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读者交流唐瑾
著作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中华翻译研究丛书》来说,其艰辛甘苦大概只有作者与编辑才清楚。这套丛书第一辑从策划、编辑、出版至今,已有13种,经过了整整十个春夏秋冬。今天它与其他兄弟社出版的翻译论著和翻译作品,汇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流,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科建设的进步和发展。继1998年《中国翻译词典》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后,丛书之四《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和丛书之十二《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又分别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和第五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进一步扩大了翻译学科的影响,提高了翻译学科的地位。这些年来,湖北教育出版社和这套丛书的策划编辑与译界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友好往来和亲密合作,创立了自己的出版品牌,形成了自己的编辑特色。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在2001年第1期《中国翻译》上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湖北教育出版社在中国翻译界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但随着由中国当代译界名家、学者与专业人员近百人通力合作,辛勤耕耘,集译坛众多流派学说之大成的《中国翻译词典》的问世和中外翻译研究丛书、英汉互译教程、巴别塔文丛等系列图书的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在中国翻译界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的译学领域都有了较大的影响。《中国翻译词典》、《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已成为外语界与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参考最多和引用率最高的重要学术参考著作。翻阅外语界、翻译界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和香港的《翻译季刊》都能看到对上述著作的引用说明。2001年12月6日至8日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亚洲翻译家论坛盛会又给蓬勃发展的中国翻译事业增添了新的光辉,给中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和从事翻译事业的人们捎来了喜讯。所有这些的交织融合展现出一幅万紫千红的壮美画卷。 在第一辑已出版的13册翻译论著中,对译史译论史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和译作品评这三大翻译学科的基础研究已有了较大的进步和深入,特别是某些领域的专题研究和填补空白的前沿性课题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如译史研究、名家翻译、歌剧翻译、诗歌翻译研究等。每一本论著都代表着翻译研究的一个课题,一个领域,代表着中国翻译学科的基础建设,给翻译研究者以启示。有些译家学者一辈子就是投身于某一领域的翻译实践与探讨,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权威性,这些领域非一般人所能涉足,比如译史研究、歌曲翻译等。但他们年事已高,若不及时约请他们总结成果,著书立说,也许若干年后,这些翻译专题的研究就会无人问津,而成为翻译研究之空白,留下千古遗憾。当然,这些已出版的论著并不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有些可能还仅限于层面的叙述,资料的汇编,局部的见解,不成熟的看法和一家之言,或有过激或有偏颇。但倘若我们设想得更远一些,当多年后有人再撰写同类课题著作或进行同类专题研究时,今天出版的这些论著就会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使相关方面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充实。后辈学者将永远为之纪念和感谢。 新世纪伊始,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第二辑已在酝酿之中。新近出版的《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是丛书第二辑中的第一本。近年来翻译研究在一步步扩展深化。2001年中国宣告“入世”,翻译这座沟通人类灵魂的精神桥梁将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更为广泛的联系。在多元文化、多元经济、多元社会形态的今天,翻译和翻译研究呈现出新动向。关注新动向,才能抓住翻译研究的新问题、新特点。因此丛书的选题构思与内容需要再做新的调整与列选。丛书第二辑的选题内容将从两大方面进行:一是关注新世纪呈多元性趋向发展的翻译特点,开拓选取有价值的前沿课题;二是继承丛书第一辑的特色和优点,继续做翻译专题性与综合性研究。我在前面已提到,丛书的策划、编辑、出版至今已走过了整整10年,其封面、版式设计、整体装帧也需适应学科发展、读者心理和市场经济加以改进。这些都是我决定推出《丛书》第二辑的原因。十分幸运的是这一切都得到了我所供职的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并使中外翻译研究丛书得以列选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项目。当丛书第二辑出现在读者眼前时,但愿能让读者有一种全新的感觉,能够从字里行间感觉到翻译研究的新脉动,能够倾听到翻译学科与多元社会共同发展进步的脚步声。 翻译是多维文化的交融。1998年香港翻译学会会长刘靖之教授为刘宓庆教授著作的《文化翻译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撰写了序言。我应刘靖之教授之托为他的序言定个标题。我读了他的序言和刘宓庆先生的书稿后,觉得翻译的文化多维性是一个很重要、很庞大、很复杂的问题,且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息息相关,还有许多新问题尚待人们去探讨研究。于是便有了《翻译:多维文化的交融》这个序言标题。我曾在电话中征求刘靖之教授本人的意见,他表示很赞同。2000年第1期《中国翻译》刊出了刘靖之教授的这篇序言。这已是三年前的事情了。我认为,多维与多元是一个概念,都表明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今天的社会文化、社会经济和社会形态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翻译研究自然也有它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独特性。比如翻译与传播学,翻译与社会,以及怎样使翻译适应、融入传播学,使译作更好地或易于被人们接受、读懂和理解等。这些似乎还有待译界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2001年9月我去云南参加第五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颁奖会时,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曾与我谈到这个问题。前不久我得知,刘宓庆先生正在构思这一方面的写作计划,它有可能出现在丛书第二辑的行列之中。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博士、谢天振教授合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南京大学外语学院许钧教授著作的《翻译论》,青岛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主编的《译学新论》(1993~2002),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教授撰写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等都是丛书第二辑的重要选题。此外,诸如复合型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服务、翻译素质、机器翻译、口译、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文革”时期的政治和文学艺术翻译等诸多问题,都有待我们去探索、去讨论、去深化。今天把它们写在这段文字里,但愿能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我想说一个不算离题太远的话题,这就是翻译在中国是否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产业?这是一个值得译界人士和出版人共同关注和深思的新问题。2001年我在德国进行出版研修考察时,听到有识之士谈到“商业翻译”(translation as a business)这个话题。其实,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增多,翻译不再限于文学、艺术、科技、时事等。一种最时尚、最应时、需求量大而要求快的翻译——商业翻译,已在社会上悄然繁兴。就我个人理解,商业翻译蕴含着两种概念和议题:一是商务行业内的各种业务(实务)翻译称之为商业翻译;二是在多元化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翻译本身应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产业,而不是文化的附属品,立足于社会市场经济之林,也称之为商业翻译。前者是具体的商务行业内的译事活动,后者是把翻译当作经济活动来运作。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详细看法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到。我想这也是翻译研究应关注的新课题。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褚东伟先生来信与我谈到这方面的写作计划时,我当即认为这是个有新意的选题,并做了积极慎重的思考。《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已经编辑了十年,在整个策划过程中,策划者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原则:一流的作者、一流的书稿,选题创新、有原创性。这些年丛书之所以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这一贯穿始终的策划思想是分不开的。现在要把一个比较稚嫩的作者书稿列入丛书,心里的确有顾虑。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拘一格,接纳新思想、新观点,将其列入第二辑选题计划。在这本书里,作者将探讨商业社会中的翻译和翻译的商业化运作及有关问题。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这个书名似乎太气派!当初确定这个丛书名称时,我就有一种想法:它的每一个选题、每一本著作都要有原创性与翻译学科的代表性,要能反映中国译界专家学者的学术实力和个性,展示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无论是丛书的第一辑还是第二辑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这个整体与其他兄弟社出版的类似书籍汇合一起时,便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10年来,感谢译界专家学者与出版人的携手努力与辛勤劳作,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宏伟工程已在这个大整体上逐步构造建立,令人振奋! 春天就要到来,我仿佛看到春风绿草中巍巍而立的翻译学科大厦和大厦上光彩耀眼的金砖碧瓦!译海广阔无涯,翻译研究之路和翻译丛书的出版行程还将是长远的。 (作者单位:湖北教育出版社) (ID: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