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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3年第3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工作也要“三贴近”
纪念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十周年
·谈谈省、市编辑学会的性质和任务
·关于编辑学会的认识与思考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出版专业学术期刊的定位--为《出版科学》创刊十周年而作
·编辑代表作的意义
·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
·编辑方法论刍议
·编辑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编辑核心竞争力初探
·小说文稿的审读和编辑加工
·校对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出版学·出版工作
·出版文化与出版产业建设
·追念韩国安春根教授
·安春根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活动
·高校文科学报与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
·试论图书馆管理创新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百科全书的可读性与视听性--漫话多媒体百科全书的浏览功能
·电子出版学科建设浅议
·略论互联网对版权保护的挑战
书苑掇英
·关注图书“性能价格比”
·重视图书版本的创新
·编辑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装帧设计重在创意
·我编《盘龙城青铜文化》
编辑史·出版史
·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
编辑随笔
·《老出版人肖像》后记
·文学与艺术的交融
·我当主编惬意时
·科技工具书的选题策划
·由《谁动了我的奶酪》想到的
编者·作者·读者
·重学术,重规范,与时俱进
·我与《出版科学》
·《新帮手》系列热销引发的反思
·我编辑的第一本书
品书录
·民俗文化的历史再现
·大师风范 艺术真采
科研信息
·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
·2003年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出版
·湖北出版文化城正式落成
·《点击〈出版科学〉》出版
纪念湖北省编辑学会成立十周年
·围绕编辑学研究的议论
编辑语文知识
·谈编辑的语文修养
·编辑要练就过硬的“文字纯洁功”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事”
·编辑要善于利用工具书

 

校对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周 奇
摘 要: 校对的性质、任务及其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校对的功能及其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演变和发展,校对的主体、客体及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校对的基本方法及现代校对方法的创新,校对的基本制度及校对制度创新。
关键词: 校对 基本理论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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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校雠的含义,刘向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通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刘向的这个定义,鲜明而形象。他告诉我们:校与雠,是两种校对功能和两种校对方法。校的主体是一个人,客体是一本书,校对主体采用通读的方法,通过书中的内在矛盾,发现并改正谬误。雠的主体是两个人或多个人,客体是一种书的两种或多种抄本(通称版本),校对主体将不同版本对读比照,发现诸本的差异,然后对“差异”进行考辨,“择善而从之”,目的在于改正传抄的讹误,恢复原著的真貌。
    刘向为什么用“雠”来表示“对校”呢?雠,会意字,左右各一个“隹”字,隹是象形字,甲骨文里有,象鸟之侧形,本义“短尾鸟”。两个“隹”,中间夹个“言”,会意为“对鸣”。由“对鸣”引申为“对答”“对头”“仇敌”。刘向用“雠”表示“对校”,除了用它的“对鸣”义外,还用了“仇敌”义,表示“猎错如猎仇”,所以古代学者又将“校雠”称作“校仇”。这也说明了“校雠”的严肃性。
    刘向用“雠”取代“校”的“对合”,同时赋予“校”“校其上下,得缪误”的新义,创造了“校雠”这个新词,是对校雠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其实,这是客观形势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向校书要做六项工作:备众本,订脱误,删复重,辨异同,增佚文,存别义。辨异同只是其中一项工作,他还要做大量的查考、推理、判断、删削工作。这一系列工作只用“对合”来概括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创造了“校雠”这个词来表示新的校书功能。刘向等人经过几十年的精心校雠,为后代留下了大批古籍善本,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校雠理论上的卓越建树,更为后世学者所推崇。
