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出版科学

    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编辑概念的界定。只有在对编辑活动的本质有了基本一致的认定后，才可以对编辑活动本质规律进行探索。不能忽视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任何事物或事实都早于它们的概念而产生，对于编辑活动而言，编辑事实早于编辑概念的出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在确定编辑概念时却往往忽略原始编辑活动的存在，表现就是从现代编辑职业的角度去规定编辑活动的内涵和外延。所以，本文首先要探讨一下编辑活动的本质。
一、价值判断与规范化是编辑活动的本质
    编辑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编辑活动产生的上限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殷商文明的代表是甲骨文。在充满神秘气氛与历史气息的甲骨版片中，经过细心的查找，不难发现原始编辑活动的痕迹。当时编辑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编辑活动以纵向传播为主，与祭祀活动紧密联系：古代记载有“商人尚鬼”的话。正如现代人对科技深信不疑，商人确信鬼的存在和威力。他们认为鬼充斥于人们四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疑脱“有”字），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殷商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礼记·丧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尊神事鬼、崇信上帝鬼神、迷信巫祝贞卜之术，正是商代社会的特点。在商代，神权巫术与王权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事奉鬼神是商王室的首要任务，“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是商文化的主要表征。
    编辑概念的确定要能够涵盖古今所有的编辑事实。笔者认为，价值判断与规范化是编辑活动的本质。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那么编辑活动的特殊矛盾是什么？有的同志认为是“编辑在精神产品的传输过程中，通过自身的中介作用，调剂作者和受体（受众）的供需矛盾，使两者最大限度地趋于统一”。但是在原始编辑活动产生的时期及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这并不是编辑活动的特殊矛盾。当时的特殊矛盾是选择什么样的信息记录在珍贵、稀少的载体上面，本质上是对信息的价值做出判断与取舍，对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交流倒不那么在意，更谈不上作者与受众的供需矛盾。甲骨文内容繁多，但因为当时最重要的就是人鬼交流，所以卜辞就成为首选信息进入传播渠道，传世的甲骨文也就以卜辞居多。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当然，随后编辑者还要对卜辞从内容到形式进行编辑、加工，使之符合一定的规范。即使在现代，编辑活动也不仅仅是使进入传播渠道的精神产品满足受众的需求与作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使其符合特定的政治、法律、道德、传统习俗、文化氛围等社会环境的要求。编辑者往往要综合社会方方面面的因素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再对文本进行内容与形式上的规范化。
    有人认为选择与加工才是编辑活动的本质。这个表述不是很清晰、很准确。“价值判断”较之“选择”内涵更为丰富，更能够体现社会环境对编辑活动的影响，强调编辑活动是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不同社会的编辑活动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选择”一词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或弱化了编辑活动的这个重要特点，使人觉得编辑活动是一个孤立的活动。“规范化”较之“加工”，更能明确地指出编辑活动有自身的一套标准，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规范化”不仅仅是“加工”，还有使精神产品符合编辑活动自身确立的规范的意思，编辑者不仅仅是编辑规范的执行者，还是编辑规范的创造者。
二、对客观现实的创造性把握
　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
    价值判断与规范化表现为编辑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创造性把握，列宁认为规律是本质的关系。之所以说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客观现实的创造性把握，包含如下两方面的意思。
    1．编辑活动的对象是客观现实。在编辑活动中有三种客观现实：编辑活动所在的客观社会现实，编辑主体面对的由作者创造的文本现实，编辑活动的成果——媒介现实。编辑活动的对象主要是其中的客观社会现实和文本现实。媒介现实有时也成为编辑活动的对象，但主要是受众接受活动的对象。客观社会现实是编辑主体与作者都要面对的客观现实，文本现实是作者脑力劳动的产物，是编辑主体直接的工作对象，媒介现实则是编辑活动的精神产品。主观与客观是相对而言的。对于作者来说，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他面对的客观现实，他创作的文本则是主观的，包含了他的价值观、审美观等等；对于编辑主体来说，他置身其中的世界是一种客观现实，作者创造的文本是另外一种现实，是外在于自己存在的，是自己的工作对象，而自己对文本现实加工以后形成的产品——媒介现实则是主观的，其中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思想表现以及对外在环境的协调或批判。
