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湖北省编辑学会会刊《出版科学》创刊十周年。十年来它对推进我国编辑出版实际和理论问题的研究、造就本省与外省跨世纪编辑出版人才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国内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它的成长历程和办刊成功经验很值得回顾和总结。
    《出版科学》创刊以来，我每期必读，给主编去信时免不了写几句读后感，可以说是一个与该刊保持经常联系的老读者。这些读后感反映刊物在出版的当时对读者（一个读者也是读者）产生的影响和当时笔者所关注的问题，与现在来写回顾比起来具有不同的价值。回忆具有模糊性，不可能说得那么具体。考虑到这些读后感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能帮助说明这篇纪念文章要说的问题，现从历年给主编的信中摘录对几期的读后感依时间顺序分述如下：
                       1993年第1期（创刊号）读后感
    3月3日来信及惠寄新出《出版科学》1993年第1期已收到。我开封翻阅时，在一旁办公的编辑同志为贵刊装帧设计和印制之精美所吸引，称赞不已。1986年的试刊我曾拜读过，记得其中有胡光清同志写的《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向》及《有关编辑学编辑工作研究文章篇目辑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我国编辑学研究情况的富有启示性的综述，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它又以光彩照人的全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必将受到出版界同仁们的热烈欢迎。
    刊物总体设计非常好，突出了以编辑工作研究为中心的思想，并紧紧抓住了当前出版改革面临的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问题作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探索，给人以启发。专论明确指出出版社经营管理“承包到编辑个人”不可取，确实切中时弊。夏文丽同志的文章列举具体数据说明编、印、发、供各环节之间存在着利润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很有说服力。我特别爱看的还是《中青年编辑自画像》专栏，我读后为我国编辑事业后继有人而深受鼓舞。像王建辉同志这样一年二审发稿1 000多万字，三审300多万字，责任编辑45万字，工作量能达到这样的高指标在全国编辑当中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出色完成繁重的本职工作之后，还挤出时间从事著述为繁荣我国学术作出贡献，就更加可贵了。
    作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有时要剪下来或者复印一份集中保存。现在贵刊在每篇文章的上方印有专栏名称，最好能在另一侧用小字印上刊名和期号，便于作者保存，这样就不用另写发表于何种刊物了。
　　　　　　　　　　　　　                                     1993年3月20日
                            1993年第4期读后感
    内容密切联系当前出版改革实际，方面广，信息量大，不仅涉及出版系统各部门之间，老中青编辑之间，出版界和学术界、教育界之间，而且涉及省内外、国内外的思想、理论研究及管理经验的交流，全国的同行都会深感兴趣，从中得到教益。教科书的发行权关系到新华书店的生存和发展，王益同志的专论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讲透了。编辑部配发有关的历史资料以加深读者了解，这种做法很好。
    出版社转上市场经济轨道后，比较重视选题开发，有的还专设策划编辑、组稿编辑，而对书稿质量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本期有好几篇文章探讨质量和效益问题，特别是高鸣涵《高校出版社改革的思考》介绍了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建立了质检室，对全社所有图书的全部工序进行质量跟踪和检查，从1993年起每本教材均带“教材质量信息卡”，由读者指出错误和提出更正意见，这些从组织上和措施上落实严格质量管理的经验，对出版社目前实现向优质高效作阶段性转移是有启发意义的。
    本期版面编排有了进一步改进，清爽悦目。阿拉伯数字的分节留空，严格按照国家的数字用法规定办，很少报刊能够做到。
　　　　　　　　　　　　　　                                     1994年3月8日
                           1994年第2期读后感
    1994年第2期《出版科学》最近读后觉得本期各个栏目都不乏佳作，你们精心编发一组悼念王子野同志的文章，并配以多幅珍贵的生平照片，充分表达了出版界对这位老前辈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伍杰同志把图书质量提高到生命线的高度，对提高认识很有帮助。原放同志强调加强对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很有必要。特别是近代史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把近代出版史理出个头绪，将有助于解决古代出版史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大部分书稿似乎仍是铅排的，多数编辑仍保持千百年来的手工操作的工作方式。汪季贤、董巍《编辑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一文讲到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目前已为每两名编辑配备一台微机，90%以上的编辑可以上机操作，1993年发稿的图书90%以上采用微机排版和激光照排，阅后很受鼓舞。像这样的文章似乎可以多刊登一些，以促使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出版社早日设法实现编辑手段现代化。