    在长期的校雠实践中,“校雠”的内涵不断扩大,除了文字比勘订正外,还兼及版本、目录、典藏。到南北朝时,学者们将“校雠”分为“广义校雠”与“狭义校雠”,并用“校勘”这个词来表示“狭义校雠”,专指文字比勘订正。“校勘”的“勘”,取“甚力”的含义,表明校书工作当下大功夫花大气力。所以,文字学家将“校勘”定义为“覆定”,即再三校核而后定。
    随着出版生产力的发展,校勘工作又出现分工。东汉发明了纸,隋唐发明了雕版印刷,因而出现了用雕版批量复印图书的出版生产革命。古籍经校勘而成定本之后,先用毛笔誊写在纸上,叫做“写样”,然后将写样反贴在木板上雕刻。由于写样时可能出现错漏,在刻版之前必须比照定本核对写样,改正差错之后再行刻版。这样,古籍出版过程就存在两次校勘:第一次在写样之前,其任务是完成定本;第二次在写样之后,其任务是改正誊写错误。这第二次校勘,后来称作“校对”。宋版书上印有编纂者和校对者的姓名,说明那时开始出现编校的分工。编纂(包括校勘)和校对的彻底分离,是出版生产近代化之后的事,即引进铅活字排版和机器印刷技术之后的事,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由“校”而“校雠”而“校勘”再演变为“校对”,反映了我国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说明了编校分离是出版生产近代化的产物,是历史的进步。
    现代校对是由古代校雠演变而来的,但是与古代校雠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最主要的区别是:现代校对处在编辑工作完成之后,不承担古籍的校勘任务,现代校勘属于编辑工作。现代校对虽然沿用隋唐以后的“校对”这个术语,但其内涵也与古代校对不尽相同。首先是对象不同。现代校对的对象不是写样,而是编辑定稿本(原稿)和据此排版打印的样张(校样)。其次是任务不同。古代校对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将写样与定本比照核对。现代校对的任务有三:一是比照原稿校核校样,依据原稿改正排版错误;二是采用通读方法,发现并改正原稿本身可能存在的错误;三是通过技术整理,保证版面格式的规范与统一。再次是校对制度不同。现代校对作为出版生产流程的独立工序,建立了一整套校对质量保障体系。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现代校对的特征是编校分离,编辑清源,校对净后,共同构筑出版质量保障体系。这种体系是与出版生产现代化相适应的。
    但是,我们将现代校对与古代校雠进行全面比较,分析校雠的历史演变过程,不难发现现代校对与古代校雠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都是相同的,都是以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出版物出版之前,为读者提供优质(善本)出版物为终极目的,都是以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作为职业责任的。
    了解校雠的含义及其发展演变,以及现代校对的性质和任务,就容易理解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了。
    具体说,关于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即从出版物生产过程来考察和从校对工作与编辑工作的关系来考察。
    从出版物生产过程来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校对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
    校对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列宁的观点。列宁在编辑《火星报》期间,十分重视校对工作,他强调指出:“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保证校对得很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
    出版物是一种思想文化信息载体,其作用在于将负载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并作为文化遗产积累留存。实现文化传播和积累,最重要的条件是“保真”,即准确无误,完整无缺;失真的信息是没有传播和积累价值的。
    出版物是通过文字记载和传递信息的,信息的保真,有赖于用字用词的准确。清代学者戴震说得很明白:“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明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他把道(思想、知识、经验)词、字的关系讲得十分透彻。真理与谬误之间,有时只是一字之差,字词的差错会使信息失真甚至走样。明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叙述了宋刻本杜诗一字之差造成的谬误。杜甫《秦川雨晴》诗云:“天永秋云薄,从西万里风。”为人们描写了秦川秋高天远、万里来风的壮丽景色,也抒发了诗人的远大抱负。宋刻本却将“天永”错作“天水”(形似而讹)。永,本义“水流长”,引申为时间的长久和空间的辽阔,“天永”义为天高地远,所以才有“从西万里风”。而“天水”,乃秦川郡名,无高远的含义。“天永”与“天水”一字之差,意境迥异。洪迈概叹说:“若用之入此篇,其志思浅矣!”一字之误,危害如此,错本的危害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南宋诗人陆游说:“错本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他的观点十分鲜明:出错书不如不出书。清代学者顾广圻曾用六个字概括错本的危害:诬古人,惑来者。“古人”指的是古代作者,“来者”指的是后代读书人。出错书,既会诬枉作者(诬古人),更会误导读者,贻害后代。
