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的杂感-出版科学

    2002年10月上旬，接到《出版科学》的一封约稿信，大意说，2003年3月，是《出版科学》创刊十周年，希望作者们能写些与编辑学及出版学有关的文章，以纪念这个日子。近十年来，我与《出版科学》编辑部一直有些联系，趁这机会，写些与自己从事过的专业有关的文章，讲些自己想说的话，那当然是好事。当时，就给蔡学俭同志复信说：愿意承担这任务，但有分量的论文，肯定写不出，看看能不能争取写一篇小杂感。我这个新闻出版战线的老兵，退役已经十多年，由于疏懒，近年对于自己从事过的专业，很少专门去钻研、探讨，对一些新出现的情况，更是说不出所以然。如此说来，总不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来一番信口开河吧！从11月下旬起，眼看交稿期限已近，正发愁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前两天，翻阅报纸，在《湘声报》副刊上，看到一篇与出版工作多少有些关联的杂感，写得不错。文章质朴、平实，接触了实际问题，讲了真话。读了这篇杂感以后，觉得我也有一些小小的感想，可以跟着说一说。所以，就决定写这篇《杂感的杂感》来完成任务。
    先摘要介绍《湘声报》副刊上这篇由冯远理先生写的题为《关于书的话题》的杂感。
    中国人越来越不爱读书了，这一说法目前大概不会有多少异议。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国人那种对知识渴求的精神，想来还令人怦然心动。那时的书，动辄印量就是几十万册，甚至一二百万册，让今天的作家、出版社无法想象。如今时过境迁，当年的风光难以再现。1998年最为轰动的余杰的那本《火与冰》，据说发行了30多万册。这还是这几年最火的几本书之一，一般的学术著作能印一万册也就不错了……
    前年暑假，我回安徽农村老家探亲，顺便了解了一下本村文化现状。在全村近2 000人中，自费订阅报刊的无一人，经常购买报刊的只有一位中学教师，他本人购买的书籍也很少。我的兄弟姐妹大都在城镇工作，经济条件在当地还算不错，除弟弟订阅一份电视报、经常购买《扬子晚报》外，其余姐妹三人连一份报刊都没订，更谈不上买书了。细想一下，这种事何止发生在农村和小城镇，就是大中城市甚至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供职的中学，教师大都是大学生，甚至部分教师还取得了研究生的资格，但是又有几人读书。除了手头的几本复习资料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多年来连一本人文书籍都没买过，教师真的变成了“教书匠”。由于经常投稿，我经常和一些报刊的编辑、记者接触，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水平我实在不敢恭维。当一个社会连教书的人都不愿读书，连从事新闻、文化事业的人都不读书了，我们还能指望工人、农民甚至官员、商人读书吗……
    可话又说回来，即使国人爱读书，他们能买得起书吗？这20多年，价格上涨最快的非书莫属，在大多数商品升幅不足10倍的情况下，书价却飚升20多倍。目前的书价，可以说大多数读者无法承受。
    再退一步说，国人即便有钱买书了，又有多少好书供他们阅读呢？目前充斥图书市场最多的是哄骗学生和家长的各种复习资料，而真正体现着知识分子良知、智慧、人格的书籍却凤毛麟角。
    不爱读书的民族绝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优秀民族，无书可读的民族是一个不幸的民族，读不起书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在劣质书籍充满市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经济不宽松的普通读者，凭何选择优秀书籍呢？我看离不开优秀的读书人。让他们先读，然后再把好书推荐给我们，本人这几年所买的书籍大都是思想家和杂文家推荐的作品，获益最多。
    这篇杂感的作者，我不认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在中学供职的教育工作者，主要是做提高人的素质的工作。可能是出于对职业的责任感，也可能由此引发出对整个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写了这篇杂感。他没有从事过出版工作，但，旁观者清，我以为，他也把出版方面的问题说得比较清楚，看问题也算客观。
    这篇短短的杂感，至少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不爱读书了”？当然，也包括越来越不爱读多数的报刊。在这个问题上，当今出现的情况，为什么和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里面的原因，要作具体分析，不可笼而统之，扣上一顶大帽子。比如，近年，由于电脑的迅速发展，上网的人多了，在这方面，人们占去的时间也多了，自然而然也就把读书读报的时间挤掉了。此其一。又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电视的人家是少数，如今，大多数人家都有了电视，看电视的时间多了，也就挤掉了读书的时间。这原因，恐怕也不容忽视。如此等等。这都可以说是由于生活状况的改善带来的影响。应该承认，这都是一些原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上网的人多了，大家对探求知识的兴趣更广泛了，如果人们心态正常，必会进一步激起人们挤时间去读书读报的愿望。电视的普及，如果掌握得当，也绝对不会大幅度地影响读书。在许多国家，电视的普及率早就超过了中国大陆，为什么在他们
那里，偏偏有多数人爱读书呢？所以，不能主次颠倒，把一些次要原因，变成了主要原因。
    有人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是一种“精神的失落”。这种说法，到底有无道理？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等各种类型的专家学者，作些深入的探讨。当然，出版、新闻工作者，也需要对这问题作些实质性的研究。
