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曾经说过：“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黄发达的大国，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 [1]因此，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较滞后，至今还处在学科建设阶段。我国古代以来典籍浩繁，目录、版本之学和图书史、印刷史等发展较早，往往含有编辑史、出版史的重要内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很有价值，但还不是编辑出版史的论著。上世纪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可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2]。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界简史》(杨寿清著)，作者显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响，在创作意图上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内容并不完整，篇幅也较单薄，但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史问世，是有历史意义的。
　　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在建设初期，出版家张静庐在出版总署任职，他首先重视出版史研究工作，独力搜集史料，开创性地编辑、注释而成的八大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3]。该书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资料，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注重革命进步材料，又由于陆续搜集编辑，出版时间分散，读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张著开风气之先，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没。
　　20世纪下半期，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走过起伏、曲折的发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残和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版业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复、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征程。出版界经历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蕴藏着一股研究出版理论(包括编辑史、出版史在内)的热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颁布，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重要纲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机构等[4]。从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角度来看，就大大地调动了业内有识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纷纷从总结出版历史经验、撰写出版回忆文字入手，进入研究编辑史、出版史的行列。
　　差不多在此前后，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乔木于1984年10月为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给教育部写信[5]，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立编辑专业开始，全国陆续有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等不少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以及出版研究所，并设置“中国编辑史”或“中国出版史”课程。这些措施，对于聚集专家，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显著的效果。比如已经有一批出版史的硕士、博士论文，有的还得到正式出版[6]。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编辑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教学和创作人才。这支研究队伍是由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和相关科研部门热心编辑史、出版史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值得高兴的是，这支研究队伍尽管并不很大，但它的特点是在志同道合、取长补短、团结合作、携手前进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人士学术研究的基本力量。上世纪最后20年内的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都是与这支研究队伍学术勤奋、辛劳开拓的努力分不开的。
　　1　回顾与成果
　　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87年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先后成立，在组织、推动编辑史、出版史以及党的出版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湖南大庸(1989年)、山西太原(1991年)召开过两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涉及太平天国出版、清末官书局、基督教在华的出版活动、民国时期的出版、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党领导下的国统区的进步新闻出版，还包括少数民族的出版，出版人物研究等。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讨论，有助于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动。两次会议都出版过论文选编[7]。1991年中国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优良传统问题”列入科研计划(被纳入新闻出版署科研计划之内)，成立了课题研究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得到出版界与高校编辑出版教育界等的共同参与，并在第七届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上，集中研究、总结和讨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出版优良传统的正确方向、重大意义和根本目的。袁亮在《发扬出版优良传统，促进出版改革开放》一文中说：