    文本现实是编辑活动的直接对象，客观社会现实是编辑活动的间接对象。编辑活动的最终目的不是把文本现实加工为媒介现实，而是通过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对整个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维持文化的传承，推动文化的革新。以往的许多研究都仅仅把作者创造的文本现实——未经编辑加工的精神产品作为编辑活动的对象，而忽视了编辑活动指向的最终目标——客观社会现实。客观社会现实不仅包括政治、法律、文化氛围、传统习惯等等，还包括编辑主体所在的媒介组织以及已经存在的传播内容等。其实，文本现实是与客观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编辑主体对作者的作品进行编辑加工时，必须考虑客观现实的要求，要达到文本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相互协调。编辑活动还可以通过媒介现实的创造，对客观现实发生反作用。这在后面会详细谈到。
    2．编辑主体是媒介现实的创造者。媒介现实在内容、形式、价值上都与文本现实不同。编辑主体不仅仅是对他人作品的修补，更是一种新的文本的创造者。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可以进入传播渠道。通过编辑主体的价值判断，符合要求的文本经过对内容和形式的规范、优化，成为不同于原先的文本的媒介现实。编辑对信息的选择不是采取平均数的方式，而是选择整个信息当中他认为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选择过程中的分析、批评、修饰和颂扬是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一定的价值观念做出的。单个的媒介现实与文本现实相比，在形式、内容甚至价值上都有所不同了，至于整个的文本系统与媒介现实系统相比，差别就更大了。媒介现实表达了编辑主体对文本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判断、评价与协调，是编辑活动的产物，是编辑主体的产品。所以说，编辑活动是对现实的创造性把握，是对事物的再创造，是对意义的再解释；编辑者不仅是形式和审美的创造者，同时是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者。例如孔子的编辑活动就处处渗透着他的社会理想与哲学思想，虽然文本来源于别人，但是经过自己的增删、修补、加工，已经注入了与文本现实不同的东西，媒介现实已经与文本现实产生区别，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读作品的选本时，自以为得到了原作者的意思，实际上得到的却是选集编辑者的思想与看法。
    由这一基本规律出发，可以派生出相互作用规律、目的性规律两个普遍的编辑规律，它们是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补充与进一步阐发。
三、相互作用规律
    传媒提供给受众的现实是一个经过编辑建构的世界，也就是说，在受众与文本现实之间，其实有一个客观的世界被包装、润饰和过滤。作为媒介现实的创造者，编辑看来似乎无所不能。但是经过分析发现，编辑者其实是一个“戴着镣铐的舞者”——他是不自由的创造者。编辑活动受到编辑主体、受众、媒介组织、社会情境、已有传播结构等多方面的限制，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编辑环境。编辑环境一方面对编辑活动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编辑活动的反作用，两者是相互作用的。
    1．编辑活动与编辑主体。施拉姆认为，不论是编辑者还是受众，“所有参与者都带了一个装得满满的生活空间——固定的和储存起来的经验——进入了这种传播关系，他们根据这些经验来解释他们得到的信号和决定怎样来回答这些信号”。在传播过程中，编辑和受众都会透过潜在的选择机制以强调（或省略）事件中的某一部分。也就是说，编辑要受自己已有知识结构和“成见”的制约，受众同样如此。“成见”是人们进入艺术理解前的先入之见，是由具有丰富知识与经验背景的人们理解文本的“前结构”。“成见”非但不是理解的障碍，相反，正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并且也是理解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编辑在选择过程中必然带有相当的主观倾向，用自己独有的目光去审视事件。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处于大量信息的包围之中，但是人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加工信息的能力有限，这便产生了编辑。编辑者已有的知识结构或“成见”不仅决定着他在环境中选择何种信息加以组织并纳入传播系统，而且决定着他对于认识对象将选择性地抽取什么特征加以强化、凸现。由此可见，编辑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编辑活动的方向与价值取向。
    2．编辑活动与受众。受众一方面受到编辑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众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编辑的自由。所有传播总包含着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或多或少的认真的交流与讨价还价。因此，传播就像一场谈判，其结局往往难以预测。“人们通过一个过程去选择和使用媒介，这种选择和使用根据受约于更为广泛的文化、社会经验的兴趣和需求而定”。在各种情况下，任何信息流都不能不通过个人定式，而个人定式是选择客观材料的一种特制的“筛选器”。个人差异、社会类型、社会关系“就像环绕受众的屏障，所有的信息都要经过这三道屏障的吸收、反射才能达到受众。由于每一个受众的个人差异、社会类型、社会关系差别很大，因此这种吸收、反射过程也千姿百态，带来受众的接受效果也是迥然相异的”。而受众主体对信息的接受经过了四个环节：选择性注意、选择性认识、选择性记忆、选择性行动。每一环节都凸现出受众的主体意识及对编辑话语的反抗。受众总是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在逃离编辑强势话语笼罩的天空，追求与编辑等传媒制造者平起平坐。“从某种意义上说，参加传播的人是由于某种支配他们的表现的契约而进入传播关系的 ”。其实，编辑者与受众是传播关系中的两个主体，媒介是在“主体间性”中发挥传播作用的。受众的独立性是明显的，对编辑强势话语的反抗也是客观存在的。在受众可以获得的大量信息中，每一受众主体都特别注意选择那些与他的兴趣有关，与他的立场一致，同他的信仰吻合，并且支持他的价值观念的信息。他对这些信息的反应受到他的心理构成的制约。这一点已经为众多的传播学者所认识。
