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迟到的春天
　　 如果把第一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的召开，比作校对春天的来到，那么，这个春天姗姗来迟了。
　　首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是1994年9月在西安召开的，而此时编辑学研究已经开展了十几个春秋。
　　校对春天的迟到，源于出版界对校对价值认知的偏见。整个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出版界对校对价值的主流认知是：校对是字对字，是简单劳动，不创造财富。正是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给校对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危害之一是校对从业人员的低素质化。据1995年问卷调查， 被调查的250家出版社， 共有1 042名校对员，其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仅144人，占14％，具有大专学历的也只有502人，占48％，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396人，占38％。专业技术职务更是普遍偏低，技术副编审仅30人，占3％，一级校对(中级职称)也只有323人，占31％，二、三级校对（初级职称）多达689人，占66％。这表明，我国出版社校对队伍是一支以低学历、低职称为主的队伍。危害之二是校对功能弱化。本来校对有两大功能，一是“校异同”，一是“校是非”。校异同是比照原稿核对校样，改正校样上与原稿不符的字符，即录排失误造成的差错；校是非是发现并改正原稿本身的差错，两大功能，相辅相成，最终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但是，在出版界指导思想上，却将校对功能局限在“字对字”，只要求“对原稿负责”。正如古代学者批评的，一方面出版者“不择人而委以校雠”，一方面校对者“不举其职而唯务苟容”，以致造成“无错不成书”。1994年春，新闻出版署抽查了20家出版社的23种图书，差错率超过1／10000的不合格品竟占87％。同年秋，新闻出版署又抽查了9家出版社出版的9种古籍今译图书，竟无一合格，平均差错率高达6.3／10000。1995年春，新闻出版署检查了署直16家出版社选送的32种图书，不合格率也达69％。的的确确是“无错不成书”。这实际上是一个怪圈，我国出版校对困在怪圈里达十几年之久。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从1992年开始抓校对队伍建设，在连续主办两届全国优秀校对培训竞赛之后，于1994年9月在西安召开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并应与会者要求成立了校对研究委员会，作为推动和组织全国校对理论研究的专业机构。
　　校对理论研究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毕竟“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终于催发了校对理论研究的烂漫山花。
　　2　理论研究与校对实践紧密结合
　　中国版协对校对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从校对实践中来，再回到校对实践中去，理论研究与校对实践紧密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
　　校对研究委员会主任周奇在《校对的学问》一书的前言中，简要而鲜明地阐述了上述指导思想，他写道：
　　 “何谓学? ‘学’就是理论，或者如《实践论》里所说的‘论理的认识’，即对客观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
　　  “认识来源于实践。但人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毛主席说过：‘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
　　 “我国校对工作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代的校对工作，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现代校对也有上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研究古代校对的历史遗产，总结现代校对的丰富经验，从而得到对校对工作全面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校对实践，并在校对实践中证实和发展真理。这就是我们研究校对学的任务。”
　　 既然理论来源于实践，现代校对理论研究的主力，当然是从事校对实践的广大校对工作者。由于校对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且普遍缺乏理论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训练，校对理论研究一开始就步履艰难。为了造就校对理论研究人才，校对研究委员会把校对人才培训作为基础性工作。从1995年5月到2001年5月六年时间内，校对研究委员会在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版协的领导下，接连举办了一期全国校对师资培训班，五期校对科长培训班，三期校对员培训班，共培训校对师资78人，校对科长312人，校对员104人。校对历史传统和校对基本理论是所有培训班的必修课，培训班还开设论文写作讲座，有针对性地讲解议论文写作知识，指导学员写作校对论文。
