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我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部工作，黄秋耘便是我的直接领导之一。后来，他调回原籍广东。

“文革”中，他是较早被“解放”的干部，后来安排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但是，他素来不愿做官，喜欢埋头做些文字工作，因而与编辑出版工作总发生着这样那样的瓜葛，不断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辞源》修订本的编纂

《辞源》是我国现代第一部大型辞书。1915年以甲乙丙丁戊五种版式出版。从1958年开始修订，中经许多波折。1976年，由国家统一规划，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协作承担修订工作，黄秋耘与吴泽炎、刘叶秋三人担任编纂，为整个修订工作的总负责人。前后四年多，相当一段时间黄秋耘住在原王府井大街64号中国文联大楼（当时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负责修订工作。

《辞源》重视注明每一个语词的来源及其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黄秋耘特别注意找寻和校对书证，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工作非常细致认真。遇有疑难问题，或是请教他人，或是翻寻典籍，常常反复再三，直至找到确实可靠的解释或证据为止。修订版《辞源》出版后，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1980年，黄秋耘写了一首七律《〈辞源〉书成有感》：“不窃王侯不窃钩，闭门扪虱度春秋。穷经拟作埋名计，训诂聊为稻谷谋。怀旧每兴闻笛叹，登高犹作少年游。万家灯火京华夜，月夕花晨忆广州。”

2001年下半年，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陈原曾作题为《〈辞源〉三主编》的报告，对黄秋耘等人在该书修订工作中的建树和贡献，有相当中肯的评价。黄秋耘逝世后，该馆在唁电中说：“商务同仁至今仍非常怀念黄先生在商务的岁月。”即是指他对《辞源》修订本编纂工作中的卓越贡献。

               二、主编《邵荃麟评论选集》

邵荃麟，1906年出生，浙江慈溪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投身革命，1926年任共青团上海江湾吴淞区区委书记，后历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重庆局文委委员，香港工委副书记、文委书记，《大众文艺》丛刊主编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宣部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从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英雄》、《宿舍》，译著有（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是当代颇有影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

1942年，黄秋耘在桂林结识邵荃麟。1947年初，黄因故暂避香港，在邵荃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浮沉》也是在邵荃麟的同意和支持下出版的。

全国解放后，邵荃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期间，1954年把黄秋耘从新华社福建分社调到中国作协，参与韦君宜主编的《文艺学习》编辑工作，使黄秋耘重新走上文学之路。至1957年上半年，黄秋耘陆续写了一些针砭时弊、关心群众生活的杂文、随笔，如《刺在哪里？》、《犬儒的刺》、《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等，差点被划为“右派”，是邵荃麟等人保护了他，使他幸免于难。黄秋耘是邵荃麟可以讲心里话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和同志。

可惜，像邵荃麟这样一位老同志，在“文革”中未能逃脱厄运，被反复批判和斗争，秘密关押，备受折磨，1971年6月在狱中饮恨而死。

邵的爱人葛琴，也是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作家，因受株连，全身瘫痪。“文革”后，黄秋耘受葛琴及其家人的委托，在完成《辞源》修订之后，即住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由查国华等人协助，为邵荃麟整理和编辑最后一部遗著，这即是1981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集《邵荃麟评论选集》。

                   三、引人注目的《风雨年华》

黄秋耘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父母都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他从小在舅舅和叔叔影响下，喜欢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尤其喜欢古典诗词，同时接触过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香港上小学和中学，接受爱尔兰老师的英语教育；后来，用英文答题，获得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时遇国难当头，日寇入侵，他积极投入“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中央某部指派，投笔从戎，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秘密军事情报工作。他曾打入日本驻香港一个情报机构，获悉日军进攻广州及华南地区的时间、计划等准确情报，为国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由于对现实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很不了解，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著作中常常流露出“为民请命”、哀其不幸和拯救弱者的情绪，从“反右派”运动开始，几次都差点遭遇灭顶之灾，境遇坎坷。

“文革”后，他已过“耳顺”之年，在经历升降沉浮、繁华与痛苦之后，决意将过去40年亲身经历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大部分还是坎坷不平的苦难历程”叙写出来，“尽可能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子孙后代”。于是，便有了长篇回忆录《风雨年华》。当他这部回忆录刚刚写出一半的时候，便立刻引起香港及海外人士的密切关注。美国某部门特意邀请他出访。事前，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约见他，实有亲自“考察”之意，可见其重视程度。

2001年8月，黄秋耘病逝于广州。他在遗嘱中写道：“丧事一切从简，尽可能不打扰他人。”似乎是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但在北京，尤其是在广州、香港及海外却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有许多唁电、唁函，一些报刊还用专版或专辑刊发多篇文章纪念他。这是他平凡而富有传奇的一生，以及他的人品、文品及其精神对人们的影响所致！