　　 “我国近现代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上百年，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从空间上看，包含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的出版事业，其中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出版单位，如商务、中华、三联、开明等出版社；从事业性质上看，既包括进步的出版事业，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的出版事业；从出版界的成员来看，不仅包括数以万计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也包括一大批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其中有些还同时是政治家、文学家、理论家、科学家、教育家等等；从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不仅对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今天来研究、总结如此丰富的出版优良传统，其意义是重大的，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8]
　　这也对开拓出版史专题研究有启示作用。
　　1992年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后，也很关注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究。先后在武汉(1993年)、南京(1999年)、温州(2000年)分别召开过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讨会。这三次会议参加的学者专家和研究工作者人数比较少，主要是交流研究心得，在温州会议上则集中回顾了近百年的出版历程，并对百年出版的分期、百年出版的成就、近现代著名出版家、出版机构的贡献以及百年出版对当今出版业、出版研究的启示等，各抒己见，进行交流和讨论[9]。在会上有的专家继续呼吁要加强出版史的研究。可喜的是，由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一部八大卷、400多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作正在进行。这是由教育界、出版界和有关学者专家集体讨论、分工编写的大型出版通史，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项繁重的基本建设工程。启动编撰出版通史的信息，已经受到日本、韩国等出版研究界的重视。
　　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和有领导的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的办法，对于推动编辑出版史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应该提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省市编写新方志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志”的编纂。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有：《上海出版志》、《江苏出版志》、《江西省出版志》、《陕西省志·出版志》、《安徽省志·出版志》、《河北省出版志》、《山西出版志》、《湖北省志·新闻出版》等。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从1993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北京出版史志》，分辑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辑。天津、河北、浙江等省市也出版过有关本省市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征集整理出版史料，还分别形成了不同专题的成果。如江苏就编辑出版了《江苏图书编辑史》、《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等10多种著作。可见，新方志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出版史的研究工作。
　　通史性质的出版史著作的编撰出版，理应是出版史研究中的重点课题。王子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分上、中、下三册，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可以称作新中国的四十年出版史(1949～1989)。由于它是《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本，有一定权威性，但在体例上不免受到一些局限。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靳青万著《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出版，以及张召奎著《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通史性质的著作，出版时间较早，受到研究者的瞩目。如果有人将这几本书作比较研究，也许可以对研究编辑史与出版史的著述，从体例结构、取材视角、事件和人物的评述等方面总结出有益的经验。
　　有两部书：韩仲民著《中国书籍编纂史稿》和曹之著《中国古籍编撰史》，分别出版于1988年和1999年，相隔11年，相映成辉，都是上世纪最后20年中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国古代书籍浩瀚，从事书籍编纂的集作者和编辑于一身，他们还要研究版本，进行校勘、训诂等工作。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书籍编纂史或古籍编撰史究竟与编辑史、出版史是个什么关系?我们不妨把它们也看作是古代的编辑出版史[10]。曹之教授另一著作《中国印刷术的起源》(1994年)，则是中国出版史专题研究的另一成果了。
　　韩著与曹著篇幅不等、体例有别，但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有值得重视的特点。韩著重视将出土文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结合起来研究。正如王子野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所说：“作者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追溯最早的文字记载甲骨卜辞来探索书籍的起源，走这条路是对的。”曹著则亲自阅读大量古籍，广泛发掘各类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同时紧密结合历代生态文化环境，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工作。缪咏禾认为，“这种新方法具体地表述，便是从众多的第一手文献中，采撷资料，沙里淘金，由点及面，逼近事实，借以画出真实的、立体的历史面貌。”[11]我们应该提倡这种方法和学风。
