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文化史论》（以下简称《史论》）是章宏伟新近结集出版的出版史论文集，分上下两编，上编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下编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活动。

本书虽然是单篇论文的结集，却有统一的构思和体例，并不使人感到零散杂乱。例如：上编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两宋出版业的四篇考述，都包括社会概况、图书政策、图书形态或形制、编校活动、出版物、图书贸易等方面的内容（隋唐五代和两宋增加“刻书事业”），已涵盖构成出版活动的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颇符合现代比较公认的出版定义。上编还有《论毛晋》、《中国古代编辑发展历程》和《雕版印刷术起源问题》三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明、清出版业和古代出版技术的发展概况。读者从上编收入的七篇论文中，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全貌，上编也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古代出版史。

《史论》下编收入1949年至1999年新中国的出版大事记、1949至1989年新中国哲学、历史、语言文字学著作出版概况，以及大陆期刊发展轨迹、出版专业教育发展概况和著名出版人物的传记，为研究新中国的出版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史论》行文简洁，资料丰富，时有新意，它吸引我于盛夏酷暑中一口气就看完了。当然，更主要的是《出版文化史论》这个书名吸引了我。作者着重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出版活动，反映出版在传承文化方面的巨大作用。这种研究对于编辑出版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是十分有益的。我在阅读《史论》的过程中，也对出版与文化的关系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书中的一些论述常常引起我的共鸣。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惊诧地指出，自远古以来的一切文明中，历经风雨寒暑仍能保持文化性格一贯性的惟有中国文化。考其原因，是中国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文化典籍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世界，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它不仅能传播文化，还能积累和发展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依靠这些文化典籍得以联绵不绝，传延至今。

如果进一步追问，中国为什么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典籍，则和中国有悠久的编辑出版历史有直接关系。《史论》中的《中国古代编辑发展历程》概述了中国文化典籍产生、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文中提出：中国“至迟在殷朝时期就用文字记事，并有了典册”。商周时期负责收集资料、整理成书的是巫史祝卜之类的文化官员。春秋晚期以后，王室衰微，诸侯称雄，过去深藏王室的典籍散入诸侯各国，成为诸子百家创造新说的思想资料。正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思想学说构成中国的元典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历代帝王都把图书作为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十分重视文化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典藏工作。自汉武帝至成帝，都广开献书之路，求遗书于天下。终汉之世，组织过由刘向、刘歆、刘珍、蔡邕、郑玄等主持的多次校书活动，在保存先秦文化典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史论》34~37页，237~239页）。

秦汉之后，收集整理图书成为各个王朝资政教化的重要工作。唐玄宗曾经说过：“国之载籍，政之本源。”他建立集贤院，专司图书的收集整理工作。当时中书舍人陆坚反对，认为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张悦反驳说：崇儒重通，刊正图书，所费者细，所益者大。玄宗支持张悦，命他主持集贤院的工作（《史论》96~97页）。更有趣的是，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短命王朝，在政局动荡、战事不断的情况下，共同完成了儒家《九经》和《九经释义》的刻印工作。他们懂得：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须用文德致治的道理（《史论》105~106页）。宋代帝王也十分重视图书事业，北宋自太祖至徽宗的一百五十余年中，下诏征集图书达十五六次之多。凡献书者，小则赏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史论》127~129页）。至于明代编《永乐大典》，清代编《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文化工程。

历代帝王重视图书编辑出版事业，虽然有维护政治统治的目的，但在传播积累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许多古籍因为他们组织人收集整理得以保存下来，编辑出版事业也因为他们重视提倡而不断发展。

当然，重视图书事业的不止是帝王和政府官员，还有很多民间知识分子、宗教工作者和出版业中的其他人士。《史论》作者谈宋代刻书机构时，改变官刻、私刻、坊刻的旧说，按其投资和经营的性质，分为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三大系统。官刻指政府各级机构的刻书业。私刻指私家、家塾、书坊、书铺出资校刻图书。民间刻介于官刻和私刻之间，依靠民间集资刻书，如寺院、道观、祠堂、书院刻书等。由此可以看到编辑出版主体的多元化（《史论》144~149页）。

出版业比较发达之后，文化传播的规模扩大了，速度加快了，文化典籍也更加丰富了。不仅有先秦的经典，还有秦汉以来历代人的著作，各种总集、别集、丛书、类书相继出版。例如，宋代对本朝和前人的别集都做了认真的整理刊刻工作。本朝别集约1 500种，往往一家之集数种，《四库全书》所列唐人文集三百余家，多有宋人刻本。唐代名家诗文能流传至今，宋人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李白文集的流传，可以说明宋代学者在编辑整理和保存唐代文化成果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唐人所编李白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编辑断简，以行于世。宋代乐史、宋敏求等学者继续做收集重编工作，编成《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其中诗歌无虑千篇，赋、表、书、序等六十五篇。没有宋人的工作，李白的许多诗文可能湮没无闻了（《史论》156~157页）。由此可以看到，编辑出版书籍，在传播积累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人类的文化成果不仅记载在书籍上，还通过建筑、雕塑、古代文化遗址以及博物馆珍藏的各种艺术品反映出来。如古希腊的文化风貌我们就可以从希腊神庙和各种裸体雕塑中略窥一二。这种文化可以称为硬体文化，其优点是直观形象，但不能反映文化的全貌和发展过程，也不能大量复制后易地传播。利用文字符号记载的出版物（如书籍等）可以称为软体文化，它可以大量复制，广泛流传，可以反映文化的全貌和发展过程。建筑雕塑等硬体文化也可以记载在书籍里，并用文字对它们的文化内涵详加诠释。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最终都要记载在书籍等出版物中，才能传播积累下来，流传后世。因此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沿着这个阶梯不断登上新的高峰。出版则是推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杠杆。从文化角度研究出版史，无疑是抓住了出版的主要社会功能和本质。