    3．编辑活动与媒介组织。编辑活动还受到媒介组织的限制。编辑者必须根据传播内容的种类来制作讯息，而每一传媒亦向传播者提供一种特殊的约束与可能性的混合物。编辑者还会受到周围同事们的影响，他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工作群体的规范与价值观的限制。编辑者个人持有的信念和态度可能与其组织持有的不同，媒介组织可以强制编辑者服从明确的或不言明的规则。另外，由于传媒内容的公众性，编辑者的生产公开受到公众的审查，从而在心理和法律两个方面给编辑工作以一定约束。编辑者除了受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基本群体的影响外，还受到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情境的影响。
    4．编辑活动与社会、文化。编辑活动所在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气氛是编辑活动难以摆脱的约束。一定的价值观念、传统心理、思维方式、经济水平、政治气候总是会对编辑活动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已有的传播结构和文化情境始终在编辑者周围如无形的上帝之手，对其施加影响。“在每一次传播中，我们的文化总是与我们同在，它反映在我们的语言里，并通过我们的语言得到反映”。已有的传播结构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于编辑者生存的世界，存在于编辑者的深层记忆之中。媒介现实一旦摆脱了编辑的即时性，就可以超出编辑的语境所具有的种种历史的、心理的、社会学的限定，表现出更广泛、更重要、更奇特的意义。编辑活动往往受到已有传播文本深层暗示结构的影响。“传播过程是向前发展的，今天的传播内容将影响到以后传播的结构和内容”。例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生长于斯的司马迁在作《史记》的时候，虽然决心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到头来所谓的“一家之言”不过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仍然没有跳出统治者所规定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窠臼。
四、目的性规律
    编辑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有人认为编辑活动的目的就是传播。其实，传播只是编辑活动的表象目的、浅层目的。编辑活动还有发表一定见解的目的，而其终极目的是文化的传承与革新。说编辑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文化的传承与革新有两个含义：一方面，编辑活动要收集、判断所有文化产品中的精华，通过创造性的编辑活动，将其纳入传播渠道，使其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当已有的文化结构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车轮时，编辑活动就要兴利除弊，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观念，推进文化的革新，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
    编辑活动的目的性规律是编辑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从实践论的观点来看，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学习、体会的过程。纯粹的事实几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之外。也就是说，事实仅仅存在于被讲述当中，不管是由人来讲还是由物来讲。原始事实总是被人加以解释，被信息传递者加以中介化。而这个讲述者或信息传递者（包括编辑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组织加工者，对原始事实要进行修饰、折射、美化或丑化、批评或赞扬、解释或进行总结，总之，要把这个事实放在一个特定背景里（结构中）或把它孤立起来。这样，编辑就达到了某种意图：编辑活动正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所有被传播的信息都是一种解释，一种言说，我们在传播中不是无目的的、无功利的。而传播总是一种服从于传播者利益的策略行为，总是为了和受众建立一种关系：说服，教育，诱惑或者简单地为了让自己的声音有人听见以表明自己的存在。编辑活动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信息管理，负责用一定的方式来展示事物。在成千上万种传播方式中，没有一个是自然的、无意识的。编辑主体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要防止滥用编辑权力，产生不良后果。
    例如孔子作《春秋》就是一种有目的的编辑活动。孔子的《春秋》是在鲁国史书的基础上进行编辑加工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改动：一是起讫时间缩短了，只取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因为当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二是在文字上作了改动“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者丘窃取之矣’”。由于对史书作了改动，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杜预也说：“仲（下转14页）（上接17页）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孔子的目的是通过史实的讲述，表明自己对周朝礼乐社会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