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是什么？
    这个看来耳熟能详的问题，今天确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的地方。尤其是在传媒业快速发展、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和各媒体之间相互交融与转换的情况下，更有值得研究的必要。

    今日之图书已不同于昨日之图书了。
    目前，对图书的定义有两个方向，中国人更多地从图书的内容来定义图书，而西方人更多地从形式上来定义图书。
    中国有代表性的解释来自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刘先生是研究中国图书史的权威，他总结了一套中国图书史的发展体系。他认为，“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用文字或图片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这是以图书的内容来定义图书。还有，如吴平在《图书学新论》中说：“图书是以文字或图像等手段，记录或者描述信息知识，以达到一定目的的物质载体。”（《图书学新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9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年的大会要求各国采纳一条便于统计的建议：“书”是“在某一个国家出版并使公众可以得到，不计算封皮页数至少49页的非定期出版物”。很多西方国家干脆就以印刷品的页码来定义图书，如法国规定64页以上、意大利规定100个页码以上的出版物才称图书。
    不管怎么定义，在图书的发展史上，今日之书已经不同于昨日之书。不仅形式不同，内容不同，功能也有发展。
    原始图书更多地具有文献的性质，图书主要作为文明延续和文本复制的一种载体。进入近代以后，图书更多地是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书是用来“读”和“学习”的。当代社会，图书更多地是传递信息的一种载体，并且是众多载体的一种。
    书是和阅读和欣赏联系在一起的。
    在当代社会，图书是一种媒体，是与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并列的一种媒体。除此之外，图书还仍然在执行它传统的复制文明、传递知识的功能。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图书是最早的传媒，是其他媒体之源。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传递手段的发展，原来属于图书的功能——信息传播，渐渐被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所分担，但这并不意味着图书具有的信息传播功能已经消失。相反，只要我们比较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的图书属性及功能就会发现，图书原有的信息传播功能在今天仍然存在。
    图书传播信息的功能是从它产生之初就具有的。那个时候，图书这一最早的信息载体是经由人们以步行、骑马、坐船等途径交流传递的，它是一种极为缓慢的传播过程。只是有了蒸汽机车，有了火车，有了轮船，有了飞机，图书借助近代先进的交通工具和印刷技术才得以很快地传播。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忽略了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图书（包括树皮书、羊皮书、竹简等）也曾记录了很多今天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上常出现的内容，如陨石、地震、水灾以及战争等。

    早在夏代，人们就用符号或者文字来记录新闻事件了，记录下来是给后人看的，传播的内容已经包含了新闻因素。殷商时期的王亥被杀事件是古书中提到的最早的新闻事件，记录这个新闻事件的就是《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多是记录口口相传的重大事件。只不过记录这些事件的不是记者，而是史官。现代报刊出现以后，就形式上来说，早期报刊都采用书册式装帧，保留着图书形式的痕迹；就内容来说，近现代中国报刊也主要是用来立言，执行着图书的功能。
    就传媒出现的先后顺序来说，首先出现的是图书，其次是报纸和期刊，继而出现的是广播和电视，随后出现的是互联网。当然就时效性来说，媒体出现得越晚，时效性就越强。新的媒体出现以后，人们忘记了图书作为最早的媒体所承载的媒体功能。事实上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图书作为媒体的一种，继续担负着传递与人们生产、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的资讯的功能，并且与其他媒体并肩而行。
    我们需要正视图书的媒体属性。