　　还应该提到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四种书：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方厚枢著《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为第一部教材、由肖东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上述四种出版史，各有特点。宋、李著作认为，“中国出版史的著述，不只是要忠实地描述若干历史现象，而是要总结出其中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12]根据这一创作思路，宋、李著作力图探索出版发展规律，作宏观式的描述；摆脱书史、印刷史的一般写法，对史料作了新的编排和处理。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是上海学者的集体研究著作，着重论述重要出版史实和出版家的活动，以材料见长，书中的书影、人物等插图有60多面。方厚枢早在1980年就在《出版工作》(《中国出版》的前身)上连载过《中国出版简史》，后来修改增订结集出版时用了《史话》的书名，其实也是一部持论公允的出版通史(下限至1989年)研究著作，附录《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图书出版》和《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是一大特色。有日文译本出版[13]。肖东发主编的高校编辑专业的教材，力图把编辑史和出版史融为一体，从取材到体例都有一定难度，是具有开拓性的。
　　上世纪90年代，也是地区出版史研究硕果纷呈的年代。除了有大量的地方出版史料外，还出版了一批革命出版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严帆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周天泽、周岩、王仁主编《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地区出版史著作有：《西北大区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白玉岱著《甘肃出版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学林著《安徽出版史叙论》(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值得高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出版界来往频繁，相关资讯和书刊的交流日多。多年研究台湾出版、版权贸易的辛广伟，有志于撰述台湾出版历史的专著，在得到台湾出版界多方的协助下，广搜资料，悉心研究，三年有成，终于写出了40万字的《台湾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比较系统地对台湾近200年来特别是光复以来的图书、报刊、音像出版和印刷、发行、著作权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论述，并附有书刊、人物和事件等照片。它的出版，无疑填补了研究台湾出版史专著的空白，必将对进一步研究台湾、香港、澳门出版史产生促进作用。
　　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馆史、社史研究的开展，出现新的面貌。商务、中华是我国近代出版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老店”，它们都有编写自己历史的传统，成立了研究编辑小组。198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90周年时，陈原主持编辑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这本大事记在编写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创新，突显了出版与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一年是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印了《回忆中华书局》(上、下册)。中华书局在成立80周年时还出版了纪念论文集《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92年)和《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1992年)。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选录京、沪两地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118篇，加上未发表的132篇文稿，约50万字。此外，太原、上海两地还出版过解放前有影响的如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资料，如《开明书店纪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
　　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是进步、革命出版工作的重要力量。研究三家的店史有着特殊的意义。随着《生活书店史稿》(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1995年三联书店版)、《战斗在白区，1936～1948，读书出版社》(范用编，2001年三联版)和《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本书编辑委员会编，1994年三联版)，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仲秋元主编，由三联书店排校中)四种书的出版，可以说，近200万字的三家店史的基本资料和大量的回忆文字已经得到整理和编辑，是我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宝贵的重要成果。以下引述《生活书店史稿·前言》中的几段话：
　　“为什么要写生活书店史?并非出于撰写者的偏爱，而是因为她的历史揭示了进步、革命文化的兴起，她的成长历程充满了血和火。确切地说，她是时代的产物。
　　“生活书店诞生于30年代民族危难之时　　作为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代表人民的舆论喉舌和广大群众呼声、站在斗争前列的邹韬奋，在他创办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事业中，百折不挠，始终高扬着爱国救亡的大旗，并与国民党反动派作着不懈的斗争。生活书店正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叙述她的历史，可从中看到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个侧面。
　　“生活书店从事的不是一般的文化出版事业。她通过书刊的出版发行，团结着进步的作家和翻译家，向广大读者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以促使人民提高认识和觉悟，影响着千百万知识青年接受革命文化知识而走上革命和进步的道路。在文化战线上，她的工作有深刻的启蒙意义，在推动人们认识现实投身革命的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生活书店的事业与当时的政治风云息息相关，当她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后，她的事业就成为党的文化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生活书店的事业，没有广大读者的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她和读者的愿望密切相连。　　读者是生活书店的生命线，生活书店长期以来以竭诚为读者服务构成她的重要特色。”[14]
