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出版工作已十八年，算得上是一个老兵了。先后在旅游、辞典、综合编辑部工作过，现在的落脚点是《中国图书年鉴》编辑部。在《年鉴》编辑部工作也有八个年头了，回想起来确有颇多感慨。

《中国图书年鉴》的工作可以追朔到《中国图书大辞典》，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是新中国成立至1994年间中国图书出版之集大成者，全书共19卷1 000多万字，花费了全体参编人员的许多心血。作为理科生的我，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工业技术》卷的编辑工作。由我单任责编的《工业技术卷》是《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第二大卷，有辞目12 940条，345.5万字。1999年，《中国图书大辞典》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提名奖，也算是聊可自慰吧。《中国图书大辞典》付梓后，我们即转入《中国图书年鉴》的编辑工作。《年鉴》与《中国图书大辞典》相比较，难度要更大些，我们面临着体例推敲、确定，组稿审稿，乃至通联广告、发行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工作，三年中我完成了九类即工业技术、农业、医药卫生、数理化、生物、自然科学总论、交通、环保、天文地球的审稿工作，负责华东六省一市的组稿工作，联系成功十一个广告，与《中国出版年鉴》达成了广告版面交换协议，与湖北教育出版社组织了全国100所重点大学的赠书活动。编辑工作之余，我不停地思考，作为年鉴工作者，我不甘心仅仅做一个虔诚的资料整理者，而想通过资料的梳理表达自己对所编图书的真实看法，给人以参考。比如在审读1995年农业类稿件时，我发现中国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多异，农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反映农业的图书的出版销售就应尽量接近原产地。否则读者购买后并无实际指导意义，为此我写了一篇《农业类图书综述》。说实话，许多工作都是第一次尝试，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许正因为如此，小小的成功常让我兴奋不已。

八年时光流逝，但我还在续着与《中国图书年鉴》的不了情缘。这段情缘在不久前甚至经历了一次小小的考验。最近我社组织各编辑室主任的竞聘工作。经不住同事的劝勉，我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递交了申请表。在准备竞聘讲稿时，我认真梳理了一下八年的《年鉴》编辑工作，每走一步都留下了我深深的脚印。忘不了当初作为年鉴惟一理科生的我，接下理工科所有条目时的那份茫然、忐忑不安的心情；忘不了为解决工业技术方面的疑惑跑工厂下专业店请教技术员、店员，问题解决后的轻松；忘不了《年鉴》登上我红着脸辛苦拉来的第一份广告时的惊喜；忘不了为扩大《年鉴》影响，考虑社里资金困难，不厌其烦与同业内已站稳脚跟、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出版年鉴》达成相互交换广告版面协议时的兴奋；忘不了往全国出版中心之一的上海联系稿件与同行交流时的惭愧而自励奋发读书时的满足、充实。虽说所做之事平凡琐碎，但确实是我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且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发现近些年来我的所思所想是与《中国图书年鉴》联系在一起的，些许成绩是与《年鉴》联系在一起的。况且《年鉴》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路还很漫长，要做的事很多，我有责任为它尽力。人到中年，没有比拥有一个自己酷爱而有意义的职业更幸运的。冥冥间仿佛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年鉴》是你的生命，你怎么舍得离开她？想到此，我不禁泪流满面。我毅然决然选择了放弃竞聘，我留下来了。

《年鉴》这一方热土洗却了我人生的铅华，但给予了我心灵的慰藉。我要陪着它一直往前走。

二

基于对《年鉴》的热爱，茶余饭后我也思考着《年鉴》的一些问题，一时兴起，曾草成一篇《中国图书年鉴实施草案》，敝帚自珍，从未示人，在此斗胆摘其要者就教于方家。

敝文讲了《年鉴》质量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改善、年鉴相关项目的开发等几方面的想法。我认为质量是《年鉴》的生命，《年鉴》质量是图书年鉴工作的头等大事，《年鉴》要对得起国字号这块招牌，并被读者、业内人士接受，就必须努力提升质量。一是要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家有关图书出版的方针政策，充分体现其导向作用，为出版行业领导者决策提供参考；二是要加大出版行业数据统计分析工作，例如图书出版规模、品种结构、销售码洋等，忠实记录图书出版作为一个产业的运作情况；三是可考虑开辟书评专栏，由专家客观公正地推介重点图书；四是条目撰稿由现在的责编撰稿改为特约撰稿人制，由各出版社组织推荐一批业务精、文笔好的业务骨干，经研究确定后，聘为特约撰稿人，负责各社专类图书的条目撰稿，保证条目的规范、质优、及时。此外，《年鉴》，顾名思义，应有“鉴”的一面，这样才会富有现实意义，才会充满活力，因此我非常看好《中国图书年鉴》的“图书述评”这一板块，认为应由各学科学术带头人来主持，实现年鉴与专家之间的互动。

我还认为《年鉴》应以社会效益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大力创新。具体可从几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成本核算，定价适度，收支合理；二是加大发行力度，把发行范围从仅限于出版社、图书馆扩大到科研机构、协会组织、新华书店乃至科研人员；三是加强广告的征集，从出版社、图书营销单位等多方位拓展广告征集对象。本人曾尝试过的版面交换、赠书活动也是一条新的思路。开源与节流并举，《年鉴》靠自己的努力求生存，求发展，似应不成问题。

以笔者愚见，在《年鉴》工作理顺、生存问题基本解决的前提下，可考虑以《年鉴》为基础开展以图书为中心的各项活动或经营。比如与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开展年度百佳图书、百佳书评评选活动。再者可考虑从总署申请一刊号，或利用省内已有资源加以改造，捆绑经营，办一高起点的读书刊物。《年鉴》虽然权威，但周期较长，且容量有限，若能办一高起点的读书刊物，很大程度上可与《年鉴》在内容及资源上优势互补，真正引领阅读潮流。此外，《年鉴》收集了出版业年度及既往的权威、精确信息，目前一直闲置不用，这是十分可惜的。建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出面，以《年鉴》为基地，联合国家版本图书馆，组建国家图书信息平台，为从事图书出版、经营的相关单位和人员提供选题策划、图书出版、图书营销、作者遴选等方面的在线有偿咨询服务。《年鉴》的全方位发展道路是非走不可的，但具体实施可遵循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从少到多，从小到大，步步为营的原则。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可能有些幼稚，但不失真诚。

三

《中国图书年鉴》是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是一项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的伟大工程，从1994年到2001年已编就了8卷。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艰辛，尤其是在我社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能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决非易事。尽管艰难，但我仍对它寄予殷切的希望，默默地祝福它一路走好。

我希望能得到新闻出版总署、省新闻出版局、社领导的更多关注与支持，组织机构上更趋合理、高效，内容质量上更为优质、权威，生产经营上更为丰富多样。惟其如此，《年鉴》的发展壮大自是指日可待。

我很欣赏一位哲人说过的话：无论做什么事情，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尽管《年鉴》的路还很漫长，很艰辛，但只要把眼皮底下可以做到的事、做好的事，一步一步落实到行动中去，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便会有实实在在的回馈。

（作者单位：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