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我国的编辑出版学研究获得了丰收。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创新研究，我已在《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雏形》一文（载《出版科学》2002年第2期）中讲过。同时，也讲到各种不同出版媒体的编辑实践和出版应用研究方面的成就。至于编辑出版史的研究，成果虽不多，但也不断有大部头著作问世，并且一直为关注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人们所重视。因为编辑出版史的研究是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第三个支柱。
    2002年有两部出版史巨著几乎同时问世，一部是叶再生先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另一部是章宏伟先生的《出版文化史论》。叶著为四卷本大部头,约4　000页的近现代出版编年史，详述了200年来我国书、报、刊三大媒体的编辑出版历程。书中收集了极其丰富又十分罕见的珍贵资料。经作者细细钩沉梳理，精心考释，从中引申出不少带有规律性的观点和结论。章著则是一部宏观的文化史论。从远古至少5　000年前人类开始“造书契”、“文籍生”的文化源头，直论到当前的出版文化现象，包括编辑内容、出版业、出版物、出版机构、出版技术、出版发行、出版人物与出版的市场经营管理等等，凡出版文化应有的议题，尽有所论。书中不乏真知灼见，精辟独到之处时时放出思想的火花，给人以学术的启迪，发人作文化的深省。
    联系近15年来陆续出版的《中国编辑史》（姚福申著）、《中国出版简史》（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古籍编撰史》（曹之著）、《中国文献学》（张舜徽著）、《校雠广义——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程千帆、徐有富著）、《中国编辑出版史》（肖东发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著）、《中国新闻史》（王洪祥主编）、方汉奇先生主编的多卷本巨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以及为数不少的中国书史、报刊史、印刷史、文化史等等，我深深感到：仅从历史研究这方面来说，伴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中国的编辑出版学学科已经建设起来，并粗具规模。
    最近有报道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国家重点基金项目《中国出版通史》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编撰。当这套八卷本的中国出版史巨著问世之后，我们的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必将蔚然可观。

    在任何一门学科中，理论和历史都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科学的理论，历史就如同时间的仓库，堆满杂乱废旧的资料。一经理论的光照，那些似乎废旧的东西，一下子就闪亮起来，宝贝般地耀眼，而且仿佛自动地序列化、条理化、系统化，成为理论光束的光源。我读叶先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就有这种感觉。作者好像带我们走进近200年的历史档案库中，用编辑出版理论的光束，探照出无穷无尽、令人惊叹不已的宝藏，并从而引发出种种编辑出版理论的新思妙想。读章宏伟先生的《出版文化史论》，更突出地感觉到这一点。他把一部中国出版史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上展开，别有一种理论风骨。这两部书使我再次确认了一个真理：理论原本是历史发展规律凝聚而成的观念结晶，这个晶体的灵
光又是照亮历史航程的灯塔。
    两位作者在各自的前言和后记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中国出版史的起源和分期问题。这是他们出版史观的起点。叶著因重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而把起源问题放给“古代出版史”去具体解决，但他从原则上提出“出版是文化的一部分，又与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变革密切相关……应该从文化积累、推动社会变革、促进人类进步的角度来对待、了解和分析历史上的各种有关出版现象、事件和人物。这也是本书撰述时信守的原则。”（见《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1页）据此原则，叶先生不赞成简单地按政治朝代对出版史进行分期，而主张把铅合金活字机械印制的书、报、刊，特别是报刊媒体，作为近代出版史的标志性媒体。    
    叶氏四大卷巨著正是根据报刊媒体的特点和性质对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进行分期的。当然，任何媒体都是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特定的载体制作技术来支撑的。从近代以来的书报刊媒体入手，探讨其运载传播的思想文化内容与铅活字机械印刷技术，用两条线索来编织中国出版通史，开创了一个新的出版史论方法。章宏伟的《出版文化史论》也是从思想文化内容和媒体制作技术这两条线索来探讨中国出版史的。但他似乎更注意出版的文化史观，或者说，是从文化理论的高度来考察和阐述出版的历史，重在以史立论。因此，他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出版的历史起源问题。