　　省、地区、全国三级校对理论研讨会，是校对理论研究的推动力和成果展示台。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从1994年到2001年，共召开四次，入选论文480篇，其中的240篇110万字，结集出版了《校对的学问》及其《续编》《三编》。由于采取有组织评审推荐的征文方式，为四次研讨会写作的论文超过1 000篇，数以千计的校对工作者向理论进军，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空前的。七年来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校对队伍的整体素质，造就了一批优秀校对人才。
　　3　从校对功能切入
　　中国版协组织校对理论研究伊始，有两个功利性目的：一是为校对正位，明确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提高校对从业人员敬业、乐业的自觉性，消除轻视校对的社会偏见，进而推动全国出版社校对队伍建设；二是寻找校对活动的内在规律，包括校对主体与客体矛盾运动规律，校对多元主体矛盾运动规律，发挥校对主体在校对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并完善校对质量保障机制。所以，校对理论研究不是从校对学的理论体系入手的，而是把校对功能作为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校对功能是全部校对活动的纲，决定着校对方法，也决定着对校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更决定着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
　　校对研究委员会顾问孙培镜，最先从古代校雠学中引入“校异同、校是非”的概念，并且赋予新的内涵，作为表述现代校对功能的基本形态。他认为，现代校对是从古代校雠演变而来的，两者虽有区别却有联系，具有内在的传承性。
　　孙培镜在《校对主体、校对功能和校对者的责任》一文中指出：“校对功能是校对主体通过对校样的操作来实现的。校对功能的大小，一是取决于校样上排版差错的灭错率大小，一是取决于再现于校样上的原稿差错的发现率大小。消灭排版差错，需要从校样与原稿的对照中分辨出校样与原稿之间的‘异同’。借用我国古代校勘学的用语，可叫做‘校异同’。消灭再现于校样上的原稿差错，需要从看校样或通读校样中分辨出原稿本身的‘是非’。借用我国校勘学的用语，可叫做‘校是非’。据此可知，校对的基本功能有二：‘校异同’以消灭排版差错；‘校是非’以消灭原稿差错。”
　　1996年前后，孙培镜针对出版界忽视“校是非”的倾向，发表了《死校、活校源流得失考》、《编辑代替不了校对》、《论校对增值》等论文，深入阐述了“校是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孙培镜对“校是非”的强调，引发编辑理论界某些人的质疑，他们提出：“要求校对员校是非，还要编辑干什么?”他们的质疑似是而非，混淆了编辑加工纠谬与校对校是非的本质区别。这一质疑成了深入讨论校对功能的兴奋剂。校对界进而研究列宁的校对观，鲁迅的校对观，以及校对的逻辑思维、校对的审美意识、校对劳动的创造性，等等。关于校对功能的讨论，就这样向纵深发展。
　　1998年9月周奇发表《论校对》一文，对讨论作了小结，肯定了孙培镜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阐述。他从剖析“校对”一词含义入手，认为“校对”是个集合概念，是“校”的概念和“对”的概念的集合体。他在文中指出：“校与雠(后来演变为‘对’)的含义，早在西汉时代，那时的著名编校家刘向就给予了明确的界定，他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刘向的定义， 鲜明而形象。它告诉我们：校与雠，是两种校对方法和校对功能。‘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相当于今天的通读校法，其功能在于发现原书的谬误。‘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相当于今天的对校，其功能在于发现两个本子的差异。今天运用得最多的点校、折校，虽是一人操作，但将校样与原稿比照，发现排版的错漏，其方法和功能与‘雠’是相同的。”他认为两种功能不可偏废。“只校不对，难以发现排版的错漏；只对不校，则改正不了原稿的差错。”接着，他在文中进一步指出：“‘校’与‘对’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校是非’、‘校异同’，是对‘校’与‘对’两种概念最简练也最完整的表述。”“校样上的差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显性差错；这类差错大多是排版失误造成的，校对时只需比照原稿仔细对校，是很容易发现的，因为两者存在着差异；另一种类型是隐性差错，它们同原稿没有差异，比照原稿对校是发现不了的，因为是原稿上就错了的。经过一校、二校两次校改之后，显性差错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主要是隐性差错，因而要想彻底消灭差错就必须校是非，消除原稿上的差错。”
　　4　关于校对主体价值的讨论
　　关于校对功能的研究，必然地引发了关于校对主体价值的讨论。
　　有两篇论文必须着重介绍：一篇题为《释放与提升：对校对主体价值实现的一种描述》，作者是西安地图出版社校对室副主任吕琳；另一篇题为《论现代校对的价值波动及其引导》，作者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质检中心主任梁式明。
　　吕琳的论文在第三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上宣读时，引起了与会几位老编辑的震惊，他们没有想到校对员能有如此深刻的理性思维。
　　吕琳在论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许多校对人员认为，校对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劳动，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校对机器”。这种认识实际上是社会偏见对校对队伍消极影响的反映。吕琳理直气壮地指出：“当我们把目光真正投向校对主体时(这里是将发生校对行为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发现校对者的自身价值正是存在于校对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力量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充分体现。”
