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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刻书目的。顾千里认为，刻书应以流传古人著述，方便学子读书治学为目的。他强烈反对把刻书当作一种牟利手段，认为如果刻书者仅为牟利，是无益于提高古书刊本质量的。对于那些唯利是图的刻书者所造成的流毒，他深恶痛绝。曾批评南宋建阳地区书坊刻书，说他们刻书虽多，然“每刻一书，必倩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自衒价，而古书多失其真。”[2]这样刻书的后果就是“刻一书而一书受其害” [3] 。
    顾氏一生广泛与诸藏书家交游，对典籍的聚散沦亡有深刻的体会。他亲眼看到不少收藏宏富的大藏书家，到最后珍本秘笈尽散，片纸无守。他眼见宋元刊本，距当时不过八百多年到五百多年，却已“万不存一”。就是明清之间钱曾（字遵王）、季振宜（字沧苇）、徐乾学（字健庵）、毛扆（字斧季）四大藏书家的收藏，也不过“十存二三”。他认识到“物无不敝，时无不迁，后乎今日之年”，宋元本当“同三代竹简，六朝油素”一样稀少[4]。所以他告诫那些藏书家“毋专守兔园册子” [5]，要以流传古人著述为己任，促进古书的流通与利用，积极刻书刊书，使之不至于湮沉。在他所作的刻书序言中，可以见到这样话语，如“况自
宋以来，流传已鲜，日就残失，将致湮沉，尤宜亟为表微，爰影摹开雕” [6]。

    “洵为是书传一善本” [7]。正因为如此，他引鲍廷博为同志，对其刻书活动赞赏有加。表彰鲍氏不计“锥刀钱物”，“节衣减食”，志在流传古书。并号召天下的藏书家、刻书者向鲍氏的这种精神学习[8]。
    2．刻书态度。顾千里认为，刻书须持严慎的态度，精心校勘，谨慎改字，切不可草率敷衍，以免贻误学者。对明人刻书之病，他多有批评。他认为，明人刻书受当时空疏学风的影响，态度多轻率，校勘不精，好逞臆妄改，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其所刻也，辗转舛错脱落，殆不可读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触目满纸，弥不可读者有之；又甚而奋其空疏白腹，敷衍谬谈，涂窜创疻，居之不疑，或且凭空构造，诡言某本，变乱是非，欺绐当世，阳似沽名，阴实盗货，而古书尤失其真。” [9]对宋版书，他则以之为宝。当有人诋宋本不足重，呵佞宋者为浅学时，他认为是因为他们“未尝究心于铅椠” [10]。他指出宋刊本的可贵，不仅
在于其近古，更重要的是因为宋人刻书态度严谨，校勘精细，不妄改古书，能存其真面。“宋刻亦有误，而不似以后之妄改，究为第一也。”[11]顾氏在其刻书生涯中，以宋人刻书为楷模，态度严慎，精校细勘，注意存古书之真，其所刻之书，大都成为善本。
    3．刻书形式。顾千里主持校刻的诸多古书，大都据宋、元善本精摹覆刻，而各附考异于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自己突出的特点。顾千里首创了“影刻+考证”的刻书形式。“影刻”就是“覆而墨之，勿失其真” [12]。它的优点是“古书可以传，可以传而弗失其真” [13]，能存古书之旧。对于那些宋元善本来说，这样做“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 [14] 。考证就是校勘记，对那些古书善本进行纠谬正讹，以求得古书之真。这种刻书方式把存古求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能流传善本，又方便学子研读，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就吸取了顾氏这种刻书方法的优点，“明知宋版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 [15] 。

    顾千里一生可以说以代人校刻古书为职业，这是传统读书人所能从事的一种新兴职业。它表明在清代乾嘉时期出版行业已出现了明确的专业分工，顾氏所从事的正是今天编辑的分工，这是当时整个社会学术风尚与出版行业良性互动的结果：嗜古求是的考据学风推动了古籍出版的兴盛，特别是刺激了私家出版的异军突起，引导了出版行业的方向与潮流；出版业的昌盛促进了学术交流，扩大了考据学风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催生了一
批从事新型职业的读书人。

注　释
[1]参见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第三章
[2][3][9][13]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重刻古今说海序
[4][12][14]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二．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
[5][8]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二．知不足斋丛书序
[6]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重刻宋九卷本古文苑序
[7]顾广圻．思适斋集卷九．重刻晏子春秋后序
[10]王大隆．思适斋书跋卷一．“〈经典释文）三十卷校本”条
[11]王大隆．思适斋书跋卷四．“〈王右丞文集〉十卷宋刻本”条
[15]阮元．校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