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第一次大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同盟会成立前，主战场在美洲。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国外，从变法维新转向保皇。1899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随后在南洋、美洲、欧洲、澳洲等地设立了170多个分支机构，会众以数十万计。仅美洲就建立了78个分支机构，旧金山一地就有近万名会员，占当地华侨总人数的1/3强。各地保皇会都把创办报刊作为重要任务，进行保皇立宪的宣传。保皇派的主要骨干，几乎都投入了办报活动，仅美洲和南洋地区，保皇派就新办和控制了30多家华文报刊。保皇派的主要报刊有1899年5月创刊于新加坡的《天南新报》， 1900年4月创刊于檀香山的《新中国报》（梁启超任主笔），1899年徐勤等人将1892年创刊于旧金山的《文兴报》改组为保皇派报纸，徐勤、梁启田等担任主编，欧榘甲也担任过编辑工作。此外，还有创刊于旧金山的《金港日报》，创刊于马尼拉的《益友新报》等。这些报刊都以歌颂清帝变政为宗旨，鼓吹要救出“舍位忘身而变法”的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大张旗鼓地进行保皇和政治改良的宣传，维护清朝皇帝和封建君主制度。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打破保皇派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革命派向保皇派发起了反击，从而引发了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的第一次大论战。

1903年10月，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将兴中会会员程蔚南创办的《隆记报》改组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更名为《檀山新报》。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党报》、《敬告同乡书》两篇著名文章，驳斥了《新中国报》的保皇言论，《新中国报》撰文反击，从而开始了两派之间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文章中力言“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划清了保皇与革命的界线，并论述了革命后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孙中山为了将论战进行到底，从香港《中国日报》抽调了一些革命派骨干充实《檀山新报》，担任该报的主笔。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他还号召上海、香港、日本等地的革命党人“遥作声援”，“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来到美国的旧金山，继续与当地的保皇派展开斗争。在檀香山时，孙中山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他利用这一关系，与美国的洪门致公堂取得联系。当时，革命派在美国大陆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而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办有《大同日报》，该报当时为保皇派控制，欧榘甲任主编。孙中山利用他与洪门的特殊关系，在同情革命的洪门干部黄三德、唐琼昌等人的帮助下，对《大同日报》进行了彻底改组，赶走了欧榘甲，改由革命党人刘成禺任主编，使《大同日报》“旗垒为之一新”，这就是有名的“《大同日报》易帜事件”。易帜后的《大同日报》，宣布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致公堂新章程，刊登了孙中山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向洪门会众发表的反清革命演说，大大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1] 。一些华侨报刊也开始向革命转变，例如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派革命党人陈少白、郑贯公为该报驻香港记者，并免费为孙中山翻印了10 000多册《革命军》，供他在华侨中分发。

这一时期，两派斗争的主战场在美洲。但在南洋（当时称东南亚为南洋），也时常发生激烈的斗争。1903年创刊于缅甸仰光的《仰光日报》，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的《图南日报》，是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南洋的主要舆论工具。另有一些革命派报刊却遭到了保皇派的破坏。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为革命派所创，但保皇派唆使投资该报的部分侨商“拆股”，使该报成为保皇派的机关报。在曼谷，革命派报刊《湄南日报》改组，保皇派趁机夺得部分产权，以此作资创办了保皇派的《启南日报》。

经过1904年在檀香山和旧金山两地革命派报刊对保皇派报刊进行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保皇派对华侨思想的禁锢和影响开始削弱，民主革命思想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得到了初步的传播。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完全消除保皇派在美洲和南洋的影响，他们仍然掌握着许多有影响的报刊，不少革命派报刊创办不久即遭保皇派破坏，在两派力量的消长和舆论阵地的争夺上时有反复。为了彻底打退保皇派报刊的进攻，革命派报刊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引发了美洲和南洋地区两派报刊之间的第二次大论战。

二、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第二次大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同盟会成立后，主战场在南洋的新加坡。

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在美洲、南洋等地继续创办报刊，大造革命舆论。

在南洋，革命派报刊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地。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主要有新加坡，1907年创刊的《中兴日报》、1909年创刊的《星洲晨报》、1910年创刊的《南侨日报》。马来亚，1909年创刊的《吉隆坡日报》、1910年创刊的《光华日报》、1911年创刊的《四州周报》。印度尼西亚，1908年创刊的《泗滨日报》以及《民铎报》、《苏门答腊报》。暹罗，1906年创刊的《华暹日报》、1908年创刊的《同侨报》。缅甸，1908年创刊的《光华日报》（1910年改名《进化报》）。

在美洲，革命派报刊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国。美国，1907年创刊的《民生日报》、1908年创刊的《自由新报》、1909年创刊的《大声杂志》、1910年创刊的《少年中国晨报》。加拿大，1906年创刊的《华英日报》、1910年创刊的《大汉日报》、1911年创刊的《新民国晨报》。秘鲁，1911年创刊的《民醒报》。

这次论战的主战场新加坡，对垒的报刊，一方是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另一方是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的主要人物，革命派方面有田桐、黄兴、居正、汪精卫、胡汉民、陶成章等，保皇派方面有徐勤、欧榘甲、黎研诏、伍宪子、梁伯鸣等。论战的中心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实行开明专制，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平均地权还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次论战由《南洋总汇报》于1907年首先发难，它先后发表了《革命不能行于今日》、《革命召瓜分论》、《满洲本我同种论》、《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论今日时局止可立宪救国万无可革命之理》等评论文章，继续散布其保皇主张。《中兴日报》则撰文一一反驳，旗帜鲜明地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大声疾呼。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中兴日报》上先后发表了《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平实开口便错》等文章，对保皇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除新加坡外，南洋、美洲的其他报刊也投入了这场论战。在加拿大，革命派的《大汉日报》与保皇派的《日新报》之间，大小论战进行了200多次。在美国，檀香山的革命派报刊《自由新报》与保皇派报刊《新中国报》，从1907年到1911年，几乎每天都在辩论，而且常常闹到法庭；旧金山的革命派报刊《少年中国晨报》与保皇派报刊《世界日报》、革命派报刊《大同日报》与保皇派报刊《文兴报》的论战也十分激烈。此外，泰国的革命派报刊《华暹新报》与保皇派报刊《启南新报》，缅甸的革命派报刊《光华报》与保皇派报刊《商务报》之间，在1907年至1910年间，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一场持续了三四年之久的大论战，其规模之大、问题之多、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中国报刊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经过这次论战，保皇派气势锐减，保皇党之登报退会者相继不绝。一些原来支持保皇派的华侨转而支持革命派。一些原来持保守立场的报刊，也认为保皇派理短，革命派理长，转而采取同情革命的立场。一些保皇派报刊，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难以再维持下去，宣告停刊，例如缅甸的保皇派报《商务报》，编辑张石朋宣布脱离该报，其他编辑也离心离德，致使《商务报》宣告停办。与之相反，革命派力量却获得空前发展。第一，革命派报刊越办越多。1905年8月前，革命派刊物不到30种，报纸10多种，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刊物达到40多种，报纸则增加到60多种。第二，革命组织迅猛发展。在檀香山《自由新报》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一晚上就有100多人要求加入同盟会，与几年前美洲、南洋一带“还没有革命派组织，当地侨胞‘咸视革命党如蛇蝎’，革命党人‘不敢以真面目向人’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2]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各地华侨积极参加革命，他们提供了经济上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还直接投入中国国内的武装斗争，直至献出生命。

注  释

[1]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

[2]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472~473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