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与海外交流的走向许力以
(五)购进版权直接翻印原著出版 此种方式在西方各国是很流行的,我们现在也开始仿效。随着我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学习外语的要求与日俱增,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师生要求阅读原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取得版权,汇集出版了《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翻印有关原文图书100多种,受到师生们的欢迎。清华大学出版社购进版权,汇集信息技术学科与电气工程学科系列,翻印国际知名大学原版教材,已出版16种。目前,许多院校出版社都在进行此种工作。 (六)对外合作出版音像制品迅速增长 现在图书载体正在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将图书资料输入光盘,日益普遍,尤其是对历史档案、统计材料、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与语种复杂的辞典等,纷纷纳入电子制品轨道。由于光盘载量大,收入作品多,使用普遍,因而版权也较为复杂。在这方面,我们已开始起步,但是因使用不够普及,购买驱动器、 VCD机等工具还不普遍,进展缓慢。现在引进很多,据主管部门透露,近10年每年进口音像制品2 000多种,引进版权出版音像节目300多种,与海外个人及实体合资建立音像制作、复制公司70余家。西方注视着我国13亿人口的视听市场,千方百计地设法打入。但这是意识形态中最敏感的部分,版权的问题又很复杂,对待合作,必须十分慎重。 有的出版社很重视音像制品的出版工作。翻译出版国外读物,常常配有音像磁带,特别是涉及语言教学读物,所以必须赶上潮流,认真对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通过与国外合作编制电视教学节目,投入大量资金从日本购进设备,制作音像制品,还专门成立对外汉语编辑室,推动汉语走向世界,扩大汉语教学出版物的工作。该社在1999年投资500万元,制作一部大型对外汉语电视教学节目《汉语世界》,于1999年底完成拍摄和出版任务,同时正在制作一大批对外汉语教学辅助用书。 过去使用几千年的文字载体 纸张,将被磁带、磁盘新的载体逐渐替代。这种替代不可避免,但在过渡时期两者会交叉使用。也许老一代人不大理解,不大适应,但年轻一代会适应新的载体。现在又出现网络出版,网上阅读,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有战略眼光者应特别重视高科技的运作。 (七)与我国台湾的同业交往 这里顺便说说近10年来同海峡对岸我国台湾的交往。自我国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以后,我们立即宣布对台湾同业的版权和大陆一样,得到相同的保护。台湾1987年宣布解严以后,台湾同胞开始访问祖国大陆,出版界的同业亦千方百计与大陆同业取得联系。初时有的为避免台湾当局的注意,绕道日本,通过与我驻日机构取得签证,回到大陆。血浓于水,大陆出版界对台湾同行非常热情,两岸同行相见甚欢。由于两岸同文同祖,都是中国人,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几十年隔断了联系,现在有机会恢复业务往来,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因此,两岸出版的合作和书刊贸易大为开展。 现在两岸同业的合作与交流非常广泛。近几年每年有500多个项目的版权输出,其中与台湾合作,输往台湾的约占2/3。大陆出版的大部头著作,有不少授权台湾同业发行繁体字本。如近年陆续出版的规模宏大的图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350卷,就在台湾同时发行。《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台湾发行60卷。又如工具书,包括《辞海》、《汉语大字典》与部分外语词典,也陆续在台面世。台北一些大的出版社如锦绣、光复、远流、淑馨、新学友、五南、汉光等出版公司,都与大陆出版社有联系。 两岸出版界的来往日益频繁。1993年5月,中国版协由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组织12人代表团访台,与台出版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代表团成员包括商务、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中国建筑、上海科技与广东科技等出版社的社长,这是大陆出版界众多成员的第一次访台。代表团受到台湾同业热情的接待,互相交流了业务。当时与台出版界达成了五点共识:在两岸轮流举行出版研讨会,促进出版同业人员的交流与互访,在两岸互相举办书展,推动资讯交流,交换出版印刷方面的经验。上述五点共识,我们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已逐步推行。此后,大陆出版界的代表访台逐渐增加,每年都有几批代表访台。规模最大的为1994年3月和1997年8月,两次在台北举行规模宏大的书展,两次访台各有100人。各省市的出版机构,近 年也分别组团访问台湾,与台湾同业建立联系。台湾的同业访问大陆出版社也更为频繁。 为了加强海峡两岸和香港三地的出版联系,从1995年起建立三地出版联谊会议,每年一次,在大陆、台湾与香港轮流举行。由三地出版协会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商讨华文出版在世界上的问题和三地有关版权事项,对于沟通三地的出版业务和了解世界华文图书出版的发展势态,都有所帮助。 三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同海外的合作出版与书刊交流,开辟了新的天地。头10年,我们打开门户建立了基础,后10年,我们延伸发展,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建立了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国际书展,中国版协与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每年在深圳、杭州等地举行一次合作出版洽谈会,邀请海外许多同业的朋友参加,使中国出版界有机会更多地与海外接触交谈。以后中国同业又不断组团出国访问,与国外建立联系。现在我国较大的出版社和合作出版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出版社,都与国外同业有交往。一些省市还成立了版权代理公司,帮助本省市出版机构与海外沟通业务,进行版权交易。现在我国出版界与海外交往广泛,接触频繁。 20多年来书刊贸易也发展很快。20世纪80年代初,书刊进出口一年只有几百万美元的交易,现在每年达五六千万美元。进口书刊,为科学与教育文化的研究部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为经济部门增加了新的信息。 20多年来,合作出版与书刊贸易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思想还不够开放,工作束手束脚,与海外的联系还不够广阔。出版社与海外同业建立关系,也只限于少数出版社,许多重要的出版社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次,体制上还要加大改革力度,有关领导部门要为出版社及人员外出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开辟渠道。再次,干部的问题仍然是这方面工作最要紧的一项。外语就是桥梁,没有懂得外语的业务干部,就等于过河没有桥梁。有了懂外语懂业务的干部,才能阅读国外的资料,才能进行交流。要把中国出版物推出国外,只靠华文图书是不够的,必须开展外文图书的出版工作。而编辑出版外文图书,没有大批精通外文的编辑是不行的。 对外交流,我们仍要注意输出版权。改革开放头10年,以输出版权为主,后10年情况相反, 以引进为主。现在一年进出共6 000~7 000个项目, 输出还不够600个项目,引进与输出的比例约为10:1。这种形势会持续下去,虽然今后将会增加版权输出,但也不会超过输入。引进总会扩展,比例可能还要逐步加大。 加大引进图书,无论是版权输入还是书刊贸易都是非常必要的。对我们这样科学技术比较后进的国家,势在必然。看看世界各国,如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引进图书是有名的。凡是各国出版的新书,其重要者几个月之内就有日文翻译本问世。据日本版权专家告诉笔者,他们版权输入与输出是100与1之比。科学发达的德国,现在一年出书中有15%为翻译国外的图书。我们现在翻译的图书,还不到1%。因此,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出版领域还必须加强引进工作。只有引进得力,才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西方,才能更多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知识。 参考文献 [1]所列出版统计资料,参阅《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至2000年) [2]中国图书进出口统计,参阅新星出版社出版《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 (1~2册)及《大事记》(1~2册) [3]出版历年大事,参阅《中国出版史料》第三卷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五十 年大事记》 [4]外文原文版图书出版信息,参见《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9月11日、10月4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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