　　　　　　　　　　　　　                                       1994年8月25日
                           1994年第3期读后感
    《出版科学》1994年第3期读后觉得对第六届全国书市在武汉举办作了很好的配合宣传，使读者及时获得有关的信息，更好地了解湖北11家出版社的概况和工作成就。向新阳教授的《论“扫黄”》一文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而且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来分析“黄灾”问题，对提高认识很有帮助。杨德康的《从模式创新中求高效》介绍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连环画的创新精神和成功经验，给人以启发。今后似可多组织一些像这样的总结先进经验的文章，相信同行一定会爱读。
　　　　　　　　　　　　                                        1994年10月18日
                            1995年第3期读后感
    王益同志在贵刊1995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美国有没有“买书难”？》讲到“我的印象，我国出版社存书太少，是我国‘买书难’问题不能缓解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讲得很中肯。现在需要弄清的是存书到底少到什么程度，库存的可供品种与本社一年出书种数的比例如何（几分之一还是几倍），平均重印和再版率为多少，社龄越长是否可供书越多，存书少的原因是什么和如何解决等，都很值得调查研究。如果有人能以一个省的各个出版社的情况作为试点进行调查，提出具体数据，将会使人从中得到启示，重视这个要害问题的解决。本期发表的安民、陈中琼《畅销书运筹的六大策略》是以对近三千种图书的调查分析作为立论依据的，就很有说服力。
    贵刊连续不断地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方面对毕碑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这样做法很好，有助于明辨是非，使观点逐渐趋于一致，至少我读后感到对自己提高认识很有帮助。
　　　　　　　　　　　　                                       1995年11月29日
                            1995年第4期读后感
    贵刊1995年第4期配合当前出版工作形势与韬奋诞生一百周年编发一些文章，对两次全国编辑出版理论研讨会的情况及时作了报道，效果很好。看了陈金安《鄂版书走向世界》一文很受鼓舞，说明不仅英文书，就是中文书编得好，适合需要，也能打进世界市场，以一个省的精品图书在美国举办书展获得这样大的成功，对各省的出版界同行都会有启发意义。海外华侨数以千万计，美国加州华人占全州人口1/10，加拿大温哥华华人占全市人口1/3。在亚洲国家，华人更多。这些潜力很大的市场都有待我们去开拓。
　　　　　　　　　　　　　                                     1996年2月12日
                             1996年第3期读后感
    第3期编发王益同志的文章《印刷早还是出版早--一个通俗而又复杂的问题》提出了出版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出版”概念和出版起源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出版史就无从写起。过去的理论偏重于编辑学，而出版学似乎有点被冷落。“编辑”概念的界定也离不开对出版概念和出版起源的研究。文章发表后王老复印了一份寄给我，我看到时很高兴，当天就给他打了电话，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由出版界老前辈来推动，必将引起大家的关注。
　　　　　　　　　　　　　                                     1996年11月9日
                             1998年第2期读后感
    《出版科学》1998年第2期已收到。钱文霖先生的《我的编辑之路》全是肺腑之言，情节真挚感人。作者论说的是自己的老黄牛精神，读者得到的是关于编辑道德修养和领导艺术的好教材。高校编辑专业的兴衰是整个出版界都极其关注的问题。向新阳教授的文章介绍了最新的发展情况，我很爱看。
　　　　　　　　　　　　　                                     1998年6月26日
                              1998年第3期读后感
    《出版科学》1998年第3期刊登两篇韩国出版家写的文章对了解韩国出版学研究情况很有帮助。过去看有关材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出版学”的概念是日本出版界最先提出的，根据之一是在日本出版学会于1969年3月成立之前，清水英夫就在1967年7月发表了《出版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文，提出出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这次发表的韩国出版学会会长闵丙德的文章提供了一条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韩国出版学的先行者安春根先生是“第一位提倡创立出版学的学者”。安先生早在1963年就在《成均》17期发表了题为《出版学原论》的文章。现在不清楚的是日本学者有没有比这更早使用过“出版学”这一术语。至于美作太郎1950年提出在日本建立出版学会，那可以理解为研究出版的学会，不一定是研究出版学的学会。
