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科学》创刊十年来，一直重视编辑学研究，主张联系实际，发表过不少有价值、有影响的文章。比如2001年第三、四期连载阙道隆先生《编辑学理论纲要》，对我国开创编辑学近20年的理论研究成果作了一个系统总结。随着21世纪编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以为，未来编辑批评（或称编辑评论）在编辑学研究中可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从而促进编辑研究理论的深化和编辑实践水平的提高。
一、编辑批评与编辑理论的关系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是本文论述的前提条件。但由于编辑学中编辑批评
的概念尚未形成，直接谈论两者关系未免唐突。我们不妨先以文学研究中文学批
评（或称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作些参考。
文学界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有两种不同意见，表现于文学研究的两分法
和三分法。两分法把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分法则把文学研究分为
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上，我倾向于文学
研究的三分法。理由不仅是三分法在概念表征上比较准确，而且从学科研究的需
要看，也是分比合好。先从概念表征上看，把“批评”包括在“理论”里，会造
成概念混淆。再者，文学理论自有其整体性和系统性，文学批评又各有其出发点
和针对性，文学批评不具备文学理论要求的整体性和功能。但文学批评可以建立
批评的理论，归于文学理论之中。再从文学研究的需要看，如果把文学批评看做
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中介，无论对理论研究和文学实践皆有裨益。虽然有些文
学理论来自于文学批评，并非所有的文学理论都如此，有些理论也可以来自文学
对象的结构研究及其逻辑推理等。由此类推，我认为在编辑学中，编辑理论与编
辑批评的关系也是分比合好。当然，也必须看到，编辑批评与理论研究确实有着
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编辑理论是编辑批评的基本依据，有的还是编辑批评的对
象；另一方面，编辑批评又是产生和丰富编辑理论的重要手段。
如果编辑批评独立于编辑理论，则未来编辑批评作为编辑学的一个部分，也应具
有自己的对象、理论和方法。

    从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学科批评的出现，往往是学科发展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批评的出现总是迟于学科实践。以我国的文学为例，文学批评出现比起文章（含文学作品）出现至少迟两千年。不说帝尧以前的皇娥、白帝二歌（可能是伪撰），就是帝尧时期流传下来的《击壤歌》，距今也已有四千余年，而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典论·论文》的出现，已是公元3世纪了。《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撰，该文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重要问题，对文体、文章功能、文人习气等作了精辟的评论，被后人推崇为文学批评的滥觞。文学批评的产生标志着文学发展已经由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开始了自身的品评与反思，开始走向成熟。与文学批评相比，编辑批评实在是姗姗迟来者。虽然原始的书籍至少在周代已经出现，也就有了为制书做准备的编辑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学问；但这一工作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形成专门的学问，更不用说对于这门学问的品评与反思了。我无力对第一篇编辑批评意义上的文章出现于何时加以考证，只知道
 20世纪末叶，编辑学研究开展以来，具有编辑批评性质的文章已经较为常见，并且不乏佳作，标志着编辑批评已经萌芽。但我以为这类文章还没有进入到批评的自觉阶段。自觉阶段的编辑批评，应该具有比较成熟的目标、理论和方法。具体地说，自觉阶段的编辑批评，有待批评的对象、概念、角度、方法、目的之明确或逐渐成熟，并且在这几个方面达到协调与统一。关于编辑批评的理论，我们目前只能从哲学、文学、史学等学科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找到某些启示。
   

    任何批评都要有对象。编辑批评的对象是编辑领域包括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据此又可以分为对实践的批评和理论的批评两个层次，前者可称为编辑批评，后者可称为编辑学批评。深入之后，还可以有对于批评的批评，即批评自身的反思。编辑实践活动的整体有它的共时结构和历时结构，与编辑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出版机构、作者和读者，它们构成了编辑活动的环境。对编辑实践的批评又可分为关于编辑者的和关于编辑物的，现在编辑学界多称之为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关于编辑主体的批评对象，如个人的编辑思想、编辑技巧和编辑风格，群体的编辑特色、编辑思潮、编辑出版的时代需求、热点分析、效益分析等。对编辑物的批评，如版式、装帧、文字编辑的规范化程度、创新意识等。至于对编辑学的批评，更可以涉及理论的各个部分和层面。只有明确了编辑批评的对象，才不会无的放矢。

