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主编惬意时-出版科学

    我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工作了20年，当了15年主编，曾主编过《邮政技术》《中国邮政》（中英文版）和《科技与出版》，其中让我最为惬意的是退休前5年主编《科技与出版》。当时编辑部的同志很团结，编辑部外天地广阔，工作上得到多方面的支持。那时生活和工作的情景历历在目，至今难忘。
    《科技与出版》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简称科技出版委员会），人民邮电出版社是承办单位，因此编辑部可以“脚踏两只船”，争取到一个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这给我和编辑部的同志带来了工作时的好心情，为办好期刊奠定了良好基础。
    科技出版委员会要求《科技与出版》成为联结各科技出版社的纽带，人民邮电出版社要求该刊成为本社对外的窗口。本着领导的高标准要求，我提出编辑部不承担社里的经济指标，以利于集中精力办好刊物。社领导答应了，这为我们解除了经济压力。虽然两年后编辑部承担了该刊的经济指标，拿不到社里的平均奖，但科技出版委员会在我任主编期间，一直给我们补贴一份与社里给的等额奖金。领导上认可了我们的工作成绩，没有提出过高的经济指标要求，大家都愿意集中精力办好刊物，这使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
    我们除了在内部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外，对外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政府有关部门，与编辑出版有关的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均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得到他们的支持、指导和帮助。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我个人也受益匪浅。我退休前，有几家科技出版社的领导邀请我退休后为他们工作，直到我退休后在金盾出版社上班时，还有的社领导打电话问我能否改变主意。这些关怀让我感到宽慰，我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
    1982年《科技与出版》创刊时，刊名为《科技出版通讯》，1988年改为《科技出版》，1993年由人民邮电出版社承办后，改为《科技与出版》，从此该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办刊宗旨明确为“搭科技与出版之桥，传编印发之经，为繁荣科技出版事业服务”。在众多的编辑出版类期刊中，《科技与出版》的特色定位是“内容新、文章精、信息量大、实用性强”，要求编辑集中力量精选精编短小实用的文章，以务实和创新的工作精神追求刊物的最佳境界。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当时调查显示，《科技与出版》每期刊登的文章有50%左右受到读者好评，编辑部的工作成绩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可。
    1995年《科技与出版》有50篇文章被列入1996年出版的《中国出版年鉴》，位于众多编辑出版类报刊的前列；有11篇文章入选《中国编辑研究》，占各报刊被选入文章的22%；在《1995全国出版工作报刊资料索引》中，《科技与出版》有28%的文章被编入索引。在1995年8月7日的《新闻出版报》上，一位知名的总编辑发表评论文章，概括该刊“注重科学性，读者信得过；注重实用性，读者用得上；注重指导性，读者离不开”。
    1996年《科技与出版》被评为“出版事业类核心期刊”。当年，新闻出版署抽查署直52种期刊的编校质量，《科技与出版》的差错率仅为0.18€F< ，编校质量名列第一。1996年《编辑学刊》第6期，一位主编发表文章赞扬《科技与出版》“反对官样文章，而以实用性、可操作性为刊物特色”。还有一位社长在1996年12月7日的《新闻出版报》上发表题为《敬业可嘉》的文章，赞扬《科技与出版》编辑部的工作。
    1997年《科技与出版》荣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综合优秀奖”和“优秀作品奖”。1997年9月23日的《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一位老资格主编的评论文章《耐读实用与众不同小议〈科技与出版〉杂志的特色》，文章指出：“在众多出版类期刊中，《科技与出版》以其特色著称，其特色主要表现为编辑思想的‘与众不同’。它比较注重实用性，而不去营造已为有些同类期刊所构建的学术性氛围。对于科技出版工作者来说，该刊发表的文章可见可亲可用，对工作起着直接的参考以至指导作用。”还有一位编辑出版界的老同志，在1997年《科技与出版》第6期发表题为《喜读〈科技与出版〉》的文章，指出该刊“注重编辑工作手段现代化的研究”，“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化和国家标准的宣传贯彻”，他感到“一下子被刊物清新的编辑风格和浓重的信息含量吸引住了”。
    以上说明，《科技与出版》已成为得到各方面认可的品牌。尽管《科技与出版》从2002年开始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承办，但编辑部仍然重申原来的办刊宗旨、刊物特色和务实创新的工作精神，并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宣传口号：“《科技与出版》——跨世纪的品牌，由清华人继续打造。”看到这些，我感到无比欣慰，工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我担任主编期间，参与编辑部工作的先后有8位同志，他们都为该刊取得的成绩作出过贡献。特别是编辑部最终形成的四人工作班子，以团结、和谐、进取的工作精神，创造了《科技与出版》的辉煌。
    我们四人思想相互沟通，工作配合默契，每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从而形成了群体优势。一本刊物是一个整体，大家都能从整体出发，在工作中发挥出群体优势，才能把刊物办好。
    我们四人注重团结，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大家相互关心和爱护，关系始终很密切，工作中志同道合，劲都能往一处使。在四人中，我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肖连序是“文革”前的“老三届”，薛陶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张卉是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的“双学士”，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代沟”，在一起生活、工作得很愉快。在外界，我们注重形象，注重影响，与各有关方面相处得很融洽，走到哪里都能受到欢迎。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来，还真是让人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