    鲁迅曾经指出:“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出版过程存在的价值,在于正确、完整地转移作者的劳动成果,并在作者劳动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重要表现,就是不但要消灭作者劳动成果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差错,还要发现并弥补作者劳动成果本身的不足, 从而达到准确无误、完整无缺的“善本”要求。鲁迅把校对摆在与创作等同的地位,给出版过程的校对环节以明确的责任定位,而责任定位与作用定位是一致的。
    上面说的是,从出版物生产过程来考察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出结论:校对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
    下面再从校对与编辑工作的关系来考察。
    校对工作与编辑工作的关系,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同源,分流,合作,同归。
校对工作是与编辑工作同时出现的,校对工作历来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相当时间里,编校是合一的。古代的编校合一,是与当时的出版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编校分流是出版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出版生产集约化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编校分离,促进了校对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校对管理的完善,也造就了现代校对人才。现代校对的点校法、折校法、核红、整理以及校对软件的应用等等,都是对古代校雠技术的发展;现代校对的“三校一读”“集体交叉与责任校对相结合”“校对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相结合”“校对质疑与编辑排疑相结合”,以及定额管理和质量量化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更是古代校雠所不曾有过的。
    校对工作从编辑工作中分离出来了,但校对工作作为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基本属性并未改变,它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
    综合上述考察论证,关于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作出这样的界定:校对工作是编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殊的编辑工作,是出版生产流程中的独立工序,处在发排后、印制前这一质量把关环节,其作用是将文字差错和其他差错消灭在出版之前,从而保证出版物的传播价值和积累价值。校对工作同编辑工作一样,是文字性、学识性、技术性的创造性劳动,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因而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

校对的功能及其在
新技术条件下的演变和发展

    刘向关于“校雠”的定义,已经概括了校雠的两大功能:“校其上下,得缪误”——发现原著存在的谬误;“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发现不同版本之异同,改正传抄的错讹。清代校雠大家段玉裁,总结了两千多年来的校雠经验,用更加明晰、更加准确的词语,将校雠的两大功能概括成六个字:校异同,校是非。校异同和校是非也是现代校对的基本功能。
    什么叫做“校异同”?段玉裁说:“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什么叫做“校是非”?段玉裁说:“定本子之是非。”
    具体说,校异同的要旨在“异同”上,要求校书人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逐字逐句进行比照,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或者漏字、多字,或者用字不同,或者句子有别,总之是有差别,说明存在问题。“同”一般可以不去理它,发现了“异”(不同)怎么办?段玉裁的办法是:“据异同而定是非”“择善而从之”。因为不同的版本之间出现了“异”(不同),但不能立即断定哪个本子是正确的,必须进行比较分析,作出是非判断,选择其中更恰当、更合理的,“择善而从之”。有时可能诸本皆错,那就需要推理判断。现代校异同不同于古代校异同,现代校异同是比照原稿核对校样,发现了校样上的“异”(与原稿不同),原则上应依据原稿改正校样,而无须进行是非判断,这叫做“对原稿负责”。
    校是非不同于校异同,它的功能是发现“本子”(古代校是非的对象是原著,现代校是非的对象是原稿)之是非,这与“异同”无关,因为几个本子都相同却可能都是错误的。就是说,要分析字义、词义、文意,从而作出是非判断。所以,段玉裁认为:“校书之难,在于定其是非。”