　　我以为这些论断也适用于“读书”与“新知”两家，而且反映了进步、革命出版工作的共同性，这正是研究近现代编辑出版史应该重视的。
　　建国50周年前后，不少中央级和地方省市出版社为建社周年纪念而编印社庆文集、画册，自然是出版社史的重要资料。如《人民出版社的50年》、《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三十年(1954～1984)》等。如果出版社重视书稿档案等有关资料的积累，加强出版社史的研究，对图书选题、审稿、出版与发行，对著译者工作和读者工作，对经营管理与人才培养等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无疑是直接有益于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工作的。
　　出版社史研究与编辑家、出版家的研究密不可分。在编辑史、出版史研究中对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的研究课题占有重要分量。上世纪最后20年里，研究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的专题，几乎成为出版史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传记很多，难于一一列举。汪家熔著《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马仲扬、苏克尘著《邹韬奋传记》(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陈原著《记胡愈之》(香港商务1992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都值得一读。
　　编辑出版人物传记，还有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编的三卷本《编辑家列传》。第一卷收入144位编辑传略，第二卷收入133位编辑传略，第三卷收入127位编辑传略。分别于1986年、1987年、1993年出版。比较广泛地提供了各类编辑的优秀事迹，材料比较可信。在20世纪90年代，中宣部出版局还编过《出版家列传》一书，共收出版家150人。
　　至于编辑家、出版家的个人文集，中国出版科研所和新闻出版报社联合编辑《中国出版论丛》，选编建国以来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部分负责同志有关出版工作的讲话、报告和文章。已经出版的有《胡愈之文集》、《陈翰伯文集》、《王子野文集》、《王益文集》、《王仿子文集》、《许力以文集》、《宋木文文集》、《刘杲文集》等。
　　有关编辑史、出版史刊物的出版，在编辑出版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1982年上海市出版协会主持、由宋原放主编的《出版史料》(季刊，共出32期，1993年终刊)，在出版界引起极好的反响，在积累出版史料方面有很大功绩。叶圣陶、陈翰伯都撰文支持。1993年起，曾经参加过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的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以丛刊性质在北京出版(到1998年共出版六期)。尽管印数较少，经营维艰，然而引起国外同行和有关研究者的重视。应该提到，目前在北京和各省市出版的编辑出版类刊物，如北京的《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上海的《编辑学刊》，湖北武汉的《出版科学》，广西的《出版广角》，福建福州的《出版广场》等等，它们每期都有一定的篇幅刊载编辑史、出版史的论文或史料。
　　本文开头曾提到张静庐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一书的作用。在该书出版30多年后，1999年又出版了宋应离教授主持编辑的八大册《中国当代出版史料(1949～1999)》(大象出版社出版)。宋应离教授苦心孤诣，酝酿策划，历时十载，穷搜博采，从近千万字的资料中精心选择，全书框架数易其稿，南北奔走多方征求意见。此书的出版，为20世纪下半期我国出版事业的进程，完成了一项基础性的资料工程。同年，由刘杲、石峰主编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的附录部分很有特色，包括《新中国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沿革》和若干统计图表等。
　　谈到出版史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1995年开始按年分卷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这套史料集比较完整地反映出版历史，收录当时起过一定作用、有较大影响的文件、法规、领导人讲话和题词等。选收史料的时间从1949年到1991年为止。由中国出版科研所、中央档案馆共同编辑，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15]。
　　2　结语与展望
　　上世纪最后20年，是我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崭新时期，它是在我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出版政策和学术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是在我国出版理论(包括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研究蓬勃兴起的推动下迈步的，是在我国源远流长的编辑、出版传统(特别是近现代编辑出版事业)和有丰富研究资源的基础上前进的。应该说，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它还可以从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借鉴，吸收养料。由于目前编辑学、出版学尚处在学科建设阶段，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问题的解决也会受到影响。就编辑史、出版史自身而言，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如何界定两者的内涵及其相互联结，还缺少理论上的充分阐释。正如王振铎教授在温州会议上提出的，没有扎实的出版学理论研究，很难总结出出版史的规律[16]。自然，出版史研究的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也有助于出版学理论的充实和完善。就实际研究状况而言，编辑史的研究似乎薄弱一些，需要大力提倡，希望有更多的编辑出版史论著问世。
　　出版史研究中提出“出版文化”的概念，把出版史看成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是有积极意义的。表明出版不仅与政治、经济、社会有紧密关联，而且出版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从而突显出出版史研究中必须探索出版与文化发展的脉络。应该说，这已经成为广大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共识。他们往往需要从出版史研究所发掘出的材料中，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获得新的认识。比如说，文学史研究者就开始重视文学书刊出版的研究等。