    要讲清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起源，不能不首先明确什么叫编辑出版。研究出版史，尤其是研究古代出版史，不能避开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出版文化史论》“上篇”的8篇论文特别是《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秦汉出版业考述》、《雕版印刷术起源问题》、《中国古代编辑发展历程》4篇论文都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力作。章宏伟先生通过大量的史实和文献资料，明确表明了他的观点：“我国的图书编辑事业源远流长”，“至迟在殷朝时期就用文字记事并有了册典”，“自古以来，图书编辑工作为保存、积累和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见《出版文化史论》第230页）。这里所讲的“图书”、“册典”，都是古代的巫祝、史官等掌管文字的角色，姑称之为“编辑”们所创造、积累起来而缔结构成的精神文化业绩。这种业绩，正如梁启超所说，是“人类心能所开掘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这种“共业”既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内在要求，也是出版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版”就是这种精神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古代的出版，就是把精神文化内容，或称之谓“意义”，写或刻在“版”上，出示于人。“版”的完成形态就是“册典”。以“册典”为主要标志的古代“版”文化，不管从物质形态
上说，还是从精神内容上说，都是人的创造品，制作品。比起原始的摩崖石刻来，“版”是可以搬运，可以移动，可以收藏储存，也可以记载“意义”，并且可以用“版”来传播交流这些“意义”的人造物。这是人文创造的骄子，是文化内容的媒介载体。所谓编辑出版，就是创构人们赖以传播交流思想内容的文化媒体。“版”的品种很多，有龟甲版、牛骨版、金属版、石块版、竹简版和木方版等等。“版”字在秦始皇“书同文”以前，有许多不同写法，如片、反、板、牍、版、榜等等，这些不同的写法只是在不同场合使用时稍有差别而已。汉代王充在
《论衡》中讲：“截竹为筒，破以为牒”，“断木为椠，  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版”放置在外，让人观看，那版就叫榜，或写作牓。版与版叠合起来则多以册、籍、篇、编、典等字表示。丰富的版文化及其长期的发展变化，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灿烂，记录并传播着中国社会从公元前大约3　000年以来的文明史。以“版”本身为媒体，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比外国古代莎草纸文化、贝叶文化或泥版文化更加坚强的牢固性与更加持久的延续性。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5　000年连续不断，不正是得力于版文化之功吗？
    版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媒体文化，主要是由那些被今人称之为作者、编辑、出版者等角色的人们协同创造出来的。他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只有通力合作共事共业。角色是一身多任或互相转换的，但实践过程却是前后连续并交叉互动的。
    当然，版文化的创构、制作是很讲究技术的。写版要用笔、用颜料，刻板要用尖刀利刃，制版需要刮削、烧灼、磨平，造出合适的材料，书写和刻镌之前还需要设计版面、排列次第，分布大小不同的字体，最后还要一版一版地编联成册，以便放置或运输。所有这一切都是技术。所以，《出版文化史论》从精神文化内容和出版制作技术两条线来论述中国出版史，是很有科学卓识的。
 

    中国上古的版文化，发展到公元前一世纪以后，“版”已开始转变为媒介文化的母本。以版为榜样，按母本拓印、抄写、复制于软性物质载体，是媒体制作技术的又一次革命。缣帛、纸张等介质推动了雕版印刷技术。木板被镂空反雕成为专供拓印复制的母版，大量流传于市的不再是车拉舟载的“版”书本身，而是版印的纸质媒介品。于是出版的概念渐渐由将“意义”出示于版，变为从母版上复印出来示之于众。出版观念的这种变化正是版文化发展的历史反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的进步，要求文化走向民众，需要广泛向民众传播大量的信息。“版”常常被移动出来，作为“牓”，放到众人可观之处，叫做“出榜”。唐代就有地方官命“书吏将诏令抄录在大版上，‘当村坊要路牓示’。另外由诸道观察使派员，检查抄录的诏令有否脱文和错字，以便及时察觉纠正”（徐培汀、裘正义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宋代出“大牓，揭于通衢要路”者十分频繁。不仅出“朝榜”，还出“民榜”。