　　吕琳用了将近2 000字的篇幅， 对她的论点进行充分的论证。
　　首先，她认为：作品出版的可能性由两个部分组成：A．原文本“正确”部分；B．经校对活动改正了的部分。原作者和编辑创作的文本，并非出版准备过程的“终点”，还需要经过校对，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出版过程，只有通过校对主体的实践活动，文本的出版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第二，因此可以说，校对文本是创作主体的创造性活动的终点，又是校对主体创造性活动的起点。校对文本的本质是要求改正，这一本质是由未定性决定的。校对文本的未定性，赋予校对者参与实现出版可能性的权力，经历若干位带有“偏见”(校对活动是以查错质疑为特征的)的校对者的校对后，才具有出版价值。
　　第三，校对的职责决定着他们是具有特殊视界和特别挑剔的“读者”，校对文本的显性或隐性错误因而得以改正，价值从而得以提升。校对者对校对文本的理解和甄别，并非一种线性因果关系，而是能动的再创造过程。从表面看，校对活动是对校对文本局部的纠错，但从本质上说，是对校对文本的再创造，要求校对者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充分激活自己的学识储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感悟能力，将生理、心理素质调整到最佳状态。
　　第四，当然，校对主体活动不同于作者的创作活动和编辑的审读加工活动，存在着一种来自原稿的内在制约性，使校对者的再创造不至于出现随意性、非理性以及伪创造性。这种制约给校对者规定了活动范围、方向和途径。但是，校对文本存在着非确定因素，给校对者留下了足够的再创造空间。校对者通过缜密的校对，提升了文本的出版价值，也从而提升了自身的价值。
　　吕琳的论证，使人耳目一新，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校对的功能，理解了校对活动的价值，理解了鲁迅关于“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著名论断的深刻内涵。
　　梁式明对现代校对的价值的独特分析，赢得第四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的好评。他提出四个价值类型：(1)工具价值(为某一目的是善的)；(2)技术价值(善做某事)；(3)贡献价值(作为整体的部分是善的)；(4)终极价值(作为整体是善的)。他认为：校对的“工具价值”和“技术价值”的价值取向，建立在校对工作的专门化和程序化上，有专门化的目的(“校异同”与“校是非”)，有专门的人才和专门的方法和程序。校对的“贡献价值”和“终极价值”，则体现在使书稿达到出版要求，具有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功能，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者在分析影响校对价值稳定实现的诸多因素之后，提出“现代校对价值波动的引导”的独特见解：(1)端正对校对价值的认知。校对的工具性和技术性比较具象，它们的客观性首先获得人们的承认(客观性在先)，从而“被想望”，被认为有价值；而校对的贡献价值和终极价值却不那么具体、不那么容易量化，一般来说是隐性的，因而人们不那么容易认知。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出版者对校对的投入和校对者的社会责任感，不利于校对质量的稳定提高。(2)提高校对者职业能力和校对水准。校对者的能力内涵有二：一是综合能力，包括校异同的能力、校是非的能力和校对不同专业、不同体裁书稿的能力；二是应变能力，包括电脑校对的操作能力，应付无纸书稿校对的能力，以及在短时间内完成大强度校对任务的能力。(3)完善校对质量保障机制，包括健全的专业校对机构，适宜的工作定额，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作者的这种全新视角和全新见解，把关于校对功能作用、地位的讨论推到全新的境界。
　　5　校对的地位和作用
　　校对的地位和作用的核心，在于校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相当一个时期，出版界不少人不承认校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认为“校对是简单劳动，认得字的都可以干”，于是，出现了“编校合一”，出现了“全社校对”，校对科室被撤销了，校对程序被破坏了，结果造成“无错不成书”的尴尬局面。一些出版社“痛定思痛”，重新组建校对科。
　　取消校对风波过去不久，由于计算机校对软件的问世，尤其是一些报刊夸大校对软件功能的炒作，出版界有些人认为“机器可以取代人”了，取消校对的风波又起。
　　校对理论研究必须正面回答：校对环节该不该取消?校对人才要不要专业化?计算机校对软件能不能取代人工校对?这不是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问题。
