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刊十年蔡学俭
屈指算来,《出版科学》已经办了十年。十年时间不能说长,但经历了实践、探索、再实践 、再探索的艰难历程。办个不显眼的刊物自然不太难,难就难在要办个像王益同志勉励的那样“闻达于诸侯”的刊物,难就难在办刊人“跟自己过不去”,不断给自己加压。“执著”是佛教用语,有固执和不能超脱的意思,而这十年,我们就是“执著”于办这个刊物,这就平添了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十年过去了,克服了一些困难,又出现一些新的困难,重要的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使我们加深了体会,增长了见识,获得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为什么要办《出版科学》 “办这样一个刊物必要吗” ?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十年前,出版专业类刊物已经不少,有影响的很有几家,我们偏处湖北一隅,要办个与兄弟刊物并肩而行的刊物,是不是多此一举。十年中,出版专业类刊物又有增加,先起的跃居前列,后起的阔步向前,《出版科学》从1993年创刊,到2000年才获得全国统一刊号,有进展但不大,有影响不突出,继续办下去是不是不自量力。促使我们坚持办刊十年不改初衷的动力,来自于主管部门对出版科研的重视、理解、支持和鼓励,不然刊物也就办不起来或者会中途夭折。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湖北省有着较好的出版科研基础。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批学者和新秀活跃在出版科研领域,如钱文霖、曹之、向新阳、杨小岩、罗紫初、肖汉森、胡光清、王建辉等,高等院校设有编辑、印刷、发行、图书馆、文献信息等专业,这是办好出版专业期刊的丰富资源和肥沃土壤。从我们自身来说,就是深信和努力使《出版科学》办出特色,并以此自立于兄弟刊物之林。已经出版的43期刊物表明,《出版科学》从内容到形式显示了与其他出版专业刊物不完全相同的个性。刊物周围有着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不仅有本省的,还有全国的。出版界老前辈、老领导和专家学者,如王益、王仿子、宋木文、刘杲、许力以、袁亮、伍杰、杨牧之、宋原放、高斯、张伯海、戴文葆、吴道弘、林穗芳、阙道隆、巢峰等,都热情为刊物写稿。读者由湖北发展到全国许多出版单位和高等院校,由此使刊物从立足 本省逐步走向全国。刊物的订数虽然还不是很多,但呈上升趋势,从2002年3月29日开通网站至12月31日,九个月时间访问达110 249人次,平均每月12 000人次,访问地区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北美、西欧、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这说明,这个刊物是有读者需要的,从而使我们增添了信心。还有一点,十年中,共刊发各类文章1 570篇,其中60%是本省作者(1 084篇),不仅有各级行政领导和出版社、期刊社的社长与总编,还有一般编辑人员和印刷、发行、物资、财务会计等人员;不仅有从事出版科研和出版教育的专家学者,还有高校在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刊物给他们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园地,也激发了他们总结实践经验、从事出版理论研究的热情。来稿增加特别是中青年作者来稿激增,这一事例说明刊物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刊物与出版工作者的联系愈益密切,刊物在促进本省出版队伍成长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经过十年,《出版科学》在作者和读者中有了好感,有了影响,总算是站住脚跟了。回首往事,展望未来,办刊的必要性还要继续经过实践作出回答,用作者和读者的肯定与否定作出回答。如果我们放松了努力,放慢了前进的步伐,如果刊物不能继续赢得作者和读者的支持,那么实践会对办刊的必要性作出另一种回答。
怎样办好《出版科学》 这也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1993年第1期创刊号《刊首语》中就道明了办好刊物的决心:“刊物既然办了,就要办出特色,缺乏特色或个性等于平庸,我们自然不甘于平庸。”又说:“这话好说,兑现却难。我们深知此中艰苦,但既然受到重托,给与信任,就得义无反顾地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这十年,我们确实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和尽最大努力来办刊的。现在自然不能说刊物已经办好了,“怎样办好它”始终萦回我们心际而为之梦魂牵绕。我们向专家学者请教,向兄弟刊物学习,向读者求助,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编刊工作。虽然进展不大,但总是在办好刊物的过程中获得了这样和那样的一些启示。定位。出版界老前辈王子野同志给我们题写了《出版科学》的刊名,在当时有些人不以为然。“出版是科学吗”?对此,业内外都有人持怀疑态度。这个刊名太严肃,会让人敬而远之。作为办刊人,我们也理解不深,但对这个刊名和由此决定的定位却没有动摇过。我们坚信出版学是一门科学,并且必然会获得社会和学 界的认同,刊物一定要按这个定位努力去办。科学不能脱离实际,必须使理论结合实际,出版科学的大厦是出版实践一砖一瓦积累而成。因此,我们把办刊宗旨定为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从创刊以迄于今始终保留的几个重要栏目,如《专论·特约稿》、《出版学·出版工作》、《编辑学·编辑工作》、《编辑史·出版史》等就可说明这点。十年来,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出版学、编辑学、出版史方面有分量的学术文章,为出版学、编辑学的建设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发表了大量有关出版专业实务的文章,给出版实际工作者以助益。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出版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已不同于十年前了。出版与科学紧密联系,人们认识到出版离不开科学,科学指导着出版。而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情况下,出版的内涵越来越深入,外延越来越拓展,传统纸质出版物与多媒体出版物互融共进。《出版科学》的定名,使刊物内容具有与时俱进的广阔空间。