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与海外交流的走向-出版科学

    世界文明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交流和促进中发展的。在中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将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丝绸纺织和陶瓷制造技术等精湛的工艺输送到西方，促进了西方科技的进步。18世纪和19世纪以来，经过产业革命的欧洲和科技进步的美国，又把先进科技和文化传到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推进和交流，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的规，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人类文化的传播与积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通过文字记载的物体特别是图书加以传播和保存，使其发生影响。诚然，人类语言的传授和世俗习惯的延续，对社会生产和文化的传播与继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同以文字记载的图书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是难以比拟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文化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文化的传播对社会发生的影响也不能低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经济基础。为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文化也开辟了新的天地。为新社会服务的出版事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通过出版物同海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下面我试概述1979年以来我国出版领域同海外进行交流的走向，以便观察20多年来这方面工作的发展过程。

    推倒 “四人帮”以后，人们解除了思想上的束缚，出版工作重新走上正轨。虽然当时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对外交流一直没有放松。出版领域首要的任务是解决书荒问题。国家出版局为此组织一切力量出版群众急需的读物，最先考虑重印的除受欢迎的中国作品以外，就是外国古典名著。为了打开思路，吸收新鲜空气，从1979年起组织大批人员到国外访问，与同业联系并向他们学习；参加各地国际性书展和业务会议，与同业建立友谊；邀请世界著名书商来华访问，举行座谈会，从中汲取经验。
    从1979到1989年，这是“文革”以后我国出版界对外交流的起步阶段。虽然我国那时还没有正式通过著作权法，也还未参加国际性著作权保护组织，但是我国出版界与海外交流非常活跃。
    （一）开展对外合作出版
    这是当时最突出的工作，从领导到出版社都非常关注。这10年与海外合作出版方式多，方法灵活。合作的范围很广泛，合作图书的选题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的研究成果。合作项目从学术著作到文学作品，从外语工具书到专业词典。在中国参加国际性著作权公约以前，通过合作出版可利用国外出版公司的书号，对外合作出版的图书可以得到版权保护。同时可利用海外出版公司的发行网络，把合作出版的图书发行到世界各大书店。平时我国出版的图书，很难进入那些大书店。据统计，从1979到1989的10年间，中国出版界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签订图书合作出版的协议有600多项,合作出版的图书1 000多种。与中国出版社合作的海外公司有200多家，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出版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与海外出版公司商定选题，共同制订编辑计划，合作出版。图书的内容双方议定，在经济上共同投资，所得利益双方平分。这是国际上典型的、普遍采用的方式，特别是发达国家所惯用的合作方式。中国出版与海外合作，最早都是采取这种方式。例如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之旅》5卷，198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南斯拉夫评论社合作以世界多种语言出版的《中国》画册， 1986年中国对外出版贸易总公司联合中国摄影出版社，与澳大利亚威尔顿－哈代公司合作出版介绍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长征》，以及从空中观察自然风光和社会面貌的《俯瞰中国》，这些大型画册都是采取这种合作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波折较多，特别是在经济上难以计算和监督，后来中国出版社都不主
张采用这种方式。
    2．双方商定选题，由中方提供书稿与图片，对方负责出版发行。这种合作方式，对方对稿件与图片根据海外读者的志趣和要求，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在编辑过程中可以商量修改，但中方保持最后审定稿件的权利。这样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就能把住关口；在具体问题，在艺术风格和文字笔法上，也可考虑到海外读者的兴趣与习惯；在经济上双方可以协商，便于计算。例如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20卷，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博物馆》16卷等就是采用这种合作方式。中国出版社比较欢迎这种方式。
    3．双方共同编撰，分别出版和发行，书稿内容由双方审定，书籍盈亏各自处理。例如商务印书馆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精选英汉·汉英词典》，其中英语部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汉语部分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又如新华出版社与海外几家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国际钱币制造者》，由8个国家的银行联合编撰，分别以中、英、德三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地发行。该书的中国部分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编撰，中文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经济盈亏由中国方面处理。
    4．在对方原书基础上进行改编或增删，在中国出版发行。采用这种合作方式，在书籍内容上是选择那些比较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外国书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合作编译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经对方同意中国对原书进行了增删，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条目，比原书增加20%。为在中国合作出版发行这部书，1980年9月8日，邓小平同志还接见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总裁查尔斯·斯旺森和该公司董事会代表团，中央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
    （二）扩大中国出版物的对外传播
    经受“文革”灾难的10年间，中国同海外的正常文化交流基本上已经停顿。图书的出口，除毛主席著作以外，几乎全都是宣传极左思想内容的小册子，而且大多是赠送的。扩大书刊的对外传播，关系到对外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具有重要意义。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大力改善和发展对外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根据对外宣传的要求和对外政策，针对国外广大读者的需要和兴趣，生动活泼地介绍我国基本情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应当是出版发行对外书刊的重点。”
    为了扩大中国图书在国外的影响，中国出版社直接参加国际性的图书展览。1979年以前，大多由国际书店代表出版社在国外参加书展，这当然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中国出版社对国外情况还是比较隔膜。197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许多出版社积极开展对外业务，派出代表直接参加许多国际书展，如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莱比锡、莫斯科、开罗、新加坡等地的国际性书展，以及意大利波罗尼亚的儿童图书展览会等，在会场设立展台，将中国图书展示在外国读者面前。除积极参加国际书展外，还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举办了中国书展。
    1979年以后，我国对外发行图书，不但品种数量增加，而且改变了过去品种单调、内容贫乏的情况。图书对外发行开始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学艺术、学术、传统医药、语言工具书等读物品种繁多，引起海外读者极大的兴趣。据统计，1988年中国出版的外文图书，出口达1 100多种，比1978年出口的243种增长了3.5倍。中文图书的出口品种增加得更多，1988年中文图书出口3万种，比1978年对外出口的1 500种增长了19倍。中外文报刊的出口也大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