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韩国安春根教授-出版科学

    编者按：2003年是韩国出版学会首任会长、出版科学研究的先行者、出版教育事业的实践家安春根先生逝世十周年。本刊特刊发戴文葆和韩国出版学会会长李钟国的专文，以作纪念。
    安春根教授是创建韩国出版学会的第一任会长（1969年6月），其后担任名誉会长。他于1993年1月22日谢世。转眼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梦中。值此先生逝世十年祭，韩国出版文化界隆重举行纪念集会，我萦怀自恨的是，未能应约前往汉城瞻拜他的墓园，献上馨香一炷，参加韩国出版学会主持的学术祭，却无奈地躺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神驰万里到汉城，默默地回想十五六年中令人难忘的交往。
    他本是一位清寒的学者，通过友情的联系，学术的探讨，利用简朴的茶室聚谈，于1969年6月创建了韩国出版学会，并进而开展国际出版文化交流，成为著名的出版“国际论坛”的发起人之一。中韩两国出版工作者之间多年的学术研究纽带，是经他之手亲自编织而成，并经双方共同努力，这条纽带已越长、越新而越富有成果。
    他对出版文化工作的认识，在我们相见交谈之初，便唤起了我们的共识。他十分重视书刊的思想内容，强调“书籍是用文字或其他符号记录人的思想感情的内容”，“起着文化发展的推进器的作用”。出版的使命，“是作为使者向社会宣扬善良，它决不应助长邪恶，利用企业去攫取不当利润”，“为了推进一国必须的民主建设，增进大多数国民的幸福，它必须有责任感，正直，公正，以传播真实的内容为使命”。而且着重指出：“评价一本书时，必须重视内容和形式，而首先应考察其内容。”“这样，一本书或杂志就能切实起到对文化财富的作用，完成读书原定的任务。”一本书刊，“不仅要有趣，而且要有益”。这是他在《杂志出版论》中反复强调的出版的旨趣和目的。书籍杂志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要推动社会不断地进步。
他还特别指出：“出版物比其他任何物件都更强烈地反映发行人的思想色彩。”他认为责任编辑“并不亚于发行人”。因为他们“决定着所编辑的书的质量（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这是由于书刊“浸透了编辑的心血之故”。我还注意到，他分析书刊能否为读者接受，“能否具有存在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对如何活动、创造出什么、怎样对社会起作用，如何改变社会等问题，能否作出恰当的解答”。他列举的这些问题，就是切实而严正的对书刊的解剖刀。
我记得，在他的撰著中，在交谈时，也提到过我国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书刊，如《东方杂志》获得的成功，他认为就是该杂志具有使命感。确是这样，中国出版界的先进前辈们，从戊戌变法运动时代起，到20世纪纷乱的30年代，不是靠调门高唱，而是以苦心经营和不懈苦干，才取得了艰难的发展，都是为了推进出版文化的踏实发展，社会生活的进步，突破旧规，开拓新路。安春根先生谈到出版工作时，都首先强调其使命与功能，而不以大话、空话来哄骗听众。
    在他入世之初，正是他的祖国刚刚脱离殖民地境况不久，战乱频仍之际，此后他一生服务社会的经历，主要就是上述出版理念的体现与躬行。早年从事教育工作，1958年起在汉城新闻学院担任讲师，其后在梨花女子大学讲授出版学，尔后相继在庆熙大学、高丽大学、汉城大学、中央大学与研究生院等高等院校教授出版学科。在组织韩国出版学会之后，他创立了图书出版广文书馆，就任韩国爱书家山岳会会长，举办第一届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担任国立中央图书馆古书委员，以及著名的出版社汎友社编辑顾问，汎友出版奖学会理事长等社会出版文化职务。
    我所知道他对出版事业的贡献尚不止此，仅就对出版学会的领导而言，任期届满后，仍继续关心学会的研究、组织、交流工作。学会的研究论文集于学会成立两个月后即开始编辑出版，到2002年已出到44期。学会是个民间学术团体，靠切实的学术研究来团结大家和衷共事。著述活动如《良书世界》，已出版到46卷。他本人的著作，涉及出版学、书志学、教养书、随笔集等，还有在报刊及其他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可说著作业已等身。安春根还担负韩国出版学术发表会的工作，这是传播国内外出版研究论文的机构。他还在韩国古代文化典籍搜集活动中立下了巨大功绩，并将研读心得在《古书研究》中发表。他又通过大学讲坛，以及出版学会持续的弘扬文化的工作，对全国出版教育及公私出版事业发生影响。他在出版领域方面荣获中央言论文化奖，以及国内外其他奖项十多种，都是当之无愧的。
    安春根教授是出版科学研究的先行者，出版教育事业的实践家，他的影响及于韩国境内外。韩国大学内多设有出版学科与出版研究所，聘请出版学会诸执事先生主持教学与研究，是很受年轻学子欢迎的学科，在他的国家，后继有人。同时先生生前一向期望东北亚地区的出版人加强学术研究的交流。出版业是个朝阳产业，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继往开来，请欢听新世纪的新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