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笔者受湖北省编辑学会的约请，对湖北省近二十年的出版科研情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出版科学》作为湖北省出版科研的主要学术园地，我曾对之作了通读和重点研究。平心而论，对刊物读与研的过程，也是我个人学习与收获的过程。刊发文章中的知识内容、思想观点、文献学术等方面的营养，不知不觉中被吸收，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这里且不去说它。而贯穿在刊物中的，体现刊物编者的办刊思想与作风、立场与精神、态度与方法等与具体办刊实践有关的种种，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出版教学工作的年轻教师来说，既有着专业层面上的启发意义，也有着内在精神上的教育价值。
    《出版科学》创刊于1993年，作为湖北省编辑学会的会刊，跟学会的历史一样，2003年是它的第十个春秋。在这十年中，我国的一些地方性出版类刊物，或者相继停刊，或者由公开出版转为内部发行，说明地方办出版刊物，并不轻松容易。而同样是偏处湖北一隅的《出版科学》，却能在十年时间里，从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出版，从小范围传播到开始“闻达于诸侯”，称得上是出版学术类刊物中的成功者。都是地方性出版刊物，兴衰存废却不完全相同，其原因确值得探讨。

    对于现已停刊的一些地方性出版刊物，笔者不曾作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没有发言权。关于《出版科学》，我倒是用心地写过文章，彰显其办刊成绩，介绍其成功经验，从刊物的指导思想、办刊宗旨、办刊思路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阐述和探讨[1]，这里不想多陈前说，只想就体现在办刊实践中编者的主要编辑理念，作进一步地具体发挥。那么，贯穿于《出版科学》始终的主要编辑理念又是什么呢？我想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固本图新，从善如流。”
    这里所说的“本”，大致包括三个层面上的意思，一为地方之本，二为质量之本，三为学术之本。地方之本奠定的是刊物发展的外部环境基础，质量之本确立的是刊物发展的内在前提，学术之本标举的是刊物发展的目标方向。
    地方之本。《出版科学》创刊伊始，就明确地将刊物定位在“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一发展目标上。立足本省，就是刊物依托地方，服务地方，走地方为本的道路。刊物始终坚持服务于湖北省的地方出版业，向湖北省内作者提供主要的学术园地，培养湖北省的出版科研队伍，提高省内行业职工的学术理论水平。《出版科学》十年发表的全部文章中，省内作者占60%，可谓立足到位；投桃报李，十年间的《出版科学》，在经济上从未失去湖北省出版单位和主管领导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从而保证了刊物的顺利健康发展。如此情形，可看成是刊物定位准确的自然结果。如今，湖北省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的出版科研强省，立足到位的《出版科学》是尽了一己之力的。面向全国，就是刊物在做到立足本省的同时，有意识地突破办刊视野的区域限制，放眼全国乃至世界出版业发展的宏观出版格局。纵观十年来的《出版科学》，无论是栏目的策划、稿源的组织，还是文章中各种重大学术问题的研讨等，都带有鲜明的全局性特征，不曾有画地为牢的局促感。
    质量之本。《出版科学》获准全国统一刊号是在2000年第3期，在此之前的近8年时间里，刊物是以内部刊物的身份面世的。虽说刊物的头上长期顶着“内部”的帽子，但编者的心里并未因此而稍存半点马虎。刊物上的文章当然不能说篇篇皆好，但总体的编辑质量则可以说无愧于编辑学会交付的使命。明显的一个旁证是，刊物若没有前8年过硬的编辑质量作基础，且不说全国统一刊号难以获准，即便侥幸通过了，也不会在公开刊行后的近两三年时间里，有诸多文章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出版工作》、《中国编辑研究》等一些权威的文摘性书刊频频选载。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刊物编者对待编辑质量是严格把关、尽责尽力的。刊物主持者的用心，还可以从每期的《卷首语》中见其端倪。
    《出版科学》2000年前的《刊首语》由蔡学俭先生执笔。在每期长不过千字的篇幅中，有当时出版理论研究和实践现状的背景性描述，有当期稿件组织思路的策略性说明，有刊发作者文章的议论性短评等。今天回头阅读这些短文字，不难从中悟出这样的办刊真谛——原来刊物的高质量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源于编者的精心策划与组织，来源于其开阔的视野、灵通的信息和敏锐的眼光，也来源于其对每篇刊发文章的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出版科学》2000年以后各期的《卷首语》则由王建辉先生承其劳。在《卷首语》的写作风格上，两任主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蔡先生的《刊首语》结合刊物本身说话，办刊者读之，定能从中得到诸多办刊方面的启发；王先生的《卷首语》则针对当前出版的现实和热点问题立论
，一事一议，观点鲜明，主题突出，其本身就是一篇篇文简意赅的精彩短评，给刊物的质量增色生辉。

