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湘报》，是熊希龄对湖南新政的一大贡献。此前，湖南学政江标改革了湖南校经书院，创办了《湘学报》，以讲求时务、学习“西艺”为宗旨，但是它是期刊，不是日报，所以严格地讲，《湘报》才是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的主持与创办者是谁？通常以为谭嗣同、唐才常是湘报创办人而非熊希龄。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笔者以为，其一，据《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记载：“湘报是由谭、唐集资筹办的。”[2]中华书局影印的《湘报》说明和《中国近代期刊编汇录》也采此说。这是极大的误导。其二，谭嗣同、唐才常被认为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左派，他们发表过许多言辞激烈的文章，后来又杀身成仁。或许是因为死亡无与伦比的震撼力和文字的感召力，熊希龄的声望和名气要稍为逊色，加之后来他任民国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时期的一些行为，人们往往忽视了本该属于他的光荣。然而，历史不会因此而改变其真实面目。有皮锡瑞日记做证：“观秉三（熊希龄字）所办湘报馆，活字机器皆备，请戴宣乔主政，二月初出报。”（皮氏1898年2月14日日记）[3]《唐才常年谱》也有“熊希龄发起湘报，亦公任总撰述”之记载。《湘报》第一号发刊词说：“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事实上，《湘报》筹办时，谭嗣同在南京，他在《湘报》发刊前二十多天才回长沙，不久又回南京，他并没有参与报纸的创办，仅仅在后来任董事和撰述。至于唐才常，他当时还是《湘学报》的主笔，根本未能分身，只是参与协助，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熊希龄。

为了使《湘报》顺利发刊，熊希龄不遗余力，主持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购买机器。《湘报》定位为日报，要保证顺利出刊，没有先进的新式机器是不行的，为此，1897年4月，熊希龄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印刷机器和活字，商定9月16日运货至湖南，但迟迟未能运到。熊希龄多次写信催促当时的经办人吴云记，11月下旬机器终于运回长沙。
    筹集资金。当时报馆的经费来自三方面：一是私人集资，当时的董事会成员蒋德钧、唐才常、梁启超、谭嗣同、邹代君、李维格、王铭忠及熊希龄本人均有捐助；二是靠董事会以外的人捐助；此外，每月从省署拨银200两，待报馆开办之后即行停发。
    创立完整的办事机构。当时设立的机构主要有：编辑处，收支处，排字处，印刷处，管报处，校对处等。熊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何来保、戴德诚、樊锥六人为撰述，唐才常任主笔，另任李维格为西文翻译。
    订立办刊宗旨和章程。1898年1月，熊希龄订立了《湘报馆章程》，规定宗旨为“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并强调“首重知己”，“重在记实摘要”。此外，熊希龄还为报馆制订了严格具体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办事效率，保证报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湘报》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当时为《湘报》撰稿的除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外，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等人及当时部分时务学堂的学生，都曾在报纸上刊登讲义、论说或其他文章。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有关团体的章程、朝廷谕旨等在报上也有所反映。这一时期的报馆工作运行有条不紊，报纸办很有声有色。

湖南维新运动一步一步高涨的时候，遭到一部分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和攻击，维新派为捍卫新政，同守旧势力进行了激烈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也不可避免的牵连到《湘报》。过去，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熊希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畏缩不前的人物，这大概是因为熊希龄不像谭嗣同和唐才常那样有慷慨激昂的陈词和舍身取义的壮举。但不能以此就说熊希龄在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畏缩躲避，实际上，熊为了捍卫新政，在自己的职权和能力范围内，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湘报》创刊后，先后发表了激进派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文章，这些文章言词甚为激烈，提出“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 [4]，“改整朔，易服饰，一切制度悉从泰西” [5]等主张。这些无疑成为守旧势力攻击的把柄。1898年3月29日，陈宝箴读了《湘报》刊登的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后，大惊失色，当即转告熊希龄，说该文章“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 [6]，要熊立即收回救正。然而熊希龄不仅没有照办，反于4月1日在《湘报》上刊文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7]熊的勇气和决心，由此可窥一斑。
    《湘报》上的激进言论还引起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注意，对此他深为不满。5月11日，张之洞致电陈宝箴：“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谪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陈收到电文后，当即饬令熊希龄“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古今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 [8]，并于5月20日开始在《湘学报》上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面对张之洞的指责和陈宝箴的饬令，熊希龄很担心报馆会被查封，所以暂时停止发表以前那样激烈的文章，有的学者以此认为熊立场不够坚定，缺乏激进精神，事实上，熊希龄这样做恐怕还是为了保护《湘报》这一斗争阵地。他还曾经想把报馆转移到南学会，改名为《湘会报》，因黄膺等担心一旦报纸被封学会也受牵连，极力反对而未果。
    1898年6月底，湖南维新运动经历了一次大的震动。首先是岳麓书院的几个学生联名上书王先谦，对熊希龄、梁启超进行攻击，说他们浸淫邪说，迷惑视听，“欲倾覆我邦家也”。王先谦接到上书后，于7月10日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诋毁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要求严加整顿，摒弃主张“异学”之人。陈宝箴一向奉行温和的调和政策，为了自保，对维新派进行压抑。而熊希龄则完全不同，7月13日，他在《湘报》上刊出《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一文，又于7月15日刊登《上陈中丞书》，对王先谦等人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这两篇文章犹如两颗重磅炸弹，在反对派中引起极大震动和恐慌。王先谦恼羞成怒，立即给陈上书，说《湘报》“去之无害，而颇有益”，陈亦深感《湘报》为自己招惹了太多麻烦，且对熊希龄已经无法控制，于是勒令熊希龄交出报馆，另委他人主持。因为熊坚决不肯交出，二人几乎决裂。陈宝箴于是停发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这一釜底抽薪之举，使《湘报》很快资金不足，无法支持，至7月19日发至115号时被迫停刊，后虽于8月2日复刊，但已成商办性质，熊希龄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湘报》。

从上可以看出，在《湘报》创办的初期，熊希龄保持着沉稳、干练的姿态。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进士出身，在籍帮助陈宝箴办理新政，当时他负责的除了湘报馆外 还有南学会、时务学堂等多个部门，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处境，加之事务繁忙，使他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像梁启超、谭嗣同那样发表激烈的言论。但是当新旧势力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候，他却始终站在斗争前沿，以《湘报》为阵地，同反对派针锋相对，短兵相接，表现出无畏的献身精神。根据谭嗣同记载，他与熊希龄、唐才常之间，平常都以“杀身灭族”四字相劝勉。熊自己也说过：“龄本草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9]可以说他所表现出的无畏与献身精神，较之谭、唐毫不逊色。1898年9月，熊希龄倘若不是因为重病耽误了进京行程，恐怕“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10]
    综上所述，在甲午战后自觉接受了维新思想的熊希龄，作为《湘报》的真正创办者和主持人，尽管少有激烈的言论和文字，但是在《湘报》的创办和管理过程中，他作出了其他人不可企及的贡献，并在维新运动中以《湘报》为据点，同守旧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无畏的献身精神。他是《湘报》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

注  释：

    [1]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168
    [2]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3]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4）
    [4]．[5]湘报．北京：中华书局，1965
    [6] [8]戊戌变法第2册．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
    [7]湘报．北京：中华书局，1965
    [9]熊希龄全集上册．长沙：湖南出版社 
    [10]熊秉三轶事．北平日报，1948-1-3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