　　在1996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和1998年9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的推动下，《论校对定位》、《论校对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区别和联系》、《论现代校对的发展趋势》、《论校对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的辩证统一》等一批论文相继问世。与此同时，研究还深入到与校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相关联的“校对的思维活动”、“校对的美学思辨”、“校对的阅读心理”、“校对的责任意识”、“校对的职业心态”、“校对的心理障碍及防范”、“校对的注意品质”以及“校对人才知识结构模式”等领域的探讨。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研究室主任、“工智通”校对系统研制主持人宋柔教授，在第三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汉语校对系统的功能定位》的发言，分析了汉语的计算机校对的多种方法、汉语文字的错误类型以及计算机查错策略，得出汉语校对系统的科学定位：以词语检查为主，同人的校对互补，起辅助作用。他认为，“自动校对”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在可预见到的将来也不可能做到。计算机校对不能代替人，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2001年2月，周奇在《出版发行研究》上发表《校对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文，对“校对的地位和作用”的讨论作了小结。他在文中指出：“关于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即从出版物生产过程来考察和从校对工作与编辑工作的关系来考察。”
　　文章说：“从出版物生产过程来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校对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出版过程存在的价值，在于正确、完善地转移作者的劳动，即在作者劳动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重要表现，就是消灭作者劳动成果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丢失和差错，发现和弥补作者劳动成果本身的不足，即通常说的消灭排版差错和弥补作者疏漏，从而达到准确无误、完整无缺的“善本”要求。而准确无误和完整无缺正是出版的最重要的条件。列宁说过，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鲁迅曾经指出：“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他把校对摆在与创作等同的地位，给出版过程中的校对环节以明确的责任定位，而责任定位同作用定位是一致的。
　　作者接着变换考察的视角，从校对工作与编辑工作的关系来考察。他用“同源，分流，合作，同归”八个字简明地概括编辑工作与校对工作的关系。编校同源且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是合一的。古代的编校合一是与当时的出版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随着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出版手段，出版生产力逐渐发展，编校工作也逐渐走向分工，编校的彻底分离而成为独立工序，是现代出版的特征之一，是出版生产集约化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正是编校分离、校对独立，促进了校对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校对管理的完善，也造就了现代校对人才。现代校对，由于其特殊的工作性质和功能、方法，在长期的校对实践中，养成了独特的感知习惯、职业敏感、思维方式和心理素质，而这些，正是做好现代校对工作的基本条件。校对工作虽然从编辑工作分离出来了，但作为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基本属性并未改变，它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编辑和校对，处在出版生产程序的两个重要环节，编辑“清源”，校对“净后”，共同为出版物的内在质量把关，从而构成出版物质量保障体系。
　　6　构建现代校对学理论体系框架
　　随着校对功能、作用、价值、地位研究的深入，校对学理论体系构建问题，自然地提到校对理论研究的议事日程。
　　最先提出校对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是两位校对科长：陕西人民出版社校对科长程浩，广西接力出版社校对科长吴惠娟。
　　1996年9月，中国版协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程浩和吴惠娟分别提交论文，不约而同地提出构建校对学理论体系的设想。
　　程浩在《关于构建“校对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思维科学简论》载：‘任何一门科学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实际存在的客观现象。’‘能作为一门科学对象的客观存在，必须是：第一，这种客观存在是一种普遍的必须的存在……是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因而具有社会价值。’据此，‘校对’作为我们研究的‘客观对象’，可以说完全具备上述属性。这就是‘校对学’建立的科学依据。”她充满激情地说：“建立‘校对学’的过程，即是在全国校对界进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教育的过程。其最终是建设一支具有科学精神气质的校对队伍，治愈‘无错不成书’的顽疾，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血脉不致在我们手中迷失。”
　　至于校对学理论体系框架，程浩当时的思考还比较朦胧，而吴惠娟的《校对学研究刍议》则具体一些。