    学术之本。湖北省编辑学会是一个学术性团体，作为其会刊的《出版科学》，也一直与学会的目标保持一致，自觉地把阐扬学术、探讨学术作为办刊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学术性刊物为学术服务，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多谈。事实上，相对于我国目前一些编辑出版理论类刊物，由于受到发行不景气因素的影响，多多少少有意无意间淡化了本应有的学术色彩，而《出版科学》却能坚持办刊的学术性方向，显示出难能可贵的一面。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得益于刊物立足本省的准确定位，使得刊物拥有可靠的经济基础，相对地减轻了其他出版理论类刊物不时面临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则归因于刊物编者的学识水平和组织能力，使得刊物能在十年间保持着较高的理论学术水准。在编者心中，出版研究被当成一门
真正的科学，这门科学，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玄谈，而是要扎根于实践的土壤。同时，出版既称之为学，它又不能是那种工作总结式的经验交流，而要求贯穿着理论方面的提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出版科学》所标举的学术，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术。双名栏目《编辑学·编辑工作》、《出版学·出版工作》等，鲜明地体现了编者的这一编辑意图。如今十年时间过去了，这两个栏目始终保持下来，实非易事。从每期的《卷首语》中不难看出，这两个栏目也恰是编者最为用心、最见成效的两个栏目。从1993年第1期起，编者陆续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出版改革、提高出版物质量、我国出版业阶段性转移及结构调整、高新技术条件下编辑出版工作现代化、编辑学的理论框架、性质、对象、规律、范畴等事关我国出版业实践发展和学科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组织稿源，发动作者进行讨论。这些讨论，观点可以各抒己见，只要能言之成理；文字不拘长短，只要能言之有物。《出版科学》这样一种兼容并蓄的办刊作风，是开明的，因而也是学术的。
    我们说，以地方为依托，以质量为内涵，以学术为方向，是《出版科学》生存与发展并一直坚持的三大基石。坚持，就意味着固本，但固本，并不等于说刊物就缺乏创新。相反，《出版科学》在创新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刊物的创新，纵向地见之于刊发文章内容上的前后变化，横向地见之于刊物栏目设置上的与众不同。对前者的分析，具体而微，一时难有结论；对后者的比较，只要稍加对照，容易看出特点。这里只从刊物栏目的变化着手，来看《出版科学》的创新。《出版科学》在创刊之初，为了避免与《编辑学刊》、《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等兄弟刊物产生雷同，办出自己的特色，编者在栏目内容的设计上，没
少花创新的心思，如《中青年编辑自画像》、《老编辑甘苦谈》，便是《出版科学》率先推出的两个栏目。栏目中的文章，文字清新活泼，受到读者好评。又如，同属于创新栏目的《圈外人语》，于1993年第3期开始设立。该栏的设立，“突破了以往的办刊思维模式，使对于出版的研究与思考不再只局限于‘圈内’的范围，而将‘圈外’有识之士的声音引入‘圈内’，形式新，手法新，刊物容量得以扩充，信息量得以增大，内容也更为丰富” [2] 。再有，当今时代，网络行走天下，网络出版、电子出版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各期刊纷纷开辟相应的专门栏目，以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出版科学》也自莫能外。从2002年第4期起，《出版科学》特将原来的《多媒体·网络出版》栏目，改为《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显示出刊物编者对这一高新技术的较深理解和主动应对。

    栏目的常变常新，能给读者以新鲜的面孔，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中青年编辑自画像》、《老编辑甘苦谈》、《圈外人语》等栏目，虽已从现有栏目中消失，但在当时给许多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刊物的这样一种“变”，可理解为创新之变。刊物还有另外一种“变”，不是创新别人未有的，而是吸纳别人已有的一种变，可称之为从善之变。《出版科学》的从善之变，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栏目的从善之变。我们知道，自1993年上海的《出版史料》停刊后，我国编辑出版史研究一度处于低潮，学术园地相当少。《出版科学》有鉴于此，特从1994年第4期起，将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的文章，从原来的《编辑学·编辑工作》、《出版学·出版工作》专栏中分离出来，扩充版面，单设《编辑史·出版史》专栏。这样做的目的，按照刊物编者的说法，是“为了从‘史’的角度，充实‘学’的内容，深化编辑、出版理论研究”（见1994年第4期《刊首语》）。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出版科学》组织的有关英山毕昇墓碑问题的学术讨论，有关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发现后，韩国某些学者提出的“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说法的有力反驳，都曾产生较大影响，成为一时间出版史学术领域里的热门话题，对当时颇不景气的编辑史、出版史学术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二，编辑格式的从善之变。编辑格式涉及的是刊发文章正文之外的一些辅文，如题下的文摘与关键词、页眉的刊名与卷期、文后的作者姓名与工作单位，以及有关参考文献与注释等的著录，是否完善和规范的问题。