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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与图书编撰曹 之 曹新哲摘 要: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图书编撰家。目的明确，连续不断，传世意识，精品意识等，是他编撰图书的特点。
关键词: 白居易 图书编撰 出版
白居易别集的第一次编撰是在元和十年（815）。据该年白居易《与元九书》：“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这次编撰的是元和十年（815）以前的作品，费时长达“数月”，地点是在九江，卷后有白居易题诗：“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第二次编成的《白氏长庆集》由元稹编成，该集收录了元和十年（815）至长庆二年（822）之间八年的作品。 白居易也参与了编撰工作，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该集的资料全部由白居易提供，据白居易《与元九书》：“凡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予执事。”可见包括元和十年（815）白居易编撰的十五卷本在内的所有作品都交给了元稹，《白氏长庆集》是在白居易初步整理的基础上编成的。其次，《白氏长庆集》的分类也沿用了白居易亲自编撰的十五卷本。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白氏长庆集》也是这样分类编排的。第三次由白居易亲自编撰的《白氏文集》收录了长庆三年（823）至太和二年（828）间六年的作品，较《白氏长庆集》多出十卷，当时正在长安担任刑部侍郎的白居易身体欠佳，“目昏头白，衰也久矣”，甚至悲观地认为“由兹而后，宜其绝笔”[4]。太和二年（828），57岁的白居易还与挚友元稹共同编撰了元白唱和总集《因继集》。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经对元稹说：“足下兴有余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可见元白唱和总集的编辑是元和十年（815）由白居易首先提议，并为之命名。14年后的太和二年（828）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变成了现实。不过，书名改为《因继集》。太和三年（829），58岁的白居易又编了他和刘禹锡的唱和总集《刘白唱和集》。白居易别集的第四次编撰是在太和八年（834）七月十日，这次编撰是白居易在东都洛阳进行的。编撰内容包括太和三年（829）至太和八年（834）五年间的作品，共得诗歌432首。白居易别集的第五次编撰是在太和九年（835）夏天。白居易当时已经64岁。编撰地点是在东都洛阳。编撰内容是太和二年（828）至太和九年（835）之间八年的作品。与太和二年（828）本相比，卷数相同，仍然是六十卷，当是白居易把八年内的新作品按照内容附入太和二年（828）本各类中。白居易别集的第六次编撰是在开成元年（836）闰五月十二日。当时白居易已经65岁，正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之职。这次编撰的内容是从太和九年（835）到开成元年（836）两年间的作品，与太和九年（835）本相比，多出五卷、增诗291首。据白居易《圣善寺白氏文集记》小注：“元相公作集序并目录一卷在外。”可见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参加了这次编撰工作。白居易别集的第七次编撰是在开成四年（839）二月，当时68岁的白居易仍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之职。这次编撰的内容是从开成二年（837）到开成四年（839）三年间的作品，与开成元年（836）本相比，多出两卷，增诗232首。白居易别集的第八次编撰是在开成五年（840）十一月二日。开成四年（839）冬，白居易曾患风痺之疾，大病一场。这次编撰是在大病初愈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整理的是从太和三年（829）至开成五年（840）十二年间在洛阳所写的诗歌，共有800首，分为十卷。白居易别集的第九次编撰是在会昌五年（845）五月一日。当时74岁的白居易早已退休，在洛阳香山家中安度晚年。这次编撰的内容是从开成四年（839）至会昌五年（845）七年间的作品。与开成四年（839）本相比，多出八卷，增诗353首。以上就是白氏文集的编撰情况。然据白居易撰《白氏集后记》：“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序后集五卷，自为记。”这里当然是对本人作品的编撰情况进行了一次简要的总结，没有把60卷本、65卷本和67卷本包括进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似乎在50卷本和75卷本之间，还有一个70卷本。这个70卷本是何人何时何地编成的？尚待进一步研究。总而言之，从44岁到74岁的三十一年中，白居易连续不断地进行别集的编撰工作。其自编别集次数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
传世意识是白居易图书编撰的第三个特点。所谓“传世意识”，是说白居易在编撰图书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念念不忘后人，念念不忘传之久远。清朱彝尊说：“诗家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既属其友元微之排缵《长庆集》矣，而又自编后集，为之序，复为之记；既以集本付其从子外孙矣，而又分贮东林、南禅、圣善、香山诸寺。比于杜元凯砚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旷达，不应戚戚于年岁之逾迈，沾沾于官秩之迁除，计禄俸之损益。不知公之进退出处，系时事之否泰，恒恐后人论世者不得其详， 故屡见之篇咏，斯则公之微意乎！”[5]在白居易的诗歌中，确有不少“年岁诗”“官秩诗”和“禄俸诗”。据宋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统计，其“年岁诗”和“官秩诗”有77处，如“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等。其“禄俸诗”有27处，如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任苏州刺史时，“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等。为什么白居易的诗歌常常“戚戚于年岁之逾迈，沾沾于官秩之迁除，计禄俸之损益”？当与白居易浓重的传世意识密切相关。白居易在写书或编书时，常常想到“后人论世者”，为了给“后人论世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使其“得其详”，因而才不厌其烦地将“年岁”“官秩”“禄俸”写入诗中。这种为后人着想的传世观念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白居易多次结集作品、多抄复本、分贮诸寺的“微意”所在。白居易的传世意识还可在其作品中找到大量证据，例如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诗云：“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这里祝愿“百代不湮沦”，担心“灭没人不闻”，也是白居易传世意识的体现。