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主体在审读加工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出版科学

    二、关键在于写法。现在的方案及样稿，是“中国+西方”的模式，写一段西方史，再写一段中国史，两者缺乏内在联系，看不出“比较”的特色。我倾向，以写中国为主，把西方历史作为大背景，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
    三、比较的重点放在15世纪以后，至少应该回答如下问题：
    1．四大文明古国，15世纪时，只有中国没有衰落，为什么？
    2．中国在16世纪以前，无论是政治、文化、科技，均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后西方突飞猛进，而中国却每况愈下，原因何在？
    3．中国的文化曾经影响着世界，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却禁锢着自己，阻碍着中国的进步，为什么？
    4．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此后的发展却大不相同，为什么？
    5．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甚至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向西方学习，企图用西方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但是行不通，为什么？
    6．为什么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
    7．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前景。
    本书既为比较历史，当具有史论结合的特色，要有叙有议，当然主要是叙史，让历史本身说话，必要的议论，应当是点睛之笔，以引发读者思考。

    作者接受了上述的意见和建议，将书名改为《中西500年比较》，于次年4月送来新的编写方案及两章样稿。出版社三审后，肯定了新方案。半年后，初稿完成。
    出版社派责任编辑赴武汉，参与修改和统稿。1989年夏，统稿完成，责任编辑将书稿带回北京，经终审批准发稿，同年10月，一部颇有特色的70万字的中西比较著作问世了。该书按照历史事实，将500年分为三个时期：16世纪中叶至1839年，题为“崛起与衰落”，讲西方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1840年至1949年，题为“冲击与探索”，讲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在苦难中探索复兴之路；1949年到2050年，题为“百年奋起，迎头赶上”，讲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奋斗、挫折、改革、开放以及对百年后中国的展望。该书一问世立即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读了清样后，欣然命笔作序，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序》中说：“时间跨
度选得好。从16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大约500年间，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将会走完一个‘V’形的路，而西方则大体上走曲线上升的路。两者比较，好像长距离赛跑。这个设计是颇具匠心的。一方面我们要以史为镜进行反思：中国为什么中途落后了呢？另一方面给人以鼓舞，虽然落后，只要找出原因，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发挥长处，就会赶上跑在前面的竞争者。就是说，既要回顾历史向后看，又要高瞻远望向前看。这个指导思想是可贵的。”“中西方文化比较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但本书的明显特点是：既从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进行比较，又把诸方面综合起来，把各方面总体联系起来，把微观与宏观
统一起来，把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结合起来，把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读后使人能把握这500年间中西比较的整体，从而能更深刻地了解中西方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此起彼伏和此长彼消的复杂原因，以达到总结经验教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目的。”
    1990年秋，该书荣获当时的最高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这两部书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红岩》是文学作品，《中西500年比较》是学术性、知识性著作，两社在审读过程中的注重点不同，给予作者的帮助方式不同，但都对书稿内涵的提升发挥了创造性的作用。

    完善，是编辑加工阶段的任务，即通过加工，使作品更加完美，从而达到出版要求。根本不需要编辑加工的书稿，是很少的。作者写作过程的疏漏，以及作者因思想或知识的局限性而导致不足乃至错误都是难免的，所以编辑加工这个环节是不能或缺也不可马虎的。
    加工与审读，注重点是不同的。前面说了，审读时要抓住要害，把握全局；加工时则要求既要注意大的方面，又要注意小的方面，包括改正错别字，纠正标点符号使用错误，乃至体例格式的统一和规范，目的是使书稿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完美。
    文字加工是编辑的基本职责之一，必须精益求精地做好。西方出版社为了书稿加工，设有专职文字编辑，并把文字编辑定位为“作者的好帮手”。美国著名的文字编辑席尔瓦这样描述文字编辑的工作：“当作者完成了手稿，而且手稿也经过初步编辑之后，文字编辑的工作之一，就是从第一个句子读起，开始思考加工：假如把这句话拆散成两个句子，是不是会更好？‘我们’这两个字指的是谁？是不是应当把‘他们’改成‘他’或‘她’？改或不改有没有什么差别？”还“可能协助作者塑造出整本书的形貌，建议在这里删减一点，在那里增添一点，也许
还要重组部分内容，以呈现编辑心目中和谐的整体”，“甚至还会注意到措辞是否适当等细节，找出拼字的错误，修改文法和标点符号”。席尔瓦笔下的美国文字编辑，加工何等认真，何等精细！文字加工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工比写作还要艰难。古人说过：“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难在哪里？难在“字易而意留”，既不改变作者的原意，也不改变作者的风格，却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和谐完美。没有相当的文字功底，是做不好文字加工的。美国有一位技艺高超的编辑，不但具有很高的“审稿艺术”，而且善于做文字加工工作，他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萨克斯·康明斯。人们这样形容他的加工本领：他用蓝笔一挥，就能使光秃秃的岩石冒出香槟酒来。康明斯自称“清洁维修工”，他说：“书是集体努力的产物，一些人并不充分了解这一点。一本书的质量，它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常常取决于编辑的‘清洁维修’工作做得如何。”许多优秀的图书，都是经过编辑加工才达到出版水平的，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林海雪原》《我的一家》等等，都凝聚着编辑的心血，确确实实是作者和编辑创造性合作的结晶。

四川民族出版社的编辑戴作民，在《中华通史大历典》书稿加工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那是一部6 389页的大部头书稿，是一部巨型历法典籍。由于篇幅巨大，作者改得筋疲力尽，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戴作民在加工过程中，调整了框架结构，充实了内容，对书稿中所列公元前2674年至公元2000年共4674年间的历象及每年“大事记”一一予以核查，又将四十几种表格归并成三十几种表格，并且一一校订表中数字、年号、月份以及干支和星期值，纠错补缺，工作量之大难以估量。应邀参与该书修改的郑州大学教授李民感慨地说：“如果把这本书的写作比作一石，戴作民做的应该是八斗。可惜我的《黄河百科》没有遇上他这样的编辑。”像戴作民这样的编辑，在我国出版界是很多的。
作家蒋子龙把编辑比作“水泥柱里的钢筋”，“光使劲，不露面”，“把自己的心血藏在别人的作品里”。这，就是大有作为的编辑形象。正是无数“水泥柱里的钢筋”，支撑着日益繁荣的出版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