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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海》由中华书局初版于1936年。解放前未曾修订。1957年，毛泽东主席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为此，1958年上海成立了专门机构，将1936年版由少数编辑人员关门编纂的方式，改为开门编纂，依靠社外广大专家学者和编辑部相结合，组建编委会，实行主编负责制，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并于1965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以后又陆续进行了三次修订，出版了《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历次修订情况如下：

    从1936年版到1965年版，时隔29年。这一期间，从世界来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中国来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社会制度以及科学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1936年版《辞海》的内容，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显得十分陈旧。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1965年版决非一般的修改订正所能解决的，而必须进行彻底改造。所以说，名曰修订，实则重编。
    1936年版的百科条目，实无框架可言。编辑部规定每人从报刊书籍中收取新词，虽然也要审读核准，但基本上拾到篮里便是菜，学科间极不平衡。佛教条目收了几千条，而其他许多学科只有百余条或数十条。但佛教中的“佛学”、“佛经”、“禅宗”、“瑜伽宗”、“鉴真”等重要条目又付阙如，又缺又滥，支离破碎。用舒新城的话说，旧版《辞海》各科词目是“无目的无计划的东西”。1965年版则对百科条目进行分类，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都有适当比例。虽然未尽如人意，但以后几版，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从收词来说，除淘汰了一部分不适用的条目外，大量增加了反映我党我军和新中国的有关条目，反映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条目，反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条目，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世界格局的条目，反映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条目等等。如[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毛泽东思想]、[人造地球卫星]等。新增条目数以万计，是举不胜举的。
    从释义来说，除新增条是全新释义外，由于新中国成立，虽然是同一条目，但内容却完全不同。如国都原为南京，1965年版则改为北京；国旗原为青天白日满地红，1965年版则改为五星红旗；国歌原未确定，曾用国民党党歌代，1965年版则改为义勇军进行曲；国名则新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则作为历史条目，重撰新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为88个字，1965年版则为1 508个字；  [苏联]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36年版如此)原为63个字，1965年版则为1 226个字。
    1936年版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烙印相当严重，如在一些条目中称中国共产党为“匪”、为“反革命”；对我国少数民族用了不少犬字旁的侮辱性称呼，并称之为“蛮族”；掩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将“九一八之役”定义为“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四省开始行动之战役”，在[台湾海峡]条中称“日属台湾”；宣扬封建迷信，如释“神”为“天神，引发万物也”，释“鬼”为“人所归为鬼”等等。1965年版予以彻底改正。
    新版《辞海》虽然仍沿用部首编排，但对老部首进行了较大的改革。通过增、删、合、分，将原有的214个部首调整为250个部首，如将“亻”部从“人”部中分出另列，“什”“仁”等字不再编入“人”部中；将“刂”部从“刀”部中分出另列，“刑”、“刚”等字不再编入刀部中。1936年版单字的归部无定则，或从义归部，或从形归部，或形义兼顾，这就使读者查检时无所适从，而且如果不了解单字的意义，就很难从意义上去取部首。如“滕”字，因其义为“水超涌也”而归入“水”部，但一般读者是难以想到的。从形归部时，也无一定规则。上下有部，或取上或取下。如“密”旧入“宀”部，而“蜜”则归入“虫”部。左右有部，或取左，或取右。如“吠”字归入“口”部，而“鸣”字则归入“鸟”部。这样就使读者无所适从。1965年版，规定了7条，如从形不从义，从上不从下，从左不从右，从外不从内等等，使部首趋于合理，大大便于读者检索。
    此外，在注音、字体、体例、插图、编排、版式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的改革。
    综上所述，用“脱胎换骨”四个字来概括《辞海》的第一次修订，是不为过分的。

    “文革”开始后，未定稿被打成“大毒草”。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把修订《辞海》（未定稿）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直至1972年7月上海才迟迟上马，而在修订中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几年中，只形成几本分册，称之为《辞海》（修订稿）。它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纲，颠倒是非，歪曲历史，是《辞海》修订史上的一段插曲。
    1978年国庆后，国家出版局传达中宣部意见，《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夕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屈指一算，距离出书时间不足一年。
    在修订《辞海》大军进驻上海陕西南路25弄后，日以继夜，加班加点，连春节也不休息。时间之紧虽是困难之一，但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时间。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抓纲治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都没有否定；瞿秋白、刘少奇等都没有平反。为此，主持《辞海》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曾专程去北京向有关领导请示。但终因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还远未酝酿，甄别平反工作正在进行，有关领导只能各抒己见，仅供参考！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精神，夏征农、罗竹风等同志决定，由编辑部拿出处理意见。经编辑部多次讨论，几易其稿，“《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意见”终于形成，使1979年版的修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一意见共有8条39款，大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抓纲治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十一次路线斗争，党内资产阶级等等。“意见”明确提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一概避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专条中，只讲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以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不作评价。
    “意见”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律按辞书习惯称姓名，一般不加“同志”，也不加“主席”、“伟大领袖和导师”、“革命导师”等称号。提到党和毛泽东的地方，要把党放在前面。

    有了这一意见，1979年版编纂中的一切疑难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

    [阶级斗争]条，在阐述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时说：“在社会主义相当长的时期中，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存在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还存在阶级斗争。”而“路线斗争”则不列目。凡涉及“文革”的具体条目，如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连、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夺权、大联合、斗批改以及康生、谢富治等也不列目，实质上予以否定。凡“文革”所否定的事件或人物，如“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瞿秋白、罗瑞卿、邓拓、吴晗、田汉、周信芳、张志新等，则予以列目，充分肯定。刘少奇因尚未平反，暂且
不予列目；而在平反后，立即修改版面，增列专条，并给予高度评价。
    讲到台湾时，不用“窃据”、“盘踞”和“尚待解放”等字样，强调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尊重历史是1979年版的另一特点。如[孔子]条写了八百余字，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扫批林批孔中的胡言乱语。
    在“文革”中秦始皇被捧为法家代表人物。毛泽东十分赞赏秦始皇。因此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为此，郭沫若连同他的《十批判书》都受到株连。但《辞海》[秦始皇]条，对秦始皇一分为二，既肯定他的统一六国和政治、经济、文化上改革的功绩，又指出他焚书坑儒，严刑苛法，租役繁重等过错，还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1965年版因受当时的政治气候影响，有些条目处理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如由于彭德怀受批判，就删去了[平江起义]、[百团大战]，在[八路军]和[第一野战军]中，连他是副司令、领导人也不提了。由于田汉受到批判，连[义勇军进行曲]也删去了。当时，由于林彪已红极一时，所以在[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等条目中，竟不顾历史事实，把他排在陈毅之前、朱德之后，俨然成为起义和会师的领导人之一。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条中，就不写他是首任总书记。因为项英执行错误路线，就不列[项英]。这些违背历史事实的做法，在编纂1979年版时，都一一予以纠正。
    第二次修订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辞海》的修订工作，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派秘书告诉王冶秋说：“当时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领导的。”总理说：“请冶秋同志告诉《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入党的事写上。”据此，1979年版一改1965年版对杨度一批到底的行文，加上了他营救李大钊，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内容。
    1979年版《辞海》是对“文革”和《辞海》修订稿的拨乱反正，也是对1965年版少数错误的拨乱反正。唯有正确的东西才有生命力，《辞海》之所以成为我国极具权威的工具书之一，是与这次拨乱反正分不开的。 (ID: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