                  四、新时期主要写作和出版

黄秋耘一生真诚做人，直率写作，文字简约精当，情感真挚，除了被迫不能握笔的年月，他一直笔耕不辍。1980年至1999年，他先后出版了13本书和一套《黄秋耘文集》（4卷）。现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1．《锈损了灵魂的悲剧》，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收集他五六十年代写的随笔、杂文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是我出面组稿并担任责任编辑。因此，那一时期我和他来往信件较多。

2．《丁香花下》，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散文集只有七八万字，但分量很重。如黄秋耘所说，“这些往事全部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在每一篇中都糅合着浓郁的抒情”，感人肺腑。其中，根据《丁香花下》改编的话剧，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文艺晚会上演出，赢得热烈的掌声。根据《雾夫楼台》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使许多人流下了热泪，因此荣获了电视剧“金帆奖”。

3．《风雨年华》（已如上述，兹从略）。

4．《往事并不如烟》，1987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分三辑：一是抒情及叙事散文；二是人物特写及文学传记；三是出访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的游记和见闻。以收1981年至1986年的新作为主，如《冬天，火的回忆》、《月迷津渡》、《历史悲剧的后遗症》、《荒原上的“狼群”》、《我所认识的韦君宜》、《相见在大洋彼岸》等，也收入了《矿穴》（1936）、《艺术家、思想家、战士》（1950）等有代表性的旧作。皆比较突出地显露了作者朴实而深沉、真挚而强烈的抒情风格。此书获得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5．《黄秋耘文集》，1999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共4卷。收入作者几十年各方面的主要作品，附录黄伟经对黄秋耘的长篇访谈录《文学路上六十年》。

此外，1983年至1985年，黄秋耘住中共中央党校，由蒋南翔牵头，与韦君宜、何礼等共同编写《“一二·九”运动史要》。

          五、指导《李自成》及创作艺术规律的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在我头脑里，曾经一度被埋没的“文学梦”又开始“死灰复燃”。此时，社会上正出现关于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的“《李自成》热”，电台连播，书店脱销，人们争相传阅。我托文学界的熟人去中国青年出版社购得一套，以进行文学ABC重新学习。1977年春夏，我试着写了两篇论文，同时为重返文学工作岗位做准备。从老领导冯牧口中知道黄秋耘正参与主持修订《辞源》的工作，我去看望他。他很支持我回到文学编辑部门。我拿出有关《李自成》的论文向他请教。他看过后，写了三页纸的审读意见寄我，同时约我面谈。他对《李自成》的成功和不足，对我论文的立论和分析都提出了弥足珍贵的观点和看法，而且颇有些具体而深入的指导性意见。

我向他陈述了想结合《李自成》以“解剖麻雀”的方式进行研究，进一步联系中外文学名著探索创作艺术规律方面的问题，为我以后继续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奠定基础。黄秋耘很坦诚而耐心地对我说：“艺术规律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你最好从一个一个细小的地方入手，探索创作的主题思想、艺术结构、故事情节、语言运用等方面具体规律性的问题，然后将这些问题汇总起来，可能就比较容易让人去理解去把握了。”

由于黄秋耘、冯牧和严文井、韦君宜等前辈的支持和帮助，我很快从北京语言学院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并陆续写作了几十篇关于《李自成》的论文，于1981年出版了《〈李自成〉艺术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结合编辑工作又写作了关于创作艺术规律方面的文章三百余篇，先后出版了《艺术规律探微》（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及其续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六、关于《骈体语译文心雕龙》的出版

《文心雕龙》是1600年前我国古代的一部文学理论巨著，体大思精，年代久远，又是用古文骈体写成的，因此，往往使诸多学子反复研究而难于解读。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张光年（即光未然），年轻时候就喜欢研读。他在担任《文艺报》主编时，从1961年开始，陆续用语体骈文翻译《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体性》、《风骨》、《定势》诸篇，向编辑部同仁（以后扩大到中国作协《人民文学》等编辑部）和被邀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逐篇讲授，《文艺报》编辑部曾作为《业务学习资料》内部印发。可惜，经历“文革”巨变，资料散失。

我当时是《文艺报》最年轻的编辑。怀着对光年同志的敬仰，对《文心雕龙》这部优秀文论的热爱，曾经认真地一边听讲，一边详细地做了笔记。不幸在“文革”及“五七”干校的艰难岁月中将其遗失了，常常深以为憾。

张光年自己手中的原稿及《资料》也无法找到了。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黄秋耘这位有心人，在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正式成立的前夕，他从广州将这份《业务学习资料》找出来寄给了张光年。信中还戏说：经过十年动乱，这可能是他保留下来的“海内孤本”了。张光年真是喜出望外，从此激发起他重理旧业的热情，继续翻译《文心雕龙》，先后写了30篇译文。这就是这位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首任会长200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的《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一书。此书甚得学术界的赞誉和肯定。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