　　　　　　　　　　　　　                                     1998年10月9日
                               2000年第3期读后感
    那些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宣扬自己“成功经验”的文章读多了使人厌烦，不如第3期周百义先生实事求是总结教训的文章《得失三章》读后真正使人受益。望贵刊能更多地组织这样的好文章，这也可以创造刊物的特色，给编辑出版论文写作带来清新之风。
　　　　　　　　　　　　　                                      2000年8月30日

    上述这些读后感是在不同年份对某一期的个别文章或某一部分内容有感而发，缺乏连贯性和概括性；但有关湖北省内外、我国国内外出版的情况多少都涉及了，我现在对《出版科学》的基本特色的看法和总的印象正是在诸如此类已记录下来和尚未形成文字的零星感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特色是刊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又是刊物竞争力的来源；没有特色、沦于平庸便打造不出名牌。《出版科学》的创刊号《刊首语》表达了编者要使刊物办出特色的决心。经过十年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出版科学》在众多的地方性刊物中终于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办出了特色。依我看来，它的最大的特色或者基本特色是“重学术，重规范，与时俱进”。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一个整体。
    《出版科学》定位在“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最能体现它以此为本发挥优势显示特色的力作之一是《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正因为办刊数年显示了湖北省编辑出版科研的雄厚实力，湖北省编辑学会才会受中国编辑学会常务理事会的重托承担这一文件的编写任务并由当时任学会会长兼会刊主编的蔡学俭同志负责执笔，在吸取省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后，以中国编辑学会和湖北省编辑学会的名义首先在当时还是内刊的《出版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它的学术性、规范性和可行性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后由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转发全国各出版社参照执行。一般刊物发表文章通常控制在几千字以内，很少超过一两万字，阙道隆先生的《编辑学理论纲要》有六万多字，是作者“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呕心沥血地写成的。鉴于这个极为难得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推进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大意义，编者打破常规，不惜篇幅，在2001年第3~4期把这篇“迄今为止对编辑学研究的较为全面系统的阶段性总结”（编者按语）全文发表，并以此作为新的起点组织省内外同行专家学者就《纲要》涉及的编辑学科建设的种种问题进一步开展讨论。为了给出版科研架设登高望远的云梯，2002年出版增刊《出版科学年评》（1980～2000），约请有关专家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湖北省出版科研进展情况分13个专题进行系统全面的评述。凡此种种，都是《出版科学》自创刊以来不改初衷、重视学术研究、尽心尽力为出版科研服务的体现。
    由于该刊重视规范，我应编者约写或自投的稿件大都与语言文字规范有关，其中有《一个普遍被忽视的问题──谈谈给中文书刊名称加注汉语拼音》、《认真学习和贯彻新颁布的两项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和〈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编辑出版工作》和《英语文字规范的一些基本知识》等。语言文字的应用和检查书报刊编校质量差错，以国家制定的各种有关的规范为准，新修订或新制定的规范要及时宣传推广和认真贯彻。介绍规范的文章有一定的特殊性，有时会给刊物编辑部编稿和排版校对增添麻烦。
    1990年《标点符号用法》和1987年《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经修订改制成GB/T 15834-1995《标点符号用法》和GB/T  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这两项国家标准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同时从1996年6月1日起实施。 送审稿上报国家技术监督局之前我曾参加讨论，《认真学习和贯彻新颁布的两项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和〈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一文是1996年5月上旬根据自己保存的送审稿写的，据国家语委政策法规室的同志说最后批准的文本与送审稿没有大的差别，只是在个别文字上作了改动。