    段玉裁对校雠功能的概括,不仅是对刘向“校雠”概念的阐释,还反映了两千多年来校雠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段玉裁认为:“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而不断是非,则误今人。”这两句话十分精辟,阐述了校雠两大功能的不同作用。所谓“正底本”,即改正传抄、传刻错讹,恢复原著真貌,表现了对原著作者负责(不诬古人);所谓“断是非”,即发现并改正原著可能存在的谬误,表现了对读者负责(不误今人)。段玉裁的这种校雠理念和态度,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
    校异同是机械法,功夫在“对”,要求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校是非的功夫在学识、心智,要依靠校书人的学识水平和判断能力。
    校对的两大功能必须全面实现。要全面实现校对的两大功能,必须做到如下三点:
    第一点, 校异同与校是非两种功能同样重要,不可偏废。不校异同,就不能保证作者的劳动成果准确、完整地转移;而不校是非,就不能发现和弥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疏漏,就不能发现和改正作者劳动成果本身的讹误。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造成谬误流传,贻害读者。既校异同,又校是非;既对作者负责,更对读者负责。对读者负责与对作者负责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强调校对工作者要树立“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理念。
    第二点, 校对的两大功能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和校对客体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孔子校书,强调“述而不作”;到了西汉,由于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刘向提出“校雠”的新概念,把校雠的功能扩大了。唐宋以降,校是非的功能逐渐提升,到了清代,明确把“定本子之是非”作为校对的基本功能之一。学者们在长期的校对实践中发现,“本子之是非”是客观存在。清代学者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说:“盖是书之讹脱久矣,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书,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各类差错共计1 318处,而错别字(字之讹者)就占44%。近现代史学家陈垣校沈刻本《元典章》,查出“谬误一万二千余条”。他将这一万二千多条谬误作了分析,有了重大发现:“其间无心之误半,有心之误亦半。”所谓“有心之误”,是沈刻本因妄改、妄添、妄删、妄乙造成的错误。上海市出版界的校对工作者对原稿和校样的差错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无心之误”和“有心之误”也是各半。这里说的“有心之误”是指原稿存在的各种错误。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只对原稿负责,则只能消灭一半错误。根据上海、湖北等省市的统计分析,当代的书稿中的差错率普遍超过2/10000。这就是说,不改正原稿上的错误,即使排版无一差错,多数图书还是达不到编校质量的合格标准。这说明,面对当代出版工作中的校对环境,校是非的任务加重了,校对工作者必须从“对原稿负责”的传统理念中跳出来,树立消灭一切差错“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新理念。
    第三点,在新技术条件下,校对的功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校是非逐渐提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校异同随之降为校对的辅助功能。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介入出版生产过程,校对客体发生了变化:纸介质书稿逐渐被磁介质书稿取代。磁盘书稿将原稿和校样合二为一了,校对者无原稿可资比照,“对原稿负责”失去责任依凭。校对客体的这种改变,使得校对的两大功能发生易位:校是非将提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以校异同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校对将被以校是非为主要功能的当代校对取代,这是出版校对工作功能和作用的重大变化。
    磁盘书稿将原稿与校样合二为一,也将排版差错和作者写作错漏合二为一,两类差错都以“是非”形式出现,校对者进行无原稿校对操作,只有进行是非判断才能发现差错。但是,以校是非为主,并不意味着校异同功能的消失,它在核红、整理、对片过程中仍然用得着,在校是非过程中也有用武之地,比如前后互证、文注比照、图文对照、引文核对等。
    新技术催发的出版生产革命,使沿袭两千多年的校对功能发生重大变化,要求校对工作者与时俱进,适应这种变化,在“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新理念指导下,进行校对方法、校对体制、校对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起适应新情况、应用新技术的校对质量保障体系。

校对的主体与客体
及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
    
