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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向关于“校雠”的定义，已经概括了校雠的两大功能：“校其上下，得缪误”——发现原著存在的谬误；“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发现不同版本之异同，改正传抄的错讹。清代校雠大家段玉裁，总结了两千多年来的校雠经验，用更加明晰、更加准确的词语，将校雠的两大功能概括成六个字：校异同，校是非。校异同和校是非也是现代校对的基本功能。
    什么叫做“校异同”？段玉裁说：“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什么叫做“校是非”？段玉裁说：“定本子之是非。”
    具体说，校异同的要旨在“异同”上，要求校书人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逐字逐句进行比照，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或者漏字、多字，或者用字不同，或者句子有别，总之是有差别，说明存在问题。“同”一般可以不去理它，发现了“异”（不同）怎么办？段玉裁的办法是：“据异同而定是非”“择善而从之”。因为不同的版本之间出现了“异”（不同），但不能立即断定哪个本子是正确的，必须进行比较分析，作出是非判断，选择其中更恰当、更合理的，“择善而从之”。有时可能诸本皆错，那就需要推理判断。现代校异同不同于古代校异同，现代校异同是比照原稿核对校样，发现了校样上的“异”（与原稿不同），原则上应依据原稿改正校样，而无须进行是非判断，这叫做“对原稿负责”。
    校是非不同于校异同，它的功能是发现“本子”（古代校是非的对象是原著，现代校是非的对象是原稿）之是非，这与“异同”无关，因为几个本子都相同却可能都是错误的。就是说，要分析字义、词义、文意，从而作出是非判断。所以，段玉裁认为：“校书之难，在于定其是非。”
    段玉裁对校雠功能的概括，不仅是对刘向“校雠”概念的阐释，还反映了两千多年来校雠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段玉裁认为：“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而不断是非，则误今人。”这两句话十分精辟，阐述了校雠两大功能的不同作用。所谓“正底本”，即改正传抄、传刻错讹，恢复原著真貌，表现了对原著作者负责（不诬古人）；所谓“断是非”，即发现并改正原著可能存在的谬误，表现了对读者负责（不误今人）。段玉裁的这种校雠理念和态度，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
    校异同是机械法，功夫在“对”，要求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校是非的功夫在学识、心智，要依靠校书人的学识水平和判断能力。
    校对的两大功能必须全面实现。要全面实现校对的两大功能，必须做到如下三点：
    第一点， 校异同与校是非两种功能同样重要，不可偏废。不校异同，就不能保证作者的劳动成果准确、完整地转移；而不校是非，就不能发现和弥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疏漏，就不能发现和改正作者劳动成果本身的讹误。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造成谬误流传，贻害读者。既校异同，又校是非；既对作者负责，更对读者负责。对读者负责与对作者负责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强调校对工作者要树立“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理念。
    第二点， 校对的两大功能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和校对客体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孔子校书，强调“述而不作”；到了西汉，由于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刘向提出“校雠”的新概念，把校雠的功能扩大了。唐宋以降，校是非的功能逐渐提升，到了清代，明确把“定本子之是非”作为校对的基本功能之一。学者们在长期的校对实践中发现，“本子之是非”是客观存在。清代学者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说：“盖是书之讹脱久矣，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书，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各类差错共计1 318处，而错别字（字之讹者）就占44%。近现代史学家陈垣校沈刻本《元典章》，查出“谬误一万二千余条”。他将这一万二千多条谬误作了分析，有了重大发现：“其间无心之误半，有心之误亦半。”所谓“有心之误”，是沈刻本因妄改、妄添、妄删、妄乙造成的错误。上海市出版界的校对工作者对原稿和校样的差错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无心之误”和“有心之误”也是各半。这里说的“有心之误”是指原稿存在的各种错误。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只对原稿负责，则只能消灭一半错误。根据上海、湖北等省市的统计分析，当代的书稿中的差错率普遍超过2/10000。这就是说，不改正原稿上的错误，即使排版无一差错，多数图书还是达不到编校质量的合格标准。这说明，面对当代出版工作中的校对环境，校是非的任务加重了，校对工作者必须从“对原稿负责”的传统理念中跳出来，树立消灭一切差错“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新理念。
    第三点，在新技术条件下，校对的功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校是非逐渐提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校异同随之降为校对的辅助功能。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介入出版生产过程，校对客体发生了变化：纸介质书稿逐渐被磁介质书稿取代。磁盘书稿将原稿和校样合二为一了，校对者无原稿可资比照，“对原稿负责”失去责任依凭。校对客体的这种改变，使得校对的两大功能发生易位：校是非将提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以校异同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校对将被以校是非为主要功能的当代校对取代，这是出版校对工作功能和作用的重大变化。