    通俗地说，编辑批评就是对编辑领域里的种种现象评头品足，说长道短。唯其如此，才可以发现和揭示编辑活动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及其变化规律，提高编辑的认识水平和操作水平。所以批评可以是批判性的、解释性的、分析性的、揭示性的等等。批评的理论依据也可以因对象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不同而有所选择。编辑批评的理论依据应是多元的。最直接的当然是编辑学自身的知识和理论。它包括编辑的概念、结构、功能、规律和编辑史等这一系列理论和资料。这些知识和理论来源于编辑现象，而又在编辑批评中回到它自身。但从一些成熟学科的批评实践看，编辑批评仅仅使用已有的编辑学知识还远远不够，批评者需要从更多的视角借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在多个知识框架里去解读对象。因此，往往要借用哲学、史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语义学等学科的知识，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加以解读和评价，以求批评全面、深入。
    与文学批评相比，编辑批评有着自己特殊的对象和任务。编辑工作专注的不是作者从事的文本创作内容，而是对文本整体的价值评估和编辑加工。所以，编辑批评不可能照搬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依我看，编辑批评的理论依据至少会涉及到哲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出版学、大众传播学等学科知识。哲学知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理应成为编辑批评的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对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反映的辩证思想和方法，不仅可以科学地解释过去，而且可以科学地解释当代。同时，马克思主义决不排除吸收人类科学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成果发展而来，以后仍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近世以来，西方泛文化研究迅速发展，几乎渗透到科研领域的每个角落，其中尤以文化人类学影响最大，其概念和知识已经被许多学科所吸收。以文学批评而言，在我国，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解释文学现象的做法由来已久。我国的文学研究和评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两次出现文化热，在文化的视角下解读文学现象。改革开放以后，研究和引进更为红火。发展到当代，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
甚至已和泛文化研究合流。在概念上，西方许多学者主张把文化视为意义的生产和交流，在这样的涵义下，文学研究和批评实际上就转换为对文本意义的释放。我以为，把文学批评转换为文化批评自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这里难以细说理由。重要的是文学批评的这种转换以及批评的方法和理论都比较适合编辑批评，可以灵活移植到编辑批评中。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批评编辑领域的现象，角度新颖，视野开阔，其优越之处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多得不胜枚举，也必须看到，近年来“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我以为，广义的生活方式，可以包括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此衡量，任何文化创造都是人类这种生活方式的产物，同时又表现为某种新的生活、精神或行为方式。把编辑现象视为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解构这些形式，释放出其中的意义，就构成了文化视角下的编辑批评。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当代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的雷蒙·威廉斯1921~1988）认为，从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出发，“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习得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分析》，载《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85~286页）文化研究角度上的编辑批评，也可以在定向的文化分析中释放出批评对象的意义和价值来。

    同理，我们也可以将编辑现象置于出版或传播的领域中，运用出版学、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去解读，这种视角的变换同样可以提供某些新的启示。

 

    21世纪编辑批评的发展及其活跃有着较好的条件。我国有一支规模庞大的书报刊编辑队伍，如果再加上广播电视网络编辑，其数量更为可观。这是一个特定的知识群体，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我国的编辑学研究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且有数量可观的刊物作为研究园地。开展编辑批评，对编辑领域里的现象说长道短，一方面把编辑实践的层面理论化了，一方面把编辑理论的层面对象化了。既可以活跃编辑研究，又可以发现矛盾，开阔视野，提高编辑的专业水平和促进编辑学理论建设，实在是一举多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