    校对活动是校对主体与客体矛盾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客体存在讹误,一方面主体要改正讹误,两者互为条件,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只有当客体的讹误得到改正,主体查错改错的目的得以实现,校对的矛盾运动才会结束。
校对客体即校对工作的对象,是独立于校对主体之外而存在的客观事物。校对主体即以校对客体为工作对象的个人或群体。
随着出版方式的发展变化,校对的主体和客体也不断发生变化。
    古代的校雠是古籍整理的主要手段,其任务有二:一是蒐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谬误,厘定部局;二是比勘篇籍文字异同而求其正。目的是:弥补缺失,纠正谬误,恢复原著的真貌。其时,校对的客体是古籍的不同版本,校对的主体是古籍的编纂者。编与校是合一的。隋唐以前,由于出版生产缺乏复印技术不能形成批量规模,编校活动基本上是个人行为。
至隋唐宋,先后发明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出版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编校活动逐渐走向分工。出版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使校对的主体与客体也随之发生变化。对古籍的校勘,主客体依旧;对写样或打样的校核,客体变成了校正本和写样或打样,主体变成了从编纂者群体中分离出来的校对者。
    到了近代,由于铅活字排版和机器印刷技术的引进,编校终于彻底分离,校对成为发排后、印制前的独立工序,校对者作为这一工序的主体,保证排版准确无误,同时发挥着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此时,校对的客体有二:一是编辑审读加工后的文稿,即原稿,另一是依据原稿排出的校样。
    20世纪90年代后期,计算机技术介入出版生产,书稿的介质由纸变成了磁盘,将近代以来的两个校对客体合二为一了。但是,校对客体的这种变化,并未引发校对主体回到编校合一,只是校对功能发生了变化,校是非提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这样,校对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更加突出了。
    现代校对的重要特征,是校对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相结合。所谓校对主体多元化,指作者、编者和专业校对员共同参与校对,组成校对主体群。此外,还有日益增多的非专业校对(通称社外校对)群体参与校对活动,成为一支重要的校对方面军。
    作者校对,属于自校。其优势在于对书稿的总体把握与书稿涉及领域知识的掌握。编辑校对,属于半自校。其优势在于对书稿的全面了解和对相关知识的熟悉。但是,作者自校和编辑半自校也存在劣势,主要表现是:在阅读方式上“得意忘形”,往往难以感知个体字符的差异;在阅读心态上“自我欣赏”,往往难以查疑猎错;因熟悉内容而导致“熟能生错”,对字里行间的差错往往视而不见;校读时一扫而过,往往前后失顾,难以察觉内在矛盾。而这些劣势,正好可由专业校对员的相对优势弥补。校对员校对属于他校(指第三者,不是校对方法的“他校”),其优势在于态度客观,技术娴熟,且深谙出错规律。三个校对主体优势互补,才能最大限度地消灭差错,从而保证出版物的质量。
    非专业的社外校对,情况比较复杂,经过较长时期的校对训练和校对实践,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具备专业校对员的水平,成为校对的重要力量。对社外校对,要实行选拔、培训、淘汰的机制,从而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素质较高、学科门类齐全的校对队伍。
    前面说了,校对活动是校对主体与校对客体矛盾运动的过程。校对主体与校对客体的矛盾运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校对客体存在差错的客观性和校对主体消灭差错的主观能动性的矛盾;校对客体差错的复杂性和校对主体知识的局限性的矛盾;校对客体出错缘由的多重性和校对主体投入的有限性的矛盾。校对主体与校对客体的上述矛盾,反映了校对活动的本质特征。因此,要促使矛盾的转化,即将客体的差错转化为正确,就必须充分发挥校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还必须采取有效的校对手段,以及建立校对质量保障机制。
    校对活动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看似容易,实则艰难。正如校雠史学者蒋元卿所云:“校雠一事,似易而实难,似粗而实细。不明校雠之法,固不能为功;然即有精密之法,若不悉古书致误之由,则亦无以施其技。”古籍校雠如此,现代校对亦如此,它决不是什么“简单劳动”。
    校对活动的具体过程,首先是客体作用主体的眼,然后经过大脑进行比照和判断,其间要运用知识和经验,开展比较、鉴别、推理等一系列活动,必要时还要查阅相关资料(工具书等),最后作出正误判断,并指挥手对校样进行修改(或质疑)。这个过程,有时是短暂的甚至是瞬间的,有时却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反应就快捷,活动过程就缩短;反之,活动过程就会拉长,甚至花费很长时间仍不能作出正误判断。
    由此可见,校对活动的过程,是生理的心理的转换过程,是信息流通和处理过程,因而是创造性的思维过程。 (ID: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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