    磁盘书稿将原稿与校样合二为一，也将排版差错和作者写作错漏合二为一，两类差错都以“是非”形式出现，校对者进行无原稿校对操作，只有进行是非判断才能发现差错。但是，以校是非为主，并不意味着校异同功能的消失，它在核红、整理、对片过程中仍然用得着，在校是非过程中也有用武之地，比如前后互证、文注比照、图文对照、引文核对等。
    新技术催发的出版生产革命，使沿袭两千多年的校对功能发生重大变化，要求校对工作者与时俱进，适应这种变化，在“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新理念指导下，进行校对方法、校对体制、校对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起适应新情况、应用新技术的校对质量保障体系。

    
    校对活动是校对主体与客体矛盾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客体存在讹误，一方面主体要改正讹误，两者互为条件，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只有当客体的讹误得到改正，主体查错改错的目的得以实现，校对的矛盾运动才会结束。
校对客体即校对工作的对象，是独立于校对主体之外而存在的客观事物。校对主体即以校对客体为工作对象的个人或群体。
随着出版方式的发展变化，校对的主体和客体也不断发生变化。
    古代的校雠是古籍整理的主要手段，其任务有二：一是蒐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谬误，厘定部局；二是比勘篇籍文字异同而求其正。目的是：弥补缺失，纠正谬误，恢复原著的真貌。其时，校对的客体是古籍的不同版本，校对的主体是古籍的编纂者。编与校是合一的。隋唐以前，由于出版生产缺乏复印技术不能形成批量规模，编校活动基本上是个人行为。
至隋唐宋，先后发明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出版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编校活动逐渐走向分工。出版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使校对的主体与客体也随之发生变化。对古籍的校勘，主客体依旧；对写样或打样的校核，客体变成了校正本和写样或打样，主体变成了从编纂者群体中分离出来的校对者。
    到了近代，由于铅活字排版和机器印刷技术的引进，编校终于彻底分离，校对成为发排后、印制前的独立工序，校对者作为这一工序的主体，保证排版准确无误，同时发挥着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此时，校对的客体有二：一是编辑审读加工后的文稿，即原稿，另一是依据原稿排出的校样。
    20世纪90年代后期，计算机技术介入出版生产，书稿的介质由纸变成了磁盘，将近代以来的两个校对客体合二为一了。但是，校对客体的这种变化，并未引发校对主体回到编校合一，只是校对功能发生了变化，校是非提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这样，校对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更加突出了。
    现代校对的重要特征，是校对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相结合。所谓校对主体多元化，指作者、编者和专业校对员共同参与校对，组成校对主体群。此外，还有日益增多的非专业校对（通称社外校对）群体参与校对活动，成为一支重要的校对方面军。
    作者校对，属于自校。其优势在于对书稿的总体把握与书稿涉及领域知识的掌握。编辑校对，属于半自校。其优势在于对书稿的全面了解和对相关知识的熟悉。但是，作者自校和编辑半自校也存在劣势，主要表现是：在阅读方式上“得意忘形”，往往难以感知个体字符的差异；在阅读心态上“自我欣赏”，往往难以查疑猎错；因熟悉内容而导致“熟能生错”，对字里行间的差错往往视而不见；校读时一扫而过，往往前后失顾，难以察觉内在矛盾。而这些劣势，正好可由专业校对员的相对优势弥补。校对员校对属于他校（指第三者，不是校对方法的“他校”），其优势在于态度客观，技术娴熟，且深谙出错规律。三个校对主体优势互补，才能最大限度地消灭差错，从而保证出版物的质量。
    非专业的社外校对，情况比较复杂，经过较长时期的校对训练和校对实践，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具备专业校对员的水平，成为校对的重要力量。对社外校对，要实行选拔、培训、淘汰的机制，从而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素质较高、学科门类齐全的校对队伍。
    前面说了，校对活动是校对主体与校对客体矛盾运动的过程。校对主体与校对客体的矛盾运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校对客体存在差错的客观性和校对主体消灭差错的主观能动性的矛盾；校对客体差错的复杂性和校对主体知识的局限性的矛盾；校对客体出错缘由的多重性和校对主体投入的有限性的矛盾。校对主体与校对客体的上述矛盾，反映了校对活动的本质特征。因此，要促使矛盾的转化，即将客体的差错转化为正确，就必须充分发挥校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还必须采取有效的校对手段，以及建立校对质量保障机制。
    校对活动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看似容易，实则艰难。正如校雠史学者蒋元卿所云：“校雠一事，似易而实难，似粗而实细。不明校雠之法，固不能为功；然即有精密之法，若不悉古书致误之由，则亦无以施其技。”古籍校雠如此，现代校对亦如此，它决不是什么“简单劳动”。
    校对活动的具体过程，首先是客体作用主体的眼，然后经过大脑进行比照和判断，其间要运用知识和经验，开展比较、鉴别、推理等一系列活动，必要时还要查阅相关资料（工具书等），最后作出正误判断，并指挥手对校样进行修改（或质疑）。这个过程，有时是短暂的甚至是瞬间的，有时却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反应就快捷，活动过程就缩短；反之，活动过程就会拉长，甚至花费很长时间仍不能作出正误判断。
    由此可见，校对活动的过程，是生理的心理的转换过程，是信息流通和处理过程，因而是创造性的思维过程。 (ID: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