　　关于校对学研究的对象，吴惠娟以为：校对过程有三个基本要素：校对者，原稿，校样。还有两个相关要素：服务对象读者，协作对象排版者。五个要素中，校对者是主体，原稿、校样、读者、排版者都是客体。校对学就是研究校对过程中主客体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学问。校对过程的主要矛盾是校对者与差错(包括排版错与原稿错)的矛盾，这一矛盾运动就构成校对学研究的特定领域和对象。
　　关于校对学研究的范畴，吴惠娟认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校对的基本原则；校对技术的理论和方法；校对管理的理论；校对人员的必备素质。
　　 关于校对学的结构体系，吴惠娟提出“校对的一般原理、校对实务和校对条件”三个主体的设想。她阐释说：“校对的一般原理，包括阐述校对劳动及其特征、功能作用和基本规律，还包括校对史内容中那些带有理论认识的部分。”至于校对条件，她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校对制度以及社会提供的保证等客观条件；二是校对者内在品德素质和能力等主观条件。
　　吴惠娟最后将自己对校对学理论体系的构想作了如下归纳：“校对的一般原理和特殊规律，都是校对活动内部各种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事物的发展变化除了系统之内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所以又有内外条件关系。因此，校对的一般规律—具体规律—校对条件这几个部分的规律运动，就构成了校对学科的体系。”
　　由于校对理论研究起步刚刚两年，构建校对学理论体系的条件尚不具备，所以，第二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又过了两年，1998年9月，第三届校对理论研讨会在云南召开。广西版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广西校对理论研究的导师欧阳广，在会上宣读了题为《图书校对学体系的设想》的论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欧阳广在论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校对学的性质和学科体系。
　　他认为：校对学是学术兼备的应用科学，校对学同时具有学科和术科的特征。所谓学科，是指认识世界的系统知识，校对学的学科就是认识校对体系内部各种关系的规律的知识。所谓术科，是指改造世界的系统知识，校对学的术科就是关于校对的方法和技术的系统知识。这两类系统知识合起来就是学术。
　　欧阳广指出：“应用科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操作性强、技术性高，一是注重技术操作的效果。操作效果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使用什么技术，一是如何使用技术。如何使用技术必须解决三个关系：一是人与校对对象的关系，二是人与技术的关系，三是在使用技术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研究这些关系的规律属于理论知识领域。校对的技术知识和校对理论知识，虽然分属不同的领域，但是关系非常密切。关于校对学的学科体系，欧阳广提出“范畴体系”和“结构体系”两个概念。他认为：校对学的范畴，包括专业术语和学术概念。校对专业术语又包括客体术语(反映校对客体的形态特征和概念)、过程术语(反映校对活动过程特征的概念)和方法术语(反映校对活动的具体方法、技术特征的概念)三个方面。校对专业术语构成校对学的一般范畴体系。学术概念反映校对的基本功能、校对主客体关系以及校对历史演变的特征和本质。学术概念构成校对学的基本范畴。
　　至于校对学的结构关系，欧阳广认为它由三个关系组成，即校对与出版的关系，校对客体与校对主体的关系，校对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校对学理论体系，就是研究这三个关系内在的必然联系，揭示这三个方面的规律的系统知识。
　　关于校对学的术科体系，欧阳广提出“方法体系”和“技术体系”两个概念。他认为：校对方法包括校对操作方法、校对思维方法和校对管理方法，三者构成校对的方法体系。校对技术包括操作技术、监控技术、技术规范和校对模式，这四个部分构成校对的技术体系。
　　    欧阳广在文中指出：“整个校对学体系，最基本的问题，是研究校对主体与校对客体的关系，研究校对主体如何适应客体，如何使用校对方法和技术改造客体，以及校对主体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如何不断完善自己。”
　　欧阳广的学生吴惠娟向研讨会提交了题为《论校对的学术价值》的论文，对老师的学术观点作了补充和发挥。她在论文中强调说：“校对员不仅要具备广博的学识，还要掌握校对规律，并运用规律来指导校对实践。”
　　第三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结束后，欧阳广回到广西，立即着手组织编写校对学。在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和版协的支持下，欧阳广带领20位校对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中国第一部现代校对学著作《图书校对学》，实现了中国现代校对学零的突破。又过了一年半时间，《图书校对学》增订本问世。
　　《图书校对学》分为“导论”和“学科篇”、“术科篇”三大部分，共16章，对校对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校对的主体和客体，校对的功能和价值，校对独特的心理、思维和学养，校对的职责、方法、技术以及现代校对管理，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和论述，从而构建了现代校对学的理论框架。
　　7　校对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校对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在1998年9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上提出来的。
　　提出创新的直接原因有四：