    可能有人问，即使承认图书是一种与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并列的一种媒体，那么图书能承担进行时态的内容记录吗？也就是说，图书具有作为媒体所必具的时效性功能吗？
我们从事的出版实践说明，图书可以承担这种功能。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部队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南方日报出版社就推出了《激战南联盟》一书，仅仅几天时间，图书就进入市场，当时事态尚在发展当中。2000年9月，我们发现深圳的一位女记者追踪一位艾滋病人长达半年时间，并已作了完整的记录。南方日报出版社与作者商量，就这个艾滋病人的一生作了采访，在当年的12月1日，即国际艾滋病日，推出了这本书。这本书从拿到书稿到出版，前后不到十天时间。
    对我国图书市场进行审视，发现在一些大的新闻事件来到或者即将到来的时候，都会有大量的图书出版。显然，这些图书就是执行了一种时效性功能。比如香港回归，比如澳门回归，比如迎接21世纪，都出版了许多图书。
    南方日报出版社还出版了《易新群》一书。这本书出版后，学习易新群的活动刚刚展开，中央军委领导接见易新群也是在图书出版后二十多天的事情。关于易新群的先进事迹的报道还在进行中，而图书已经出版了。这说明，图书也在承担进行时态的内容记录，与新闻报道同步进行。
    目前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印刷水平的提高，使图书出版能做到尽可能地快捷，现在的出版速度比过去要快得多。过去一本书从约稿到出版要一两年，现在一本书到出版社手上，不过一个月出版已经是常见的事。
    南方日报出版社即将推出一本书，内容是对2000年度全国畅销书《素质教育在美国》的作者黄全愈的采访，并且都是第一手的采访材料。出版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图书是一种媒体，并且是一种特殊的媒体。
    图书作为一种媒体具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图书的全面和深度，这是其他媒体做不到的。图书的容量大，可以全面深入地观照某一人物或者事件。当然图书与其他媒体相比，生命周期也持久一些。
    采访是媒体最常见的形式。报纸、期刊、电视、广播都通过采访来完成自己的新闻使命。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图书能不能完成采访任务呢？

    答案是肯定的。上述对《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作者黄全愈博士进行的深度采，就说明了这点。
    一则采访在报纸或者期刊上发表也就是几百字数千字的篇幅，能发表一万字已经是少有的事了。如果以图书形式发表，数十万字也没有什么问题，方方面面就可以说得很清楚。一开始我们也想用报刊媒体来完成对黄全愈博士的采访，但总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此后，又完成了对“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父母刘卫华夫妇的采访和赏识教育代表人物周弘先生的采访，还完成了名为“中国家庭教育调查”的系列采访（此丛书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我国图书市场上，很多畅销书都是以图书形式承载大型采访内容，如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卢跃刚的《大国寡民》和《新东方快车》，何建民的以《 中国高考报告》为代表的“教育三部曲”，在图书市场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世纪之交，由我策划编辑、人民日报社记者李辉所做的名为“世纪之问”的采访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后被评为当年度中国十大好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传媒的快速发展和人们阅读趣味的变化，图书在不同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发挥着媒体的功能，只是人们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和总结图书的媒体属性。
认清图书的媒体属性对图书业和其他传媒业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从传媒的角度来看，要正视图书的媒体属性，并把图书看作媒体大家庭的一员，容纳它对新闻的参与。就此问题，南方日报出版社接受过《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和《中华读书报》的采访。以新闻纪实为主的纪实类图书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写实也是新闻的首要特征。我们的新闻记者们，对重大、复杂的题材，也要记住图书这种媒体形式，并以图书的形式承载下来。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建议。
    自1990年以来，每年由有关部门组织国家级大奖“中国新闻奖”的评选，这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奖项。获奖作品数以千计。这些作品没有一件是图书作品。比如说，我们出版的《世纪之痛——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纪录》就有相当的新闻价值，它是人类发现艾滋病150年来第一份艾滋病人的真实纪录，完全可以参加新闻奖的评选。所以，我冒昧地建议，“中国新闻奖”也要把相关图书纳入评奖范围。这是媒体发展新的需要。
    第二，从图书业的发展来看，我们的出版社和图书编辑要有强烈的时代感，让图书跟上快速发展的时代步伐。要重视图书与其他媒体的相互融合，要向其他媒体学习，取其所长。
    就我国传媒来说，经常出现媒体之间的文本转换。近几年，好的电视栏目和优秀的报刊作品很多都转换成了图书。中央电视台的优秀栏目都有图书出版，比如南方日报出版社把优秀电视节目编辑成了《中央电视台经济故事丛书》，把《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编辑成了《呐喊丛书》。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出版人都不能忽视发掘其他媒体的出版资源。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图书媒体属性的凸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图书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图书营销过程来说，出版人向其他媒体学习讲究出版策划，不仅有选题策划，还有市场策划；图书从报刊得到启发，更加讲究版面和标题，标题更吸引人，行文中也有导读了；图书出版更加快捷，讲究时效性了；图书不再板着脸孔教育人，而是非常具有亲和力地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了。
    我们的图书变得鲜活、快捷、轻松、漂亮起来。
    图书的媒体属性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此文承蒙《南方都市报》原总编辑、南方日报出版社原总编辑关健兄的诸多教诲。2002年8月，关健兄英年早逝。如师如友，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谨以此文，纪念关健兄。）

（作者单位：南方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