    还要探讨一下，这种社会风气，如果进一步蔓延，其后果将是如何？如果把问题看得更深入些，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种“症候”的出现，从本质上看来，是一个民族素质正在下降的一种重要征兆？不从这样的角度去进行深入探讨，恐怕还不容易对此种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2．为什么质量不高或劣质的图书充斥着市场，而广大读者想读的好书，却越来越少？平心而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责任不完全在出版界。因为出版界没有能力去营造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社会人文环境，也没有能力去营造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艺术领域中的民主氛围，而这种氛围是繁荣学术和艺术绝对需要的。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党在学术、艺术领域中的正确政策，没有民主的氛围，死气沉沉，人云亦云，把“独立思考”精神打入十八层地狱，则多数的好书，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破土而出的。
    但，出版界无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这种看法是公正的话，那么，出版界在这方面，应负的责任是什么呢？
    3．当今，出版界有一种提法是：图书的出版“应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这样的提法，到底是否全面？有人更把这种“导向”理解为“能赚钱的书就出，不赚钱的书就不出”，这样做行不行？图书是一种精神产品，把复杂的精神产品的生产等同于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不是违反了整体的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书当然要面向市场，要考虑市场的需要。因此，出版部门当然要下大力量，对图书市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调研的基础上，对市场情况作出中肯的分析和判断。过去，对这工作，有不少单位做得很好，但也有不少单位，还需大力加强此项工作。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确实也有一些书籍，在市场上需要是很少很少，而出版它们，确实又是积累文化的需要，研究科学的需要，启迪民智的需要，建设社会文明的需要。制订选题时，遇到这一类有价值的出版物，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如果仅仅因为出这一类书不但不赚钱，反而要贴不少钱，就把它们打入冷宫，是否与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其实，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老问题，如今是更加突出了。在当今条件下，这问题应该如何正确、妥善地解决？在目前，健康地发展图书市场，还需要什么辅助力量或制衡力量？这的确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美国全国有几万个各种类型的基金会，据说，资金加起来有几千个亿。基金会在发展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和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是一种极好的社会辅助力量，同时也是在这方面对市场经济的一种制衡力量。其中有些基金会有资助出版的项目。一些高档次的各类科学著作，某出版单位无力出版，就向基金会申请资助，经过基金会认真研究讨论通过后，就可以给予资助。我国出版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结合我国的传统，汲取这些经验，是一个可以讨论、研究的问题。
    4．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瞎吹、瞎捧的不良风气，也影响到出版界。在历史上，这种不良风气，曾使我们全民族吃了大亏。现在，如果不加以注意、制止，肯定将会“重蹈历史覆辙”。出版界应如何对待这种不良风气呢？最后这个问题，上述那篇杂感没有涉及。但这一问题因与前面提到的问题有密切关联，所以，也在此一并提出。至于上述杂感中提到的书价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牵涉面很广而又很复杂、很具体的问题，并涉及到一些历史上的原因。我国加入WTO以后，恐怕还有一个与国际逐渐接轨的问题。而且，我国各地情况也不尽相同，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事。妥善的解决办法是，由相关的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市场状况作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后，再提出解决方案。
    近十年来，《出版科学》刊登过许多有关出版学、编辑学方面有分量的好文章，有目共睹，成绩斐然，希望以后还能就出版界面临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继续发表一些重要文章，启发读者的思考。现在，我写这样一篇不登大雅之堂的杂感，来纪念它创刊十周年这个隆重的日子，不知是否会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