今天我们才认识到王子野同志题写的刊名有着多么深远的意义。 质量。刊物的质量靠文章,文章的质量是看能否赢得读者的眼球。一个期刊一定要办好几个重点栏目,每期一定要有几篇高质量的文章。好栏目和高质量的文章必须精心策划、组织,这就要求办刊人信息灵通,眼光敏锐,抓住时机,千方百计抓好稿,抓住好稿不放松。《出版科学》在这方面是下了颇大功夫的。《卷首语》等是我们不断打磨的栏目,在读者中颇得好评。一旦约了好稿,与作者的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联系便一直持续到稿子到手。《出版科学》是个季刊,每期总要有上十篇文章拿得出手。从2000年下半年获准公开发行后,2001年和2002年就有许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摘登和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出版工作》转载或编入索引。《中国编辑研究》1996年至2001年的六期年刊,共选登全国有影响的文章395篇,其中53篇选自《出版科学》,约占全部入选论文的1/8。2002年全国第四届出版科研优秀论文评奖,湖北省获奖的4篇论文,均系由《出版科学》发表。这些数字,多少能说明刊物具有一定质量。在抓质量上,还有一条硬措施,就是认真审稿、加工、校对。一篇文稿至少审改三遍,重要文稿送局领导审查,重要引文必须核对。录入时由三人各校一遍,排版后初样二校二读、清样二读,出胶片再检查一遍,还请专家检查编校质量。1993年第4期的《刊首语》中这样表示过我们的心迹:“一个错别字符,就像一块沉重的铅石压在我们心头。我们希望能有一期不再出现此表(指勘误表)。”虽然我们还未能做到期期没有错别 字,但差错率都在万分之一以内,由此得到了作者与读者的称赞和信任。 作者。好文章来自作者,作者的好文章交不交你这个刊物发表,在于你是不是认真做好作者工作,是不是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努力为作者服务。作者工作是做不完的。重要的是一定要尊重作者。在收到好稿后,我们都要及时告诉作者决定采用和在何时发表,对文稿的修改要同作者商量,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不懂的地方要问作者,由此避免了许多妄改。内容好,文稿长一点,只要版面允许,就不要大改大删。年轻作者希望编辑帮助修改,经过我们修改的文稿一般都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送作者过目,征得同意。尊重作者才能取得作者的信任,作者才能主动地放心把好稿交给你发表,刊物才有充裕的稿源。我们还有一项措施,即刊物出清样后就计算稿酬,填好稿酬单,刊物出版的当天与样刊同时寄出,作者在收到样刊时就可收到稿酬,甚至先收到稿酬。稿酬总是要付的,先付后付作者对刊物的看法是不同的。这看来是件小事,但却可以发挥较大的影响。 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和主编。《出版科学》的主管单位是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主管单位不是只挂个虚名,而是实实在在地管。每期的目录定稿,都要送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邱久钦局长过目。他也是编辑出身,对哪些文稿要加,哪些要删,哪些标题要改,哪些栏目要增设,乐意提出具体意见。主办单位湖北省编辑学会同样如此。2000年前,蔡学俭是主编,这以后王建辉是主编,他是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又是省编辑学会会长,还是刊物主编,工作繁忙,但并没有影响“三主”工作。每期由他亲自撰写的《卷首语》,关注热点,主题集中,文短意赅、富有新意,耗费了不少精力。《出版科学》虽是学术性刊物,同样要跟上形势,与时俱进,全国的大事,出版界的大事,刊物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在每期刊物上努力作出反映,这就要主编及时通报有关精神,组织稿件。这些都是刊物得以坚持正确导向的重要原因。我作为执行主编,自然更加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执行”,就是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执行办刊宗旨,执行具体策划、审稿、加工等任务。编辑部人员虽几经变动,但无论老同事新同行,都相互支持,和睦相处,任劳任怨,共谋发展。没有这样那样的纠纷与干扰,大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一心一意办刊上,一些困难就能比较容易克服了。
我和《出版科学》 要说的话说完了,还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我是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第一年春天从一线退下来筹备编刊物的,那时身体条件还允许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出版科学》在1986年出过试刊,是由胡光清同志兼职编的。他满腔热情,请王子野同志题写刊名,从策划栏目、组稿、审稿到校对一肩挑。我当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由于工作忙,只限于支持而已,没有配编制、调人员、拨经费,给办刊创造必要条件。虽然试刊有不俗表现,但试了一期就停办了。此后七年的1993年,光清身负重任,而我却离职赋闲,这个债就由我来还了。好在我从参加工作起就当编辑,编过期刊,也编过图书,离职后有时间也有兴趣编刊。这一编就是十年,如今我已年过七十又四了。 许多朋友好心劝我爱护身体,珍惜健康,不要再编刊物了。十年中,参加编刊的同仁中有的已去世,有的因身体不适先后离开,我是坚持下来的编刊者。有时连自己也不清楚,我为什么这样钟情于《出版科学》?细想还是我对出版对编辑事业的那一缕不了情缘。我在拙著《离不开这片热土》中曾回顾我为出版工作的大半生,抒发了对编辑生涯的拳拳眷念。编刊物就是想以余生再续这未尽之缘。我从20岁开始献身出版,不难理解,当一个人一生与一项事业荣辱与共、悲喜相连,从而生发的对这项事业依依不舍的热爱,虽到老年也是老而弥坚,壮心不已的。2002年春节曾亲笔书写门联:“乐而忘老之已至,学乃知书海无涯。”这是我的真情流露。 刊物办下来,许许多多同志尽了力,有老领导,有在职领导,有作者,有同我一起办刊的同事,有读者。我只是尽了一己的绵薄之力。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岁月流逝,我也不可能长期编刊,但是有众多力量的支持,我希望并相信,刊物会继续办下去,而且将会办得更好。 2003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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