这些问题乍看起来，似乎与刊物质量关系不大，但若深察细究，就会发现这些编辑格式上的细节，确实不容被忽视。北京大学的师曾志、钟智锦两位同志，曾为此专门写过文章。文章调查了我国部分新闻出版类核心期刊编辑格式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阐述了编辑格式的标准与规范化对促进学术交流、判断文献价值、拓宽期刊传播广度、便于读者了解与利用期刊等方面的意义。该文刊登在《出版科学》2002年第2期上。编者在刊发此文的同时，特意加上了一段“编者按”，按语中，编者进行了自我批评与反省，表明力图向规范化方向前进的态度和决心。《出版科学》也就是从这一期起，开始在学术论文题下列出摘要和关键词等信息。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也一改过去听任作者随意著录的弊端，遵从国家标准的著录规范。刊物的这种从“坐而言”到“起而行”，躬身实践，择善而从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
    其三，出版方式的从善之变。将传统媒体的期刊放到网上去传播，在当今时代，已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了。在我国最大的期刊资源数据库——清华大学的中国期刊网（http://www.cnki.net）上，我们不难检索到《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编辑学刊》、《大学出版》、《科技与出版》等编辑出版理论类刊物上的文章。而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独立的网站，通过常见的搜索引擎搜索到网址与刊名的，据我所知，《出版科学》是我国目前诸多同类刊物中唯独的一家。进入《出版科学》的网站（http://cbkx.com），我们除了能在主页上见到有关的期刊简介、封面展示、通讯地址、联系办法、订阅方式等广告信息外，还能见到有关文章检索方式的说明、可供检索刊期的介绍、重点精选文章的推荐等内容和检索信息。另外，刊物还在网站上公布了约稿函、下期要目预告等动态信息。从2000
年第1期起，在纸质的《出版科学》上发表的所有文章，读者都可以在网上查到[3]，查找的方式有栏目、标题、作者、关键词、全文等多种途径，检索到的文章既可随意浏览，也可全文下载，用起来颇为便利。《出版科学》这样一种步国内外有影响期刊的后尘，将期刊整合到网络中进行传播的做法，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拓宽了读者阅读期刊的途径，延续了刊发文章的学术生命力，也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扩大了刊物的影响。下面的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出版科学》网站自2002年3月29日开通之日起，至2003年2月21日止，近十一个月时间里，网民的访问量累计132　963人次。从连续访问记录情况来看，访问者包括
全国各个省份，并远及北美、西欧、东南亚、日本等诸多国家。如此多的访问量，如此广泛的访问区域，是刊物当初开设网站时不曾料想到的。据刊物现任执行主编蔡学俭先生说，在每日收到的一些稿件和订单中，很有一部分作者和订户首先是因为通过网站，知道和了解了刊物，尔后才主动投寄和电传过来的。在2001年4月举行的第33届国际期刊联盟（FIPP）大会上，曾得出这样的结论：网络非但不是期刊的杀手，而是其有益的补充[4]。这一说法，在《出版科学》身上，同样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以“固本图新，从善如流”为编辑理念的《出版科学》，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如今在业内已产生一定影响。2003年是刊物的十周年大庆，我的心情同关心刊物的其他读者和作者一样，馨香祷祝它继续进步；同时作为一个曾经受益良多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对刊物当前运作的现状，又隐隐感到某种程度的不安。蔡先生已年过七旬，虽说，他对发展出版科研事业的执著信念、干劲和热情，依然不减当年，但可以看出，蔡先生心中不无隐忧，因为生命的规律不会允许他总是像这样超年龄服役下去，对晚年开垦的这个园地，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薪火相传者。从蔡先生平日的言谈中，看得出他对目前的《出版科学》并不十分满意，他还有许多新的改进刊物的想法。比如说，《出版科学》目前还是三个月一期的季刊，刊物若想立足本省，进一步面向全国，刊期就应该缩短，这样就可以在省内作者年刊发文章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加大外稿的分量，从而把《出版科学》办成一个全国性的一流专业刊物。又如，《出版科学》目前虽有自己的网站，也业已与万方数据的中国数字化期刊群（http://www.periodicals.net.cn/qikan）签订了协议，试图借助其强大的数据库平台，进一步扩大刊物的利用率和知名度；但在中国学术界使用最为广泛的中国期刊网（http://www.cnki.net）上，《出版科学》尚待争取一席之地。诸如此类的一些想法，都在积极筹划实施之中。尽管如此，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辛劳的。

注　释
[1]吴永贵.《出版科学》力求“闻达于诸侯”.编辑学刊，2003（1）
[2]杜厚勤.评《出版科学》.出版科学，1994（4）
[3] 注：网上缺2001年第1期
[4]张伯海，吕祥.第33届国际期刊联盟大会传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期刊正步入网络整合时代.中国图书商报，2001—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