出版史也要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书籍作为商品出售以后，出版者要考虑投入产出问题。产出大于投入，出版业才能维持和发展。出版者要把图书卖出去，获得利润，不能完全做蚀本生意。《史论》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材料。

唐代刻书赚钱的情况已较普遍。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白居易的作品被“缮写模刻，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胡震烹《唐音癸签》引《丰年录》说：“开元中物价至贱，村路买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史论》121页）这是抄刻别人的作品赚钱或买鱼肉酒茗的实例。

两宋时期，雕版刻书业得到发展，人们的出版观念也发生变化。刻印书籍不仅有资政教化和传承文化的目的，也有经济利益的考虑。宋代三大刻书系统中，不仅书商刻书赚钱，政府的国子监也边刻书，边卖书，以增加国库收入。各地政府普遍以刻书卖书补贴财政，官办学校以刻书卖书补贴办学经费，连一些读书人也从事书籍贩卖活动。大理学家朱熹就在福建崇化设立书坊刻书卖书，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史论》162~167页）。为了刻书赚钱，就要了解市场需要，出销路好的书。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用的书，就是当时出书的热点之一。宋神宗罢诗赋，以策论取士，于是供坊屋采掇之用的类书大行其道。王应麟的《玉海》就是专为参加科举考试者编的。当时的政论文章、大臣奏议、科举考试的范文，也很受欢迎（《史论》137页和170页）。这和今天各出版单位竞相出版各种考试用书的情况毫无二致。

各类出版者虽然都注意刻书赚钱，但他们的出版目的、出版重点仍然是有区别的。官府和文人刻书的主要目的是传承文化，出版重点是儒家经典及其注疏正义，史学和诸子书，以及总集别集等。书商刻书以赚钱为主要目的，出版重点是民间实用读物和满足大众业余文化生活需要的戏曲、小说、话本等。于是在出版文化中便有两种文化，即主流文化、严肃文化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严肃文化代表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精神，对于维系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销售市场，能给出版者带来良好的经济利益，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缺乏文化价值和生命力。

主流文化、严肃文化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互相影响，互相转化。元人杂剧，明人话本，都是适应大众需要产生的，但后来取代诗词散文的地位，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中确有许多质量粗糙、品位不高的东西。《史论》中有一则材料：北朝阳俊之作六言歌辞《阳五伴侣》，不仅内容淫秽，而且文字拙劣，但因其通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书贩子抄写出卖，在市不绝（《史论》85页）。鲁迅论明代人情小说时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时杂猬辞，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在狂疾。”（《中国小说史略》）明清艳情小说就是这类末流作品，被朝廷列为禁书，但禁而不绝。究其原因，是书商只追求经济利益、不问文化价值的结果。

从中国出版活动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版虽有经济活动，但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传播文化，积累文化。在古代，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出版者要钟情于文化，要有爱书情结。不爱文化不爱书的人是不能做好出版工作的。古代许多编辑家、刻书家、藏书家都是热爱文化、热爱书籍的人，明代毛晋就是突出的代表。他在《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中说：“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犹夫牧人一梦耳。”（《史论》209页）他对文化和书籍竟然痴迷到如此程度。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兴旺发达，完全靠毛晋这样的文化迷、书迷的拼搏奋斗。可惜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名字都已湮没无闻了。

《史论》作者章宏伟在后记中说：他是因为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因为心中萦绕不去的爱书情结，才走上研究出版史的道路的。可见他也是一个热爱文化和书籍的人。他最初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工作，我经常参加科研所的活动，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我们相识了。觉得他工作积极热情，也看到他在报刊上常发表文章，但对他研究出版史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这次看到他的《出版文化史论》，才知道他是一个潜心做学问的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竟然写了40万字的论文，这使我十分感佩。读完全书以后，又感到他的治学态度踏实严谨。《史论》不仅有统一的计划和构思，而且史料丰富，不发空论。书中引用的史料有从历史文献中收集的，也有从当代书籍报刊中收集的；有一般人常用的史料，也有他新发掘的史料。他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史料，同时认真研究分析，然后作出自己的结论。例如，关于文字起源问题他列举了三种说法：苍颉造字说，劳动人民造字说，古代专门知识阶层造字说。他经过分析比较后赞成第三种说法，认为对于苍颉造字说既不能视为史实，也不能简单地摒弃，而应把它看作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景仰和钦佩。又如，他针对乾嘉学派对毛晋汲古阁刻本的不公正批评，依据大量史料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总的说毛刻本是高质量的，至于其中确实存在的错误，是历史条件局限的产物；严肃地指出来是必要的，但不能因部分缺点否定全部成绩。

在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者中，章宏伟属于中年一代，正当年富力强、可以大有作为之时。我希望他在这条寂寞艰辛的编辑出版科研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希望他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2002年8月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