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与海外交流的走向-出版科学

    （三）积极引进国外书刊
    为了学习国外的新科学、新知识，借鉴海外的经验，同时研究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掌握丰富的资料，因此要加大对海外书刊的进口。从1979年起，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大进展。为增加书刊进口，我国所用的外汇有很大增加。
    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中国出版界不断邀请国外出版业者来中国举办书展。20世纪8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国家的出版业，都在中国举行过书展。许多书展除在北京展出外，还到上海、西安、成都、沈阳等地展出，有的还在高等院校展览，与中国知识界广泛接触。在展出过程中同时举行座谈会，互相交流，这也是我国了解世界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情况的一个良好机会。
    汲取国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知识，翻译国外重要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是我国出版界的重要工作，也是国际间文化交流中不能缺少的工作。1978年以前，我国翻译出版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数量有限。20世纪80年代起逐年增加，1988年一年就达90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文革”以前17年，平均每年翻译出版不足200种，1988年一年就达1 000多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翻译图书偏重于苏联作者的著作，以后范围扩大，包括世界各地，美、英、法、德和日本等国家的著作都在选择之列。翻译外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注重了改革开放的需要，实用经济学、工商管理、银行、信用保险与财政等方面的著作比较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辑陆续出版，过去着重于古典著作，20世纪80年代对于近现代法律、哲学、经济等有影响的著作，翻译介绍为数不少。外国文学方面，开始注意系统出版名著，陆续出版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高尔基等人的全集与文集。对当代名著也比较注重，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同时，也注重选译当代各流派的作品，他们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很受文学爱好者和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中华民族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加以发扬，对于国外先进的东西，也应该努力去吸收。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发展进步都是不利的，闭关自守只能使自己落后。新中国建立以后，曾经强调过这个方针，这也是列宁与毛泽东反复讲过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这一方针一直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重申了这一方针。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们“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中央在这一文件中强调：“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如果说1979年至1989年是对外合作出版与书刊交流的初步发展阶段，那么，从1990年至2000年就是兴旺发达和蓬勃发展的阶段。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改革开放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腾飞，科学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出版事业也随之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全国出版图书1.7万余种，到1989年发展到7．5万种，现在一年出书已超过14万种。以新书统计，1989年出版5万种，经过11年，到2000年出版达8万多种。图书出版在内容方面与装帧和设计及印制质量方，也都有很大的提高。
    这10年中，中国对外合作出版与书刊交流方面的特点，综述如下：
    （一）与海外建立正式版权贸易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合作出版的规模日益扩大。1990年9月7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自1991年6月1日起施行。接着中国参加了国际性版权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分别于1992年10月15日和30日起在中国实施。从此我国受国际版权法的约束，引进出版必须遵守法规，尊重版权，出版海外的书籍要得到作者的认可。我们推出的书籍，与海外合作出版，亦受到海外法律的保护。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刚参加国际版权公约时，翻译著作大为减少。原因是出版社不敢轻易出版译作，顾虑会陷入版权纠纷。近年已发生根本变化，由于出版社加强与海外出版公司的接触，建立了正常的关系，出书取得授权，互相信任，合作出版与引进版权逐步加大。
    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5年，每年与海外合作出版、签订版权协议不超过500个项目。1998年到2000年，每年签订的出版项目达6 000～7 000项，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增加10多倍，可见发展之迅速。从国家和地区上看，也有大的扩展。20世纪80年代主要在西欧、美国与日本等国家中进行书刊合作与交流，至20世纪90年代末已扩展到北欧、东南亚各国各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在地域上，可以说贯穿全球东西与南北。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全世界都有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国也扩大引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科学与文化思想读物。
    （二）与海外合作出版的图书走向系列化
    对外输出与对内引进开始注重有分量的读物。10年前与海外合作推出的图书多为单行本，现在许多是系列图书，如《中国美术全集》60卷、《中国大百科全书》74卷、《中国古代建筑》10卷，还有著名画家作品与民间艺术系列。引进的图书也大有变化，过去着重个别畅销书，现在着重大部头，如引进欧美的大百科全书就有七八套。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合作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重新合作出版20卷外，还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与英合作的英汉《剑桥百科全书》，全书400万字，商务印书馆与美合作的《康普顿百科全书》14卷及河北人民出版社与美合作的《美国学院百科全书》21卷等，其他合作的还有一些重要的词典。这些图书的合作出版，可以看出我们一些出版社有长远的考虑，不期望在短期内取
得经济效益。
    其他社会科学读物方面，引进了成套的世界历史及其他学科的读物。如多卷本《剑桥新编世界近代史》、《非洲史》、《世界文明史》等。文学艺术方面，也系统地出版了一些世界著名文学家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出过高尔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人的全集、文集，现在又出版了塞万提斯、易卜生、莫泊桑等许多名家的全集、文集，包括儿童文学和科幻作品。法国凡尔纳的作品，“文革”前出过一些，20世纪60年代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凡尔纳的作品也被罗列罪名，但“文革”后被推倒。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再版过其作品的一部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亦出版过绘画本，199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则系统地出版了凡
尔纳的全集。
     （三）注意高科技读物的引进与合作
    引进高科技的理论与技术，对于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发展现代化产业，其作用不可低估。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必须注意汲取，才会有所启发。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输出学术著作版权的同时，分批引进了一些高科技专著的版权。电子工业出版社与美国电子专业及科技专业的著名出版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出版的合同，引进高科技图书上千种、高科技期刊5种。努力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已经纳入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加强对国外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的了解，并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是很必要的。美国软件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是10多年来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两家公司。软件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与英特尔公司华裔副总裁虞有澄，分别总结了这两家公司发展成功的经验，前者书名为《未来之路》，后者书名为《我看英特尔》，都很有价值，在世界各地传播很广。北京大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用重金购买其版权，译成中文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盖茨与虞有澄曾多次来北京访问，并同我国高科技产业有多方面的合作。这两本书的出版，对我们汲取其经验，开启思路，很有帮助。北京大学出版社以5万美元购到该书版权，投入市场以后，已发行10万册以上。《未来之路》出版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取得盖茨的信任，又翻译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未来时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很好。全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正热衷于电脑，盖茨这位电脑专家，参加2001年10月APEC上海峰会的富豪，其经营战略和对未来运作的构思，受到中国
读者的青睐。
    （四）合作出版深入到教材领域
    教材的发行量很大，是非常重要的出版门类。教材在内容上非常严谨，过去都是审了又审的，现在也开始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不过主要只涉及学习外语的教材，而且邀请国外专家与国内有经验的学者共同编撰，经多方征求意见与实地试验后才定稿。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我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达成的协议，并得到该署的资助，与英国朗文出版社合作编写出版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英语》和新《高中英语》教科书。这些英语教科书已获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通过，并在全国推广使用。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反映，教材结合我国英语教学实际，培养学生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是我国目前质量较高的中学英语教科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朗文出版社共同合编《当代大学英语》，由英国著名教材编写专家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七所院校的教授共同编写。教材共分六级，融语言、文化与知识于一体，着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教材还配有录音带，便于学生自学。教材推出后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 (ID: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