都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不仅如此，出版生产的产品出版物中还融进了质的变化。”[22]出版活动的文化生产功能不仅表现为自身直接参与文化创造活动，而且表现为出版能为其他文化创造活动如科技、文学、艺术，以及服饰、建筑等物质文化的发展提供条件。所以，一个国家的出版业发达状况，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正如埃斯卡所说：“对书籍总数的统计，再加上进口数和重复数，确实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可以使我们（十分近似地）估计出这个国家的作家人数及生产能力。”[23]
　　文化传播功能，是通过出版活动中的批量生产及出版物的广泛传播过程来实现的。批量生产为出版物的流通创造条件，而流通则直接使蕴含于出版物中的知识信息得到广泛的传播。余秋雨在一篇谈都市文化的文章中，用生动的事例对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作了有力的诠释。他说：“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中，北京曾发生了著名的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激烈争论。然而，所谓‘白话文战胜文言文’的最终标志是什么？仅仅是白话文在论点中居于上风吗？情形远非如此。胡适等在北京提出白话文学原则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等产业机构投入运作，以白话文印刷的教科书通过商业渠道进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中国的各个中小学开始采用白话文教科书，新的一代文化人以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课本接受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文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才真正在中国社会确立了根基。这个事实无疑揭示出现代文化取得实质性胜利的基本途径，即文化上的理论思辨成果须通过一定的商业手段转化为商品，强有力地渗透到社会整体的各个细胞中。”[24]日本知名出版家中平千三郎指出：“我们这样断言，在光、影、音响交织成的世界中，书永远是智慧的传播者。我们可以认为：书承担着开发科学技术，记录并传授给后人的重任。”[2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昌德拉·奈尔在其所著的《图书出版业务》一书中认为：“出版商可以比作一根导管，作者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知识通过这根导管流向社会。”[26]高伟则从知识的纵向传播方面阐述了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他说：“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只有通过一定中介，被编辑、印刷，制作成了物质载体形态的产品图书、期刊、报纸以及电子音像出版物，才能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个中介，便是出版。它把人类文化物化在一定的载体上，使成果跨越时空的界限，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27]
　　文化积累功能，是通过出版物为旧文化的保存与新文化的增长创造条件来实现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出版物的产生、印刷术的发明、出版技术的改进以及图书流通的发展，都对旧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邵益文所说：“图书留下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脚印，它记录了人类认识的总和，积累了无所不包的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有史以来一切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28]向新阳也认为：“文化积累，尤其是以纸张为物质载体，以活字印刷为手段而进行的精神文化积累，日新月异，导致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思潮的诞生和科学技术的创造，促使最近几个世纪文化发展突飞猛进、空前繁荣。这一切，是离不开编辑出版的。”[29]
　　出版活动正是通过其文化选择、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及文化积累等功能的发挥，才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3  　经济功能

　　许多学者对出版活动的经济功能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卿家康认为，出版活动可以从五个方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①出版活动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②出版活动能促进劳动力再生产的发展；③出版活动促进社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④出版活动促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⑤出版活动直接创造产值，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0] 。
　　梁宝柱则侧重从科技成果应用的角度来认识出版活动的经济功能。他指出：“图书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载体，是最有效的传播、保存、积累和推广、应用科学技术知识或成果的工具。任何一项新的科学发明、发现、推广与应用，一般都要通过书籍、图表、报刊等出版物进行信息传递、普及传播。出版经济越发达，越能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加速国民经济的繁荣。”[31]
　　1980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50位知名专家在该组织的领导下专门研究书刊印刷和出版业对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影响，经过3年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国的书刊印刷业水平，是该国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印刷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有很高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0.9）；印刷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印刷业是以较小的投入换取巨大的社会价值的产业[32]。
　　笔者在自己所著的《出版发行学基础》一书中，将出版活动的经济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产值构成功能，出版活动能向社会提供出版物或出售版权，直接创造产值，构成国民经济总产值的重要部分；二是经济促进功能，出版活动能传播知识，提高劳动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是经济服务功能，出版活动能传递信息，为经济决策与管理提供信息服务 [33] 。

　　这里所指的社会功能，仅指出版活动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功用。众多学者对此所作的探讨，大多集中在社会交流、社会教育、消遣娱乐三个方面。
　　出版活动的社会交流功能，主要表现为出版物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媒介，能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正如吴江江等所说：“各行各业，从生产到生活都离不开出版提供的信息：生产需要从出版物中获取商情，从而保证产销的正常运行；出版物在指导人们的消费行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34]美国出版家小赫伯特·史密斯·贝利则将出版的社会交流功能诠释为“匹配”。他指出：“出版社一边是作者，另一边是读者，出版社则是作者与读者的匹配装置。……出版社的关键问题是使读者与作者或至少与特定的图书相匹配。当然，它同时也将作者与读者相匹配。”[35]
　　出版活动的教育功能，彭建炎在其所著的《出版学概论》一书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出版物所具有的教育价值及其对智力发展的影响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权利的人来说，起到了等同于学校的作用；其次，正规或非正规的学校教育同样需要出版活动的参与，出版活动为学校提供三大教育支柱之一的教材；再次，出版活动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标志着对人的品格来说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教育意味的环境。”[36]
　　出版活动的娱乐功能，恩格斯早在《德国民间故事》一书中就作了很好的解释：“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起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37]郑士德在其所著的《图书发行学概论》一书中也特别强调了出版活动的娱乐功能，他说：“娱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需求。许多人阅读文学艺术图书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从图书内容中得到娱乐、消遣和休息。文学艺术图书可以寓教于乐。生活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读者、文化生活比较枯燥，在紧张的劳动之余，读读文艺小说、故事，可以获得愉悦和娱乐，消除疲劳。”[38] (ID: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