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在编校工作中是一个常见名词，意指校对者针对原稿的差错与不足之处，以疑问的形式向责任编辑提出的行为，它是“校是非”的特有表现形式。“校是非”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它具有的知识性、创造性劳动特点，展示了一名校对者的文化水平和实际能力，在实践中发挥着补充、完善编辑工作的作用，对提高图书内容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校对质疑的对象应该是作者，但在图书生产流程中，责任编辑对图书质量负责，校对质疑的矛头往往指向了编辑。谁会乐意别人老“盯”着自己“挑毛病”呢?更何况出版社出于质量管理的需要，制订了相关的奖罚措施，编辑认定质疑无异于甘心领罚。于是该认而不认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校是非”的目的难以实现，校对者的纠错积极性也被挫伤。
切莫以为这一句一词一字一标符的争议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事，它直接影响到编校合力的形成，关系图书的内容质量。表层地看，是有些编辑修养尚未达到闻过则喜、见贤思齐的境界，究其深层原因则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以下择要分析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编辑无限责任问题。出版行业目前的成书编校质量检查，责任人明确为编辑，无论通报的名单还是经济处罚的对象皆为责任编辑，所有的差错(包括政治性、知识性、科技性、标点符号、格式等)均在编辑的责任范围之内，这似乎意味着编辑对图书质量负有无限责任。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如今更加宽泛，既包含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又不乏专业性较强的科技著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学科细分已成趋势，编辑号称“杂家”，不可能与作者的专业化程度达到同一水平。尽管出版社也作了“按专业编稿”的努力，但毕竟编辑只是“作嫁衣”，不是像作者那样“做学问”，即便“做学问”，也是做编辑的学问，而非作者的专业学问。编辑的专业局限性与无限责任是存在矛盾的，这就会使原稿难免遗留差错。图书质检向来是检查“编校质量”，说明编校双方都应负有责任，也说明校对在弥补编辑疏漏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校对的行为方式问题。校正原稿并不是校对的主要任务，能做到必须奖励，做不到也无大碍，因为校对的宗旨是“对原稿负责”，保证校样与原稿相符就是尽到职责了。这一理念长期指导校对实践，其可行背景有二：一是当时出书要求十分严格，不仅作者写作水平可靠，誊抄规范，而且编辑加工严谨认真，不为利润挂钩所缚，这样产生的原稿差错很少。二是手写原稿采用活字版生产方式，排版错误是主要方面，校对从业者的文化程度又普遍较低，对他们只能也必须以“校异同”为根本要求。随着生产技术更新换代，从事校对工作尤其是担任责任校对，都应该具备高等教育的学历和相应的专业工作经验，旧的校对理念和操作方式就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在新形势下，校对职责定位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亟待进行深入研究。遗憾的是，目前尚无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新理论、新办法出台，校对的行为方式仍然局限于“校异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提高图书质量的要求。
第三，市场大气候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建立，竞争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然而在其初级阶段，急功近利和不规范竞争行为难免比较普遍地存在，“无错不成书”的顽症即是现象之一。有识之士已经就其原因作过许多透彻的评析，如“三审制”流于形式，编辑加工粗放，出版社过于追求利润，忽视图书生产的客观规律和量与质的矛盾关系，盲目压缩出书周期，热衷于“短平快”等等。但是对作者的浮躁心态、原稿质量滑坡的事实鲜有论及。当前在急功近利的大气候下，严肃认真、字斟句酌的创作态度已经“不合时宜”，作者成分复杂化，“速成稿”司空见惯，图书似乎脱离了精神食粮的品位，几与“时令食品”同日而语。加之采用电脑技术排版，原稿埋藏了大量形似、音同、多漏字讹误，差错率骇人听闻，编辑负荷空前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的编辑定位更趋“重策划”，“轻案头”，编辑加工遗留的差错相当部分进入校对环节，更有赖校对大力提升“校是非”功能。倘若校对质疑不能实事求是地予以对待，其后果不言自明。毕竟校对是编辑的延续，“校是非”成功地做到了拾遗补阙，其功能日益凸显。
这里我们只是就校对质疑探讨有关校对功能的提升问题，至于如何进行现代校对标准化的研究，创立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普适性的职责认证体系，尚有待出版界共同探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