　　第一，校对客体正在发生变化，纸介质书稿逐渐被磁介质书稿取代，磁介质书稿，将原稿与校样合二而一，对以比照原稿校核校样(校异同)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校对提出了挑战。
　　第二，出版进入市场经济，促使编辑工作重点转移，精密策划而加工粗放不可逆转，书稿中的差错日益增多，校对环节补充和完善编辑工作的职能更加突出。
　　第三，计算机校对软件的开发，为现代校对提供了全新的校对手段，也提出了如何应用计算机校对软件实行人机结合校对的全新课题。
　　第四，社外校对日益成为校对的一支力量。校对运作相当程度地社外循环，对传统校对管理体系提出了挑战。
　　在1998年9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上，许多代表不约而同地提出“现代校对的发展趋势”的论题，这方面的论文占入选论文总数的1／4。但是，那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只局限在“发展趋势”上。
　　出版现代化的发展很快，过了仅仅一年多时间，磁盘书稿迅速在出版界普及，许多出版社的磁盘书稿已占书稿总数的50％~80％。不少出版社同校对软件开发公司合作，经过多年的试验、摸索，已经找到了人机结合校对的有效模式，机校已经成为缩短校对周期、提高校对质量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态势下，传统的校对理念、校对方法和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了。
　　校对如何超越传统，与时俱进，走向现代化?校对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命题，就这样摆在广大校对工作者面前。
　　2000年9月，中国版协在大连召开了“磁盘书稿校对及校对软件应用专题研讨会”。2001年2月，周奇在《出版发行研究》发表论文《试论校对理论与实践创新》。接着，他又于6月在中南地区校对理论研讨会上作了以“校对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主题的发言。
　　2001年10月11日至13日，中国版协以“校对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主题，在成都召开了第四届校对理论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校对理论与实践创新。会议通过宣读论文、专题讨论和校对新技术演示等方式，围绕校对创新的五大课题，展开理论探讨和成果交流。
　　一、校对理念要从“对原稿负责”转变为“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传统的校对理念，强调“对原稿负责”，校对者的职责是“为人们读书治学提供符合或接近原稿的阅读材料”。现在，磁盘书稿将原稿与校样合二为一，已无原稿可资比照，“对原稿负责”失去责任依凭。加之出版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编辑工作重心转向策划，编辑加工普遍粗放，书稿留错增多，只“对原稿负责”意味着将大量差错留给读者。因而，校对工作者要强化“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理念，把消灭一切差错作为校对的终极目的和道德责任，为“人们读书治学提供符合出版规范的阅读材料”。校对过程存在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消灭作者劳动成果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差错，还表现在发现并弥补作者劳动成果本身的不足。
　　二、由于校对客体的变化，校对的功能必然发生质的变化。传统校对以“校异同”为基本功能，“校是非”只是附加功能；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校是非”将提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校异同”将降格为次要功能。“校异同”与“校是非”两种功能是有本质区别的。“校异同”的对象是原稿和校样，以原稿为依据校核校样，其方法是机械比照(改异使同)。“校是非”的对象是原稿，主要运用“理校”(是非判断)的方法，发现并改正原稿上的差错。由于书稿磁盘化，已无“原稿”和“校样”之分，书稿上的差错都以“是非”形式存在，各类差错都须通过是非判断才能发现。
　　磁盘书稿存在两类“是非”：一类是录排“是非”，一类是原作(即编辑文本)“是非”。录排差错一般容易捕捉，属于“显性差错”；原作差错多数似是而非，属于“隐性差错”。因此，许多校对工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练好内功，迎接挑战”，“善疑、勤查、多思、慎改”。
　　校对功能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校异同”的消失。作为一种校对功能，“校异同”依然存在；作为一种校对方法，“校异同”(对校法)在“校是非”中依然可以运用，例如上下比照、前后比照、图文比照、文注比照、校样与国家规范标准比照，都具有“校异同”的特征，运用得好有助于发现疑点和判断是非。
　　三、校对功能的提升，要求改革现行校对制度尤其是校对体制。现行校对体制，校对属于技术工作，隶属出版技术部门。校对原本就是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将校对看作“技术工作”实在是历史的误会。较对功能的提升，更要求校对成为特殊的编辑部门，履行补充和完善编辑工作的职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校对编辑室主任刘哲双在专题讨论时介绍了该社校对体制改革实践。该社对校对编辑室的功能定位，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体制改革思路。他们不是简单地改换名称，而是从新形势的实际出发，重新规范编校分工。首先，他们将图书的质量内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容质量”，即图书的思想文化内涵；另一类是“文字质量”，即字、词、语法、标点等方面的质量。据此，他们将编校分工做了重新规范：责任编辑主要对内容质量负责，校对编辑主要对文字质量负责。其次，他们对校对编辑工作的原则和内容做了明确规定：以“为人们读书治学提供符合出版规范要求的阅读材料”为原则，其内容包括文字改错和技术整理。这种改革模式，突破了编校分工的传统框架，提供了完善编辑结构的全新体制模式。