白居易的大量题壁诗也与传世观念有关。元稹和白居易的题壁诗在唐代是最多的，通过题壁，发表作品，流传于世。元和十二年（817）冬，白居易将元稹诗百首题于屏风，因有《题诗屏风绝句》：“相忆采君诗作障，自书自勘不辞劳。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诗前有小序云：“前辈作事，多出偶然，则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异日作九江一故事尔？”其中“定被人争写”“南中纸价高”，正是白居易传世意识的生动写照。序称“前辈作事，多出偶然”，则表明白氏题诗于屏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意为之，有意“为好事者所传”提供资料，有意为“异日”的九江文坛增添一个动人的故事。太和三年（829）三月五日，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序云：“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常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此虽戏言，但也看出白居易的传世意识，他把“播扬名声”、流芳百代当作一种幸福，并戏称元稹抢占了他的幸福，使他不能独领风骚。白居易晚年专门做了一个书柜，收藏自己的文集，因有《题文集柜》诗：“破柏做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从“诚知终散失”这句诗来看，白居易对诗集的流传是比较悲观的。他悲观的原因有三：1）唐代雕版印刷虽然已经发明，但是还没有普及，诗文流传多靠人工抄写。而人工抄写速度慢、复本少。尽管他的诗文集已经抄了几个复本，并分藏多处，但他仍然不放心。2）无继承人。诗中提到的“邓伯道”，即晋代邓攸（字伯道）。据《晋书·邓攸传》，邓攸是西晋人，永嘉末被后赵石勒抓去，后趁机肩挑亲子和从子逃出虎口，备极艰险。度不能两全，以其弟早亡，特保全其从子，抛弃亲子而去，终无嗣。白居易同邓攸一样没有男孩，因以邓攸自比。在封建社会，只有男孩才是父母财产的法定继承人。既然白居易没有男孩，仅有一女，也就意味着没有继承人。想到这里，白居易很悲观。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是有女无男，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一首诗中说：“各有文姬才稚齿，俱无通子继余尘。”[6]同样表达了他对没有继承人的忧虑。3）“世无王仲宣”，王仲宣即汉末文学家王粲（字仲宣）。与王粲同时有一位著名学者叫蔡邕，藏书万卷，后来发现王粲才华出众，把藏书全部转交王粲，王粲成了蔡邕藏书的继承人。这里，白居易又以蔡邕自比，以为世上没有王粲之类的才子可以托付文集，想到这里，也很悲观。不过，最后白居易还是自我解脱，用坚实的柏木做了一个书柜，用来收藏文集，将来让出嫁的女儿“留与外孙传”，也不失为一种流传方式。总而言之，从《题文集柜》这首诗来看，白居易的传世意识确实是很强的，为了别集的流传，他想了很多办法，做柏木书柜就是其中之一。
精品意识是白居易图书编撰的第四个特点。真正的传世意识与精品意识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编撰者一旦有了传世意识，他就会为著作传世创造条件，就会本着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历史的重托，千方百计打造精品。白居易正是这样。他的作品总是反复推敲，一字一句都是呕心沥血之作。甚至经常念给老太太听，听不懂就反复修改，直到听懂为止。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曾说：“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7]白居易曾要求后人在编辑其作品时，把杂律诗全部删去，他说：“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8] 也就是说，他认为杂律诗都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作，为了“释恨佐欢”，“率然成章”，非其精品。可见白居易对于图书编撰的严谨态度。除了自己修改之外，白居易还往往请诗友帮助修改，他曾对元稹说：“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9]这就是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著者本人在修改诗文的时候，往往“私于自是”，不辨良莠，常常兼收并蓄，不忍割爱，而请毫不姑息迁就的诤友参加修改，“讨论而削夺之”，最后才能做到繁简得当，去粗取精。白居易一生有元稹、刘禹锡等许多诗友，一有新作，他们就互为交流唱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从而保证了诗文的质量。
在编撰方法上，白居易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白居易在编撰别集时，总是采用分类编排的方法，将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等类别。白居易所编类书《白氏六帖》更是分类编排的，据宋黄鉴《杨文公谈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钞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外，白居易在编撰文集时，也很重视序记的撰写。除了《白氏长庆集》由元稹作序外，其余各集均由白居易亲自写序。他写的序有《因继集重序》《刘白唱和集解》《序洛诗》《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圣善寺白氏文集记》《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香山白氏洛中集记》《白氏集后记》等。这些序记说明本书内容、编撰经过、编撰时间、编撰地点、卷数多少等，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白居易不愧是一位著名图书编撰家。他的著作之所以千古流传，与他的传世意识、精品意识等密不可分。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白居易在图书编撰方面的经验，继承这份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2] 刘昫．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3][8][9]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28：与元九书
[4]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51：白氏文集后序
[5] 朱彝尊．曝书亭集：重刊白香山诗集序
[6]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53：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
[7] 袁枚．随园诗话 卷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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