　　在新世纪已经来临的时候，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任务是很繁重的[17]。这里提出以下四点想法，供研究参考。
　　2.1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提高科学理论研究水平，是做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基础。把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放到文化传统、发展背景下进行探索，凡创作、编辑、出版与印刷工作都是体现出版文化的演进与变迁。只有编辑、出版创新的实践，才是推动出版工作进步与发展的关键。从编辑史、出版史研究中发掘出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对目前的出版工作、对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有重要意义。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科技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应用普及，出版史研究者还需要研究出版与信息传播的关系和它们的社会作用问题。
　　2.2　扩展研究的覆盖面，加强“个案研究”
　　重视“个案研究”是在温州会议上许多专家都谈到的。目前有些研究论文，限于发掘史料不多、下的功夫不够，往往停留在较浅的层面。对于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图书(期刊)的产生及其传播和影响，需要写出有史料有分析有文采的专题文章[18]。希望这类专题有更多的人来研究。今后还需要拓展研究的范围，如书刊读者研究、中外出版交流研究、中外出版对比研究等等。
　　2.3　出版人物研究要深化与扩大
　　研究编辑、出版史，离不开一大批有成就的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的活动。出版人物研究十分重要，近现代出版业中如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的研究，都有专著问世。对鲁迅、茅盾、巴金、陆费逵、赵家璧等也有研究成果。人物研究专题既要深化又要扩大，近代以来还有不少编辑家、出版家如张静庐、章锡琛、汪原放、楼适夷、陈原、周振甫等都是值得研究的。
　　国外采用“口述历史”，应该引起我国出版史研究者的重视。胡适的英文口述自传，由唐德刚记录、整理，又经他翻译、注释出版[19]，曾被读者普遍关注。我记起1982年胡愈之口述自传的一段往事。由于范用先生的热心，在得到胡愈老的同意下，范用还邀约陈原先生和我三次到胡愈老家中听他口述，我负责录音初步整理。陈原《记胡愈之》一书附录《胡愈老关于出版工作的三次谈话》一文，就是这次胡愈老的口述历史。十分可惜，口述工作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2.4　提倡编辑史、出版史著述的学术性评论工作
　　开展学术性的评论工作，从来都是推动与发展学术文化的重要途径。目前全国出版文化类的刊物不少，希望这些刊物的编辑部在设置栏目和安排版面方面，重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论文的发表，及时推出有学术评论内容的书评。资深编审缪咏禾著《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断代出版史研究的重大成果。戴文葆先生写的评介文字[20]，是有分析和评论内容的，这样的书评无疑有利于发扬学术评论的学风。
　　行文至此，限于篇幅，这篇述评应该结束了。最后我要说明，本文并未涉及发行史、印刷史、翻译史，以及有关出版、书刊年鉴等工具书。囿于我的阅读和识见，一定会有遗珠之憾，评述容有不当之处。谨向读者推荐肖东发教授《20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纵览》一文[21]，其中有《繁荣阶段(1980至2000年)》一节，作了简要明晰的评述。
　　注　释
　　1．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一书的胡道静序．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3．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4～1957
　　4．袁亮．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重要纲领．出版广角，1999（10）
　　5．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3卷上册．396～400
　　6．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
　　8．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办公室．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9．16．王蕾，智强．百年出版回顾中国编辑学会2000年“编辑史、出版史研讨会”综述．中国出版，2000（7）
　　10．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11．缪咏禾．出版源头的景观读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出版发行研究，2001（10）
　　12．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
　　13．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将由日本新曜社出版日文版
　　14．生活书店史稿．1～2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8卷
　　17．吴道弘．摭说出版史研究．编辑之友，1999（3）
　　18．胡守文．能不忆《牛虻》? ．中华读书报，2000—8—30。刘杲曾致信该文作者说：“读过你的文章我想，类似的题材一定还有很多。这是出版界的思想文化的丰富矿藏。以你的文章为例，它以生动的材料令人信服地提出了好些重要课题。比如，出版资源的开发，编辑对译者、作者的应有的尊重，编辑的能动作用，政治把关和实事求是，等等。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类文章问世。它将为我们提供研究编辑史、出版史的珍贵史料，提供研究思想文化史的珍贵史料，提供知识性、科学性、可读性兼备的优秀读物。”出版广角，2000（12）。此外，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纪念姚雪垠诞辰90周年、毛泽东关于《李自成》批示25周年，出版了《雪垠世界》(陈浩增主编)一书，收入有关珍贵史料和研究文章，从中可以了解姚雪垠42年风雨岁月，终于写成《李自成》全书的创作历程。还收入近200幅历史照片。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史料集，它的编辑出版也反映了出版社与作者的亲密关系。
　　19．胡适口述自传，1986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汉字简体字本。1999年安徽教育出版社主要依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版本，吸收了若干胡适著作整理与研究成果后，列入《胡适著译精品选》的一种予以出版。
　　20．戴文葆．“采铜于山”的力作《明代出版史稿》读后．出版科学，2001（2）
　　21．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