　　四、校对客体变化了，校对功能提升了，校对方法也必须创新。校对方法创新的主攻方向是实现人校与机校结合。如前所述，计算机校对软件的开发，为现代校对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应用计算机校对是校对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目前具有使用价值的校对软件，都采用分词及词间接续关系的方法，检查常见错别字和人名、地名、成语的差错，效果相当好。但是，对辨别语法、逻辑及标点符号、数字、量和单位等用法的错误几乎无能为力。还有，计算机校对软件所采用的语法模型，不可能同汉语语言完全吻合，机器怀疑有错的地方不一定全都真错，误报率通常在50%左右，机校的报错需要人去一一判断。人有机器所不具备的智慧，却往往因为生理疲劳、注意分散、先入为主以及个人知识局限性的影响，也存在漏校、错改；而机器不存在上述障碍，人机结合正好优势互补。问题在于要寻找有效的结合模式。
　　北京出版社校对科长陈明达创造的“二三连校”人机结合模式，做到快捷、高效、省时、省力，引起与会校对工作者的关注。所谓“二三连校”，即在人工一校改样之后(由于机校误报率高，而一校样上差错多，如果交由机校，会出现满版报错，再由人逐一判断，费时费力)，由机器担任二校，机校后不改样，接着由人工三校。人工三校的任务是：对机器的报错进行是非判断，同时发现机器漏校。这样做，既坚持了三校制，又省去人工的一个校次，还省去了一次改样，因而减轻了人校的负荷，缩短了校对周期，又提高了校对质量。同其他人机结合模式比较，“二三连校”具有明显的优势。
　　五、校对管理滞后是当前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现在校对人数少、任务重，校对周期短，校对质量缺乏有效的保障。会议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建立相对稳定的社外校对队伍，实行人机结合校对，建立激励、制约、淘汰机制，等等，都是新的出路。但这样做，势必产生新的矛盾，因而要求校对管理科学化。
　　本届研讨会关于校对管理创新的论文，提出“主体多元与管理统一”、“量化管理”、“智能管理”等多种论题。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校对科科长顾均研制的《校对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将新技术和管理实践结合起来，将“数据浏览”、“数据输入及修改”、“统计”、“人员管理”等等，统统交给电脑，使过去繁琐的填表、统计、查询等等变得简便快捷。
　　8　校对理论研究展望
　　校对理论研究的方向，是建立现代校对学。
　　建立现代校对学，应当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现代校对是由古代校雠演化而来的，因此，研究古代校雠学的理论体系，研究现代校对与古代校雠的联系和区别，研究古代校雠的优良传统，是建立现代校对学的基础性工作。继往才能开来。古代校雠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校雠家总结、提炼出来的校雠原则和方法，是现代校对应当继承的宝贵遗产。
　　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现代校（下转39页）（上接45页）对学研究的对象，是出版电磁化时代的校对活动。两千多年来，我国出版经历了简帛时代、雕版时代、泥活字时代、铅活字与机器印刷或曰铅与火时代。随着出版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校对活动总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适应并推动出版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出版已经告别铅与火进入电与磁时代，编校活动正朝着无纸作业和人机结合方向发展。在无纸作业和人机结合的新情况下，校对主客体矛盾运动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本质特征，校对的方法和技术将会怎样发展，校对的质量监控将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校对人才将需要什么样的素质，等等，都是现代校对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
　　三、学术兼备，实务为主。美国著名出版家小赫伯特·S·贝利认为：“出版不是数学、政治学、经济学那样的理论性学科，它是一种活动和一种加工处理过程，对它进行抽象的概括和阐述，其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作为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的校对学，是一种应用科学，其特征是学术兼备，实务为主。研究校对学的出发点和目的性，都是为了应用，即自觉地运用校对规律、方法和技术，提高校对主体的素质，提高校对的质量。现代校对学要着重研究在新技术条件下校对主客体矛盾运动的规律，新技术在校对过程中的应用，现代校对质量保障机制，以及新型校对人才的培养。
　　从1994年到2001年，校对理论研究走过了七年的历程，七年是短暂的，建立现代校对学理论体系，还要走很长的路。
　　
　　　　　　　　　                                   2001．8．5初稿，10．23定稿
　　　                                    　（作者单位：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