等到6月看到正式公布的文本再来写，《出版科学》1996年第2期就用不上，起不了及时配合宣传的作用；如果搁置到第3期再发表，时效性就差多了，因此决定先写个初稿寄《出版科学》编辑部审处。5月中旬我到中国标准出版社了解到，送审稿送到国家技术监督局后，因为内容要与其他国家标准协调一致，又召集各有关部门的代表开会协商作了一些修改；修改稿不能外传，连起草单位国家语委都没有最后文本。等正式出书为时太晚，征得中国标准出版社的同意，我到该社的档案室查阅了唯一的一份最后定稿，着重核对了有改动的地方。回来发信请《出版科学》编辑部对早先寄去的拙作初稿作了多处相应的改动。新华社没有提前发布这两项国家标准将于6月1日起实施的消息，编者及时在《出版科学》1996年第2期刊发拙文，还加了编者按语，完全是出于对语言文字规范宣传推广的重视以及对作者的信任和支持。国家语委政策法规室和中国标准出版社得知《出版科学》配合宣传，甚为高兴；两项标准的责任编辑还表示希望得到刊载配合宣传文章的那一期。国家语委机关刊物《语文建设》到第9期（9月份出版）才获准把这两项国家标准刊登出来，而中国标准出版社在6月份出的单行本在外地书店很难买到。江苏省农村的一位读者最初是从《出版科学》1996年第2期得知这两项国家标准在6月开始实施的消息的，给我来信说在当地买不到单行本，请协助代购。因页数不多，我把两项标准单行本复印寄给了他。
    国内出版含外文的书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形似字母误排，大小写不规范，不同的字体混淆，外文加符字母和带声调符号的汉语拼音字母混淆，外文破折号、连字符和中文破折号、连接号（半字线和一字线）混淆，词内省字号(’)与后面的字母距离过宽，国际音标错乱，移行错误等。个人电脑基于英文设计的编辑系统与中文书刊印刷使用的排版系统不完全兼容，一转换就会产生诸多意想不到的或不易解决的问题，编辑部为保证拙稿《英语文字规范的一些基本知识》排版和编校质量，真是费了不少心血。校样先后以特快专递寄给我看了两次。有的报刊编辑对作者来稿总是“改你没有商量”，而《出版科学》编者则总是把所发现原稿的差错或问题提请作者自行解决，有改动必先征得作者同意或请作者审阅校样认可。原稿是通栏排的，第一次寄来的校样是双栏排的，增加了英文词语在行末拆分移行的次数。因为词与词的距离本来已经非常小，行长又缩短了一半，没有多少调整的空间，有些词的拆分处要往前移或往后移都有困难。编者第二次寄来的校样改为通栏排以减少移行次数和避免出错，让我看过校样把改正了差错的稿件全文以电子邮件再发一次以便及时核对。因付印在即，时间紧迫，编辑第二天就得下厂改版，可是我要在下班之后才能改好发出，学俭同志让孙女守候在办公室的计算机旁接收，当晚打印出来交给他。我原以为胶片能由一位编辑或校对负责检查一次就很不错了，这次我才了解到出胶片后要校阅四次，工厂、专人、编辑、主编各一次，结果在胶片上发现了一处差错，作了改正才付印。把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力争达到不出错别字，是学俭同志在该刊创刊时于1993年3月3日给我的信中代表编者表达的始终不渝的追求。
    《出版科学》从2002年第2期起给所发表的各篇论文列出摘要和关键词，文后参考文献按国家标准规定的格式著录，这是适应时代要求在学术上朝着规范化方向前进；该刊从2002年3月起开通网站，则是在出版方式上与时俱进。有些期刊网需要注册登记或付费才能使用，从而把无数的浏览者挡在门外；出版行业有些刊物名义上是上了网，浏览者只能看每一期目录，无从了解文章的内容。《出版科学》在互联网上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并与搜索引擎链接，对所有浏览者免费开放，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和查阅该刊提供了莫大方便，吸引了全球越来越多的读者，使该刊的知名度与日俱增。浏览者无须知道《出版科学》的网址，按关键词或作者名查询，只要《出版科学》网站数据库储存这些关键词和作者名，搜索引擎便会把浏览者引到《出版科学》网站，阅读或下载所需要的材料。例如在雅虎、搜狐等搜索引擎键入关键词“编辑基本规律”，它们会告诉浏览者去访问《出版科学》网站，该刊刊载的哪些文章有这个关键词。“按需出版”一语不见于《出版科学》文章的标题，只出现在2002年第1期发表的张儒《出版数字化与网络出版》一文的正文中，搜索引擎会告诉浏览“www.cbkx.com/2002-1”刊载的这篇文章有这个关键词，只要点击此处便可进入《出版科学》网站阅读文章全文。我在2003年2月21日从《出版科学》网站看到将于3月20日出版的2003年第2期要目预告，提前一个月知道新的一期将刊登哪些重要文章；如果要目预告刊载在某家报刊印刷版，我就不知道怎样查法了。
    最后提一点建议。从2002年增刊《出版科学年评》得知，书名有“编辑学”字样的编辑学著作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十来种，在90年代出版了62种，研究硕果累累。书名有“出版学”字样的出版学著作我国出版了多少种，从没有看到过统计数字。在《年评》中被引证的书名有“出版学”字样的著作有叶再生的《编辑出版学概论》和彭建炎的《出版学概论》，此外还读过袁亮主编的《出版学概论》，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书目中未查到更多的带通论性或概论性的出版学著作。在90年代发表的探讨出版学理论框架的文章也不多。与编辑学研究相比，出版学理论研究显得太冷清了。就出版行业来说，出版学理论知识是编辑人员和非编辑人员都要掌握的，许多设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编辑学概论和出版学概论这两门课都得开，编辑出版学研究不能只热一头。因此想建议《出版科学》编辑部参照编辑学科建设的经验，在适当时机在刊物上组织有关出版概念、出版学理论体系、出版规律等重要专题的讨论，为推进出版学理论的基础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3年4月8日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