政府、学校、商人都可以“出榜”。浙江曾有出版家为禁止翻刻自己雕印的图书而出榜的记载：“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故榜。”“出牓”即“出榜”，同声通假，亦即“出版”。“出版”的本意就是把“版”移动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版上所载的意义。后来，由于纸印的东西越来越简便，人们不必再把笨重的大版甚至竹简、木方或布帛之类媒体搬来搬去，只需把纸质的媒体多复印一些，就可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因而，出版的概念才演变成现在的从版上批量复制出来载有特定意义的媒介物这种含义了。由此可见，出版文化的历史似乎可以这样描述：将意义出示在版上，造成文化媒体——抬出大版于通衢要路，将媒介意义传示于众——以定版为母本，复印大量更便宜的媒介物即出版物。纵观中国出版文化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刻写出版阶段，以手工书写和刻板技术为支撑，以对天本文化观的革命为主要内容。第二个阶段，是印刷出版阶段，以雕版和机械印刷技术为支撑，以对神本文化观的革命为主要内容。第三个阶段，是电子出版阶段，以多媒体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人本文化观的大传播为主要内容（参见拙文《孔子的人本文化观》一文，首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在理解和阐释出版文化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有人判定只有唐宋以来以雕版纸印技术为支撑的出版文化，才叫出版。雕版纸印技术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出版技术，也没有出版概念，连“出版”这个汉语词，似乎也是近代才从外国传译过来的
。这种出版史观令人难以理解。

    出版文化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精神创作品，包括各种思想理论、观念意识、科学技术与审美艺术等等。而将这些内容审选并组合起来，编制成可供储存与传播的符号媒介，主要靠的是编辑出版活动。因而编辑的媒介传播理念，应当是出版文化的灵魂。我曾在《文化缔构编辑观》一文中描述过一些古今编辑家们缔造文化媒介构成传播网络的历史景象，意在说明编辑理念在缔构社会文化媒体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我国，这种编辑理念是随着文字符号的规范性应用并大量出示于“版”，造成版文化的历史实践而产生的。殷商时期大量的甲骨文版片所流露出来的编辑理念，我已在《从甲骨版片看编辑与出版的起源》一文中阐述过。譬如甲骨版上的卜辞文体模式，人与神鬼的沟通与对神鬼的膜拜，对自然天象与社会人事的记录与利用，甲骨版面的平衡对仗艺术与大小字体的刻工技巧等等。到了东周列国诸侯争霸时期，版文化开始从天子宫廷通过士人走向人民，出现了诸子百家学说。儒、法、墨等各家都要通过“著书立说”传播自己治国安邦的思想理论和仁义道德之类的社会教育观念，因而也都确立起各自的编辑理念。章宏伟在《出版文化史论》中曾引范文澜老先生总结的孔子的编辑理念，说他“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所以六经从形式上说，是叙述旧文；从整理的准绳和经义的阐明说，是创作新意。述与作是不可分割的一件事。”尽管对于孔子怎样“整理”六经历来说法不一，但都认为他为了施教学生编辑过“六经”，至少是“厘正次第”并“刊定”过“六经”。因为这是自宋至清反对汉儒关于孔子删诗说的那派学者们一致肯定的。难怪今天许多人称孔子为“我国第一位杰出的编辑家”。然而，孔子的编辑理念，只是儒家的以编书述古道、曲表新意的儒家理念。非儒的韩非子就反对孔子的编辑思想，而主张“编著图籍”创建治国化民的新法。他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与官府，而布之与百姓者也。”  (  《 韩非子·难三 》)墨子也反对孔子“述而不作”，而主张“述作兼善”的编辑理念。他认为，“古之善者不述，已有善则作之，欲善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述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间诂·耕柱第四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清人苏时学释义谓：“此言述作不可偏废，皆务为其善而已。述主乎因，故以古言；作主乎创
，故以今言。述而又作，则善益多矣。”（同上书，夹注）韩非子与墨子的编辑理念，对战国时百家学说的繁荣乃至后来的文化创新与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尽管那时的简版方策还相当笨重，人们仍然刻写制作了数量巨大的书籍，以至于一个人的藏书，往往多到“五车”，搬运起来要“汗牛”，储藏起来要“充栋”，可见当时的编辑出版家们创造了何等伟大的出版文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与《出版文化史论》等著作以科学的编辑出版理论，全面地、辩证地考察和研究至迟从殷商以来多种多样的、变化发展的版文化事实，从而表现出来的可以展望现在和未来电子出版与网络出版的出版史观，才是概括着一定规律性